1978年春天，年近而立的我走进了安徽大学的校园，在外语系英语专业就读。当了十年的农民，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不但在基础英语等专业课上认真听讲，而且在课外大读《英美概况》、《英国史》一类的书。可才读到大二第一学期，我的平静心态就被考研的事情打乱了。听说兄弟班级有几个同学要提前考研，我班的同学也撺掇我去试试。我本来绝无此念，可是风闻研究生每个月有36元助学金，比我当时领到的每月18元正好多一倍，这真让囊中羞涩的我怦然心动。我鼓起勇气到省教育厅去查看江南地区各所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目录。没想到各校英美文学专业的考试科目中都有“第二外语”这一门，而安大外语系的二外却要到三年级才开设。我只好在其他专业中物色对象，最终确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唐宋诗歌”专业。
1979年6月2日，我走进了设在合肥二中的考场。南大的试卷相当合我的胃口：古代汉语中分量最重的一道题是把几段白话文译成文言，那几个答案都出于《左传》、《孟子》等书，而且刚巧都是我曾背诵过的段落。于是我的古代汉语得了98分，比英语的96分还要高。专业课试卷中有一道题是写一首格律诗，刚巧我在农村穷极无聊时曾自学过平平仄仄，于是当场写了一首七绝（本想写七律的，但是中间两联怎么都凑不好，只好仅留首尾变成七绝），虽是恶诗，毕竟没交白卷。就这样，我考上了南大的研究生。当年9月，我见到了白发苍苍的导师程千帆先生。
我能遇到程先生，真是三生有缘！当年程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他前去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很贵，而中文系的学费却相当低廉，于是家境清寒的他临时改上中文系。而我在高中时也是一心想当工程师，遭遇了“文革”才弃理从文。更有意思的是，程先生曾在农村放牛饲鸡十八载，而我也在陇亩度过了十年青春。于是当程先生说玄武湖边的一块草地够五头牛吃一天时，我从心底里觉得那是内行话。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刚直不阿的品性使我深感钦佩。我与同窗徐有富、张三夕第一次到程先生家去见他，先生说今年共有四十多人报考他的研究生，许多考生事先写信来联系，还寄文章或读书笔记来请教，甚至有人带了礼物上门求见，可是我们三人连一封信也没给他写过，我以为这下要被责怪了，没想到先生微笑起来，说：“这很好！”我现在也不欢迎考生事先前来联络，便是从程先生那里学来的。
能跟随程先生读研，当然是人生的福分。但说实话，那也是相当辛苦的。尤其是我，一开学就感到汲深绠短，左支右绌。徐有富师兄是“文革”前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张三夕师弟则已在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完了本科，他们的基础都比我好。只有我从未在中文系读过一天书。还好我被学校里批准免修英语，得以一头扎进李白、杜甫的古典世界，埋头苦读。程先生亲自为我们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是杜诗研究。他老人家亲自登台讲课，可容四五十人的教室人满为患，听众中有南大和南师的研究生，也有两校的中青年教师。但这两门课其实是程先生专为我们三人开设的，所以我们总是坐在第一排听讲。当然，我们除了听讲还要录音，以便课后整理讲稿。煌煌四册的《校雠广义》便是以当年的记录稿为蓝本的。那年头的录音机体积巨大，还得用接线板从墙上接通电源，第一排课桌的中间部分便属我们专用，即使我们较迟走进教室，也绝对无人抢占。没课的日子里，我们都习惯在宿舍里看书。我与张三夕同住一个房间，两张床靠着窗口对面铺开，中间放着两张小书桌，连放张凳子的剩余空间都没有，我们便坐在床上、趴在桌上看书。房间里没有书柜，每人的床上都沿墙码着一排书，颇有“年年岁岁一床书”的古风。同宿舍的其他同学有的爱上图书馆，有的家在南京不常到校，经常呆在宿舍里看书的便是我们两人。我俩的作息时间完全重合：黎明即起，晚上11时熄灯。除了一日三餐前往食堂，我们便面对面地坐着读书，其间基本不交一言，直到熄灯上床后才说几句闲话。那时宿舍里连风扇都没有，更不用说空调。夏天挥汗如雨，冬天缩头袖手，都是常态。我们惟一的运动项目是晚饭后的散步，在校园内外走上二三十分钟。因为散步时间过短，曾被同年级的学长讥讽为“散步抄近路”。至于娱乐，只是偶尔看一场电影。那时新片不多，电影票也不好买，看电影常是全班的集体活动。
时光迅速，1981年底，我们便毕业了。此时学位制度已经建立，我们都获得了硕士学位。紧接着南大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南大共有二十多位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认定资格的老教授。学校里考虑到这是首次培养博士生，不可草草，于是挑选了10位导师，每人从刚毕业的硕士生中试招一人，程先生便在这份导师名单中。1982年初，我成为全系惟一的博士生。直到1984年我毕业以后，系里才开始招收第二批博士生。于是在那三年里，我便处于“独学而无友”的状态。开始攻博以后，程先生为我设计了一份培养规划。他认为不必为我一人专门开课，于是所有的课程都采取专书研读的方式。程先生开列的必读书目如下：《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程先生向我解释过确定这份书单的理由：虽然我的研究方向是唐宋文学，但是要想具备研究唐宋文学的功底，就必须对先唐典籍下一番功夫。况且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在学业上打好坚实的基础，撰写学位论文仅仅是学习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我根据这份书单埋头苦读起来。程先生觉得由他一人来指导我还嫌不够，就聘请了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做他的助手，四人一起来向我“施加友善的压力”（这是程先生的原话）。说实话，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被压得九死一生，1984年夏天写完学位论文初稿后便发了几天高烧。不过我至今仍然深切地怀念那段岁月，仍然由衷地感谢四位老师对我所施加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把我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
我研读典籍时没有偷懒，因为我明白必须乘此机会进行一番“恶补”。我尽可能选择重要的版本来读，例如《诗经》，我既读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又读了朱熹的《诗集传》。又如《楚辞》，我通读了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三种注本。《史记》则以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主，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为辅。程先生要求我每读毕一书都要上交读书笔记给老师批阅，我至今保存着几册读书笔记，比如关于《史记》的一本笔记本上，我写了一百条读书札记。负责批阅的老师是郭维森先生，他几乎在每一条札记后都写了批语，是用铅笔写的蝇头小楷。其后程先生又用红色圆珠笔增添了几条批语。郭先生的批语语气都很温和，与程先生批语的凌厉直截相映成趣。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笔记本，如今它已成为我用来教导刚入学的博士生的“革命历史文物”。有几本典籍的读书笔记采取了单篇论文的性质，其中如《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与〈左传〉的异同》、《朱熹楚辞学略说》、《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等，后来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我从自身的经历中真切地体会到，研读典籍对于博士生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提高了我的学养，而且有助于我的论文选题。当我阅读朱熹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后，便对朱子的文学修养深感钦佩。趁热打铁，我又读了朱子的《韩文考异》、《朱文公文集》以及《朱子语类》。读完以后，油然想到这一选题：朱子虽是理学宗师，但他对文学是如此热爱，又是如此内行。他不但擅长诗文写作，而且常常与弟子谈论文学，时有真知灼见。他在三部文学典籍的注释、校勘上花费的心血，丝毫不输于“四书”等儒学经典。可是迄今为止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著作中要么不见朱子的身影，要么就说他轻视文学、排斥文学，这好像不符合事实。于是我向程先生提出以《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为学位论文的题目。程先生一听也非常赞成，但指示我必须查清学界是否已有相关论著发表。那时还没有电子检索的手段，我就跑进图书馆拼命翻阅各种书目以及新老刊物。最后，因从报上得知钱穆先生刚在台湾出版了一部长达二千多页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而那时海峡两岸互相隔绝，我根本不可能及时读到台湾的出版物，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放弃了这个题目。其实在1983年初的学术背景下，那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论文选题！
经过一千天的苦读，我终于完成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习任务。系里把我的学位论文《江西诗派研究》寄送朱东润先生、林庚先生、萧涤非先生、王起先生、孙望先生、金启华先生、顾易生先生审阅。他们在评语中都对我鼓励有加。1984年10月22日，系里为我举办了隆重的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的阵容堪称豪华，九位委员中有三人是南大的老师：程先生、管雄先生和周勋初先生。其余六人来自校外：钱仲联先生、唐圭璋先生、徐中玉先生、霍松林先生、傅璇琮先生和舒芜先生。德高望重的钱老担任主席。到场旁听的中文系师生和来宾有二三百人。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都派人到现场来录像。经过长达3小时的答辩，钱老当众宣布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第二天晚上，央视的《新闻联播》转播了江苏台关于答辩会的新闻。我的读研生涯便这样画上了句号。
三十年光阴雷奔电掣，如今程先生和郭维森先生都已不在人世，依然健在的周勋初先生和吴新雷先生已臻耄耋之年，我本人也已两鬓苍苍。回首当年的读研生涯，依然清晰而且亲切。当年在南园宿舍里埋头苦读的情景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读研生涯，真是人生最难忘的一个片段！
（原题《白头犹记青衿时》，载《文汇报》2013年6月4日第12版，收入《莫砺锋文集》第十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