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国内外学界一直有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地缘优势”等术语的，但“地缘文明”却从未有人使用过。世界体系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用的“地缘文化”（geoculture），大概是与“地缘文明”是最接近的了。本书使用“地缘文明”这一术语，既非要模仿沃勒斯坦，也非要顺应时代要求，搞点“创造性思维”。本书甚至不怀“超越文化论争”的奢望，因为谈“文明”，甚至谈“地缘文明”，其实仍然是在谈“文化”（有学友说，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大可不必谈什么“文化”了；我们最应做的事，莫过于“超越文化论争”）。毋宁说，“地缘文明”的使用受到了某种内在理据的驱动。
地球上原本有多个相互独立的文明。它们原本按照各自的轨迹演进。大约在西元纪年开始前后四五百年之间，它们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内部整合，也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区域性扩张。华夏世界的秦汉帝国在扩张中（这显然并非仅仅是军事意义上的扩张）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朝鲜、日本和越南；北印度的孔雀帝国统一了南亚大部分地区，印度文化开始向东南亚和中国播散；希腊人侵入西亚，建立了庞大的亚非欧帝国（西元前6世纪崛起的波斯帝国也可作如是观），希腊文化与西亚的叙利亚文化因之发生快速融合，为基督教文明乃至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奠定了理念、文化和制度的基础。在本书看来，文明的区域性扩张导致了文化、物质和人员的区域性交流；这种交流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更产生了一个重要结果，那就是各“地缘文明”或“地缘共同体”的初步形成。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古代意义上的“区域一体化”。我们或可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准全球化，一种当今如火如荼的全球化的“初级阶段”或预演。正是地缘文明或地缘共同体之开始形成，正是这种古代意义上的区域一体化，才使今天充分意义上的全球化成为可能。
本书从地缘－自然的角度探讨了各大文明的精神品质。这固然占去了《地缘文明》不小的篇幅，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并非是它最大的兴奋点。它最大的兴奋点，是从地缘一体性的角度来描述国家或“文明”间的互动。须知，中日韩之间、中日韩与东南亚各国之间自古以来便存在一种基于地缘一体性的密切互动关系；其中，中日关系尤其重要。
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最好少谈点理论；如果不得不谈，也别谈得太抽象，否则会吃力不讨好。中日关系虽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但选择这一话题，却并非要投市场之好，赚取眼球。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有很多方法。最根本的方法，也许是从一开始就避开中日关系，选择某个相对轻松一点的话题。可是，对于有着现实关怀的人们来说，中日关系偏偏很难避开。更糟糕的是，这个问题不仅十分沉重，而且十分敏感，在两国关系异常艰难的今天尤其如此。本书希望中日关系能很快回复到先前那种较好的状态，但现实情况似乎刚刚相反。事实上，中日关系处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一大困局或病局不是没有原因的。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为数不少的日本人很难适应中国又重新强大起来，而日本多年来却原地踏步这一现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日本人当中产生国民性的心理障碍，应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心理障碍的表征，是整个日本的政治倾向的右转（包括日共和其他左翼政党在内）。日本右翼更是丧失了理智，2005年在日本紧锣密鼓“争常”时，竟然发生首相带头，内阁成员和议员们一而再、再而三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之事。这是很难理喻的。在这种情况下，谈“东亚共同体”是否有点不合时宜？
乍看上去，成立一个像欧盟（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地缘共同体）那样的“亚盟”只是一个遥远的“愿景”，至少今后十多年内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我们应知道，中日间的恩怨并非始于甲午战争，而是四百多年前的16世纪。16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日关系的总趋势是日本的相对力量上升，至1980年代达到最高点；而中国的相对力量则是下降，至1910年代降到最低点。自1990年代起，中国的国力迅速回升，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有利于中国的变化。这是16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形，更使自我感觉良好了一个世纪的日本人难以适应。中日间的恩怨既是一个跨越多个世纪的疙瘩，便很难指望在一二十年甚至几十年内得到根本解决。可是国家之间的力量消涨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假以时日，或者三四十年以后，或者七八十年以后，或者一百年以后，谁能说中日不能像法德那样和好如初？谁能说日本人不能适应中国已重新强大起来这一活生生的现实？谁能说重新强大起来的中国不能淡忘历史上的伤痛？届时，连接日本、朝鲜和中国的跨海铁道或已运行，中日间人员、信息和物质的交流或已达到现在的几百倍，东亚共同体或已不再是设想，而已成为现实。
在今是中国，开口“鬼子”、闭口“小日本”式的爱国主义谁都会，可要把日本人遵纪守法、仔细认真、事事追求完美的精神学到手，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中国人要真正崛起，要真正在中日关系上掌握主动，进而在所有国际关系中从容自如，游刃有余，不把日本人的优点学到手，是不大可能的。这就是“自强”，是甲午战败以来我们一直在谈，从未中断的话题，是从民国到共和国一直演奏着的复兴交响曲的主旋律。在此信息时代，人们能在网上消遣、发泻，或干其他什么事，能理性思维的人越来越少。就中日关系而言，若偶尔有人表现得清醒一点，那理性声音很可能被铺天盖地的网络口水淹没。这不是中国的福气。
2006年月2月2日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