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断简残垣很令人惊讶，毕竟这是一个十分现代化的城市。城中心大街上、就在取名为「富门」的高级住宅区旁边，有一些低矮的房子被摧毁了，而其残破之景况反映在高楼的玻璃表面。在上海最古老的地区，东家屯，怪手在两个礼拜之内就会来到，而老妇人在拥挤的巷弄里蹲着，沉默而束手无策地面对着怪手。
但你无法对上海太伤感，这个地方，就像孟买一样，在十九世纪时，是靠着鸦片贸易兴建起来的。一群黑帮、政客以及外商统治此城一直到1949年共产党接收为止。在那些半殖民的占领年代，上海得了「亚洲妓女」的浑名，在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或陈凯歌的《风月》里闪烁着旧中国的光辉。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穷人路倒在租界区的街道上。
今日上海外滩上的乞丐谨慎地接近你，外滩指的是黄浦江的加固河堤，过去就是在这里，林立的大房子充斥着银行、洋行以及外国主子的外交使馆。现在穷人比较不显而易见了，但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来自贫穷的乡村，他们穿著褪色的蓝色毛装，以及蒙尘的皮鞋，注视着南京路的超级百货公司，还有浦东闪烁的霓虹灯。小说家王安忆，坐在我下榻旅馆、浦东一栋丑陋的大楼里，说：「这里没有文化！」我不确定在此市最时髦的新区里最缺乏的是文化，这个地方在短短十年之内，就从外滩不远的泥巴地上兴建而起，而且刻意设计成全球化的中国的财富与权力的象征物。后现代的摩天大楼矮化了外滩的圆顶以及钟塔，过去后者对于大班以及来到上海、戴着草帽的欧洲观光客是一种安慰的象征。闪亮的新工业区－－以及造景的花园－－漫延整个郊区。上海重新得回它作为中国经济引擎的角色，与亚洲资本主义的重镇。
中国以出口导向经济的成果，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有部份是显而易见的。超过一亿五千万人每天必须只靠一美元生存；有两亿人必须离开乡村，到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去找工作，而他们在那里的生活环境非常差。去年有四百万人参加了八万七千次抗议，大部份都是反抗官方非法取得农地。在亚曼尼以及法拉利的宽广展示间里，一个新精英阶级努力购物，以证明邓小平所说的：「致富光荣，贫穷可耻」。只要你到了这里，另一个中国，那里的党官员任意收费、税上加税，缺乏国家投资而导致公共卫生以及基本教育系统恶化的那个地方，似乎相当遥远。
1920、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读着马克思与列宁，梦想着革命的富江路大型书店里，今日充斥着商业书籍，以及美国CEO的传记。美国与欧洲的商人挤满旅馆大厅、外国人常去的咖啡馆以及酒吧－－这些人是旧大班新版本，你仍然可以听到他们在抱怨地方工资太高、技术工人缺乏等等。夜店里到处都是单身年轻的白人－－通常身边都不只一位中国女伴。而地方报纸的分类广告版上全部都是寻找看顾孩子的奶妈的广告。
城市的旧中心被摧毁以迎合这些新精英的需求。豪华的住宅区兴起，以容纳外国商人、资深党官以及新富。这些建筑物都有着怪异混杂外表－－美国殖民地的外表、新古典的梁柱、巴洛克式的石膏装饰、都铎式的上梁：它们象征着一个在跨国际有钱有势的精英新占领下的城市。
其它人就靠他们所拥有的勉强生活。一天下午，就在抵达上海不久，我旅行过一条高速公路，从市中心来到外围高耸的住宅区，这里是为一群从弄堂里被赶出来的人所建筑的房子。锈斑以及尘垢已经将这些建筑物染色了，电梯故障，水压很低，住户必须爬楼梯上上下下用塑料桶子提水，然而在这个早衰大楼的住户，与遥远市郊的住民比起来，似乎仍然是有特权的，在那里他们只能挤着住在再度区隔的房子里、阳台封起、窗外的风景是让油烟熏黑的泥巴巷弄以及暴露的排水管。
朱学勤
我当时正要去见朱学勤，就是中国自称自己为「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里最有名的一位。在1998年，过去常常公开批评共产政府的朱先生，为批判中国官僚腐化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写了介绍文，后来此书就被禁了；而我预期会见到他住在一个困窘的环境里。
然而结果不是，他家在一个称为「加州花园」的住宅区里，其建筑物丰富奇怪而普世的风格，每户都有私人停车位以及小花园，颇符其名。我在门口脱下鞋子，套上看起来像是两个塑料浴帽的东西在脚上。开放式的客厅里有着闪亮的假大理石地板、还有一个花岗石的火炉，因为上海温和的冬天以致于用不上。一瓶半喝掉的中国葡萄酒－－葡萄酒是许多中国试图赶上西方的消费物品之一－－站在一角的餐桌上。
在文革开始时，朱学勤刚刚在上海念完小学。他为了配合毛泽东向贫下工农学习运动，他自愿跟一群充满理想的学生到河南最穷的地区去，他们希望在那里能够结合劳动还有自习。在1972年，他跟着他们一起到一家工厂去，并且在那里十年，白天工作晚上读书，就在邓小平开始将中国的国家经济大量市场化的时候终于在1982年回到学校，。
他无私、无敌意地描述他在文革的经验：他对于毛的敬意如何转变成不只对毛主席、甚至对革命这个观念、以及早在18世纪就兴起的群众运动的不信任。他在那漫长的下放日子里，读任何他可以拿到手的材料，包括有关法国大革命以及卢梭，而后者就是他博士论文的题目。
他在一个资深干部常去的书店里发现一本雀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的甘地传，雀斯特??鲍尔斯是不情愿的冷战战士，也是美国在1950与1960年代派驻印度的大使。朱学勤告诉我，毛曾经谴责甘地是个反革命份子，而这一点就让许多中国人认为甘地一生已经盖棺论定。但是读过鲍尔斯的书的朱学勤，开始认为鼓励民主革命、非暴力与非强迫的甘地，比毛泽东更伟大。他告诉我：「即使尼赫鲁都比毛伟大。」
然而现在他支持的不是甘地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评，也不是尼赫鲁的费边社会主义。他与其它知识分子自从1980年代以来所倡议的是，遵照西方路线的快速现代化。朱学勤的思考太过独立，以致于并不尊崇福里曼（Milton Friedman）或海耶克（Friedrich Hayek），两位分别是里根式经济与撒切尔主义的教父，这两位在1980年代在中国十分流行。他对新儒家或新威权主义者，这些定期提议要填补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真空者也没什么耐性。而且他也小心地对一位外国学者提出来的，将五四运动的影响与毛泽东主义的灾难加以连结，表达有限的支持。
他相信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保证各式的自由，而且，至少在其理想的形式里，与民主不应分割，然而他也在同时害怕这些可能性，都会因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而窒息。这就是中国自由派之间的广泛共识，他们支持市场改革，但指控政府并不在最重要的地方加以改革：赋予人民法律以及宪法的权利。许多这类的「异议份子」，如刘军宁、余杰，常常在美国媒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报导里出现，而美国的报导总是假设：自由的市场将会保证民主，并且在报导中摆荡于于中国专制政府的过份、以及自由资本经济的丰富果实之间。然而，在中国本身，知识分子渐渐对全球化产生怀疑与政治抗拒，特别是对于官方的非自由意识形态的抗拒，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提供不出任何方法解决日益严重的贫穷与不平等问题，只说私人财富的累积越多，最终将对每人都有好处。
朱学勤对于所谓的「新左派」也相当怀疑，「新左派」由作家、学者、活跃人士所组成，他们在过去十年间崛起，并且是中国所谓「经济奇迹」、及其带来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惨重代价最重要批评者－－福利国家的解体，极度不平等与腐化、失业率增高、广泛的污染所造成的天空中总是不散的乌云、黑色的河川。而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新左派对于中国统治阶级的渐增影响力。但是朱学勤告诉我，中国需要的是更多市场导向的改革，并且认为政府过度介入自由市场的机制才是不平等与不正义的始作俑者－－「看不见的脚」踩在「看不见的手」上。
他儿子是个高高、绑着马尾的年轻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问他在哪里高就，他微笑着回答：「我是个扒粪着。」他继续解释他是份新杂志的记者，这份杂志在一定程度上被党中央允许暴露官僚的腐化与无能，以及对于工人与农民的剥削。杂志的总部在北京，他前两周都在江苏省采访，调查一个地方官员作为「样板村」的市场改革成功的模范村，他发现的是另一个任用亲信、以及浮夸数字的熟悉故事。
朱学勤说，中国必须对西方更加开放。他对民族主义没什么耐心，然而民族主义却被新左派认为是有潜力而有效的资源，朱学勤却认为，其反日与反西方的形式，只是共党政权所煽动，以获得统治的正当性。就像文革所证明的，群众的政治运动只会造成混乱，并且增强独裁统治，而不是促进民主。这些看法是保守而不是自由派的，似乎是西方的影响，但是朱学勤活过了毛主义的狂热，亲身体验过混乱是什么样子。
那个傍晚，我回到上海市中心，经过一片抢劫与强占的证据，我怀疑朱学勒因为畏缩于文革的混乱，会不会变得像许多贫穷国家里的中产阶级人民，在努力达成个人的稳定与安全后，无法忍受看到这些事情再被巅覆：将社会正义与经济正义视为个人威胁、因此潜意识地希望限制民主成为一种法律与宪政的制式主义，并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让高等知识分子与少数人，比起无特权的多数人，更加有权力。
朱说，甘地与尼赫鲁比毛泽东更伟大，而我短暂怀疑这是否只是我这位印度访客的客气之言。但这种比较，曾经一度是许多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日常对话。在近年，这两个国家渐渐成为一种胜利论述的主角：西式的资本主义与现代化如何向非西方人民显示一条通往进步与发展的道路。然而对于许多印度人与中国人而言，他们的国家经验与认同，都是形塑于摆脱西方军事与经济的压迫、而争取自由的过程。
印度与中国
印度与中国都是在1940年代以主权国家的姿态崛起，戮力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却彼此以耽心的眼光互相注视。他们在独立后的十年特别亲近，努力抗拒美国要他们加入冷战的压力，并且为后殖民国家介定一种中立的外交政策。在1955年的印尼万隆会议里，中国的领袖看起来好象是尼赫鲁的同志，一起努力让自己国家数以千万的人民摆脱贫穷。
然后，突然之间，在1962年，这两国为了英国人随意画定的边界而起争议，导致战争。印度的军队在中国的领土里建立哨所，激活了双方的敌意；中共的人民解放军反击，赶走了印度军队，宣布停火，然后撤回原来的界线内。此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看起来似乎非常不可靠；而许多印度人渐渐依赖美国提供的对中国的信息，因此以西方冷战争的恐惧与偏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此次的战争造成两国长期的互相敌视与冷眼相待，一直到1980年代，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开始致力经济自由化，边界问题不再重要。
印度的政治人物与商界，以及英语媒体里支持他们的人，看着这么多资本流入中国－－是流入印度的十倍－－还有中国的沿海城市的发展，感到极为羡慕。这些新印度精英，开始对尼赫鲁的经济平等与社会正义的愿景感到不耐烦，指出邓小平的改革就是财富的创造必然先于革除贫穷、文盲与疾病的证据。在此同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也密切观察到，印度一下子就允许普世的选举权，已经带给印度超过中国更多的政府公信力。但许多有权有势的印度人开始认为代表式政治很讨厌－－他们说，这就是印度未能收到像中国一样多外资的原因。因为中国已经证明独裁系统比新自由系统，更能帮助而不是阻碍经济的成长（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说出来），然而独裁系统可以确保劳动法、工会、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以及害怕造成环境破坏的恐惧，都不能阻碍国营事业的私有化、农地重新分配、提供商人补助以及减税、或者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目前在印度与中国的穷人加起来，比整个非洲都多。但这两国的领袖，已经答应要将他们国内庞大的人口带入西方式的消费社会，因此好象先进国家一样，极有自信地竞逐着世界的资源：在拉哥斯（奈吉利亚）、德黑兰、卡拉卡斯（委内瑞拉）达成石油交易，又在各地寻求铁矿、铜、以及木材。中国与印度也渐渐变成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者。
在这两个国家里，新致富的人拥有相似的愿望。我所访问过的浙江茶村一位有钱茶农的家里，也很像是印度新富的家，铺着大理石地板、26吋电视、一位眼里有泪的白人女孩的巨型海报、奢华的沙发、有着淋浴间的浴室、马桶、厨房里有崭新的微波炉，还有许多其它很少使用的新家电。
作为一个印度人在中国城市里，感觉熟悉的是拥挤的人群，生动的街道，开放式的店面与小吃摊，还有卖着名牌的大型百货公司，奔驰与BMW卡在打结的交通里，大型的广告看板广告着综艺节目，混杂着色情与军国主义的网站。
很难令人不好奇的是新富中国人的政治看法如何。他们无法透过选举来表达他们的看法，然而并未让他们可能在中国、甚至更大的世界里所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变得不急迫。因为，虽然印度人有投票的机会，他们已经证明自由的市场、定期的选举不一定导向开明与和谐的社会。印度的新中产阶级倾向于保守，如果不是反动的话，一致地，一面倒地选出了印度民族主义者为代表，虽然这些印度民族主义者常常攻击穆斯林，也对乡村的穷人漠不关心－－印度的农村地区有百万计的人陷在贫穷与债务的陷阱中不得脱身，而且渐渐受到共产主义份子的吸引，后者则从毛泽东那里寻求灵感。
在中国我也可以感觉到似乎，原来的国家意义感的消失已经导致一个碎片化与分裂的社会，最有权力的许多人对于政治所求的，就只有保护自己的利益。最近美国公共电视的制作人发现，属于中国精英的北京大学的大部份学生，从来没有听过或看过1989天安门事件中，拎着塑料袋站在人民解放军的坦克车之前的男人的照片，而这个影像在美国媒体上却常常出现，并且向不在中国的人，说明中国对于自由与民主的渴望。这种对于政治的冷漠－－在印度的年轻人之间也相当明显－－不能完全怪罪于共党的阴谋或恐惧。我所交谈过，在毛泽东于1976年死后才出生的年轻人，往往表现出对于日本与美国的民族憎恨，但除此之外似乎对于赚钱或花钱的兴趣，比讨论中国如何从世界上一度最平等的国家变成最不平等的国家，来得高昂的多。
西藏冰川的融化，中国西北部的沙漠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婆罗洲的森林消失，对于我在上海遇见的名人设计师，都是第一次听说的新闻。即使是美国媒体上相当有名，北京最敢言的部落格写手，也认为民主制度不过就是言论自由。也许邓小平的经济赌注已经奏效了：个人致富的愿景，以及消费的新形式，已经弥补了政治自由的缺乏。中国人失去的道德与意识型态的停泊处，或者也是中国正常化的一部份，整合而为全球秩序的一部份。而将中国的政治总结为一个专制国家大力抑制一个向往西方式自由与民主的人民，也一直都很容易。
然而中国到处都有提醒着人们，其革命过往与极有侵略性资本主义现实的复杂关系的东西，常常在远离那些摩登百货司的地方。明显的不只在纪念毛泽东的T恤或海报上，或者来到北京寻求正义的上访群众说到他们已故领导的敬意中。其征兆仍然在仍然到处可见的「大众文化」里可以看得到，反映在公园与人行道上跳舞的中年与老年人，或者在每处的毛泽东纪念馆里唱着革命歌曲的老人。
这个革命过往的存在并不容易理解，即使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从小就在类以的后殖民主义以及社会理想主义的印度长大，稍后又见证到这些理想为匆促的全球化所峻拒的人。然而印度所经历的大体上是一个布尔乔亚式的革命。既然许多封建与官僚精英继续留了下来，或甚至增加了他们在后殖民时代的权力，所以印度整体上比较稳定，也有比较多的延续性，而经常性的选举，不管多么不足，让印度免于独裁制度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然而，这也意谓着，印度的土地改革从未彻底实现，而旧有的社会与经济的结构，仍然在此国家的大部份地方茍延下去，并常常与新的不平等重叠。
在中国，共产党靠着毁灭旧封建精英来强化他们在农民之间的基础。比起尼赫鲁更甚的是，毛泽东看到了一个平等的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为新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并且认为新的主观形式的创造比经济发展更加重要，可以在人民之间培养出革命文化与自觉。这就解释了印度直到今天，种姓与阶级意识仍然是社会与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石，反而在中国是相当新颖的东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认为经济的不平等，乃为通往大部份人都可抵达的消费主义的乌托邦之自然、甚至是必要的过渡阶段，中国的许多都市知识分子仍然认为平等主义是一种道德的基本价值，并且害怕旧阶级、旧社区、与旧地域原有连系的解体，以及讨厌粗糙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反常状态与异化现象。
贾樟柯与余华
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旧式地忧心一个社会在道德上的健康，在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作品之中非常明显。贾樟柯出生于1970年，赶不上文化大革命理想主义的昂扬与幻灭，也无法分享邓小平经济改革后生活水准提升的快乐。后毛时代，最先到达西方的许多中国电影－－特别是张艺谋与陈凯歌的作品－－拥有一种不经意的史诗性质，一部份是因为它们试图捕捉苦难与努力求存的历史经验，而这是电影界前所未见的。这些电影也让许多中国人可以部份认同他们最近的历史；它们也满足西方影评家需要的国家寓言。但现在，张艺谋与陈凯歌愈倾向讨好国际市场对于异国风情的嗜好，他们电影中的史诗特质就开始自我摹仿了。
另外一方面，贾樟柯的电影，大部份都是描写现代中国远离旧集体主义、处于不确定的新可能自我实践的个人经验。1997年的《小武》，描写的是一个扒手被新颖而更成熟的犯罪手法所遗弃；2000年的《站台》则跟随着一群1980年代晚期的表演者，看他们如何与大众表演艺术的商业形式妥协；2004年的《世界》则刻画一群住在北京西式主题公园的民工的生活。
贾樟柯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农村去的教授的儿子，他所成长的地方是中国最穷省份之一的山西省的一个小村子（汾阳）。他的电影里诉说的是这些被改革进步所遗弃的人的生活－－在《小武》的一个很长的场景中，扒手小武被他已致富的朋友拒在门外，他跟一个卡拉ok吧女一起坐在一个窗外就是一条高速公路的小房间里的床头上，黑暗的房间里油漆斑驳，电视的声音从隔壁房间传来，高速公路上传来大卡车悲伤的喇叭声：在他的电影里，你总是感觉到生命正在其它的地方进行，或者根本不进行。
使用新现实叙事手法来描写新中国的失落者、流浪者与边缘人，贾樟柯与许多后毛时期年纪较长的知识分子是很相像的，这些人转而探索历史带给给人民的忧患。这些作家与艺术家为文革时无止境的文宣而精疲力竭，又希望远离政治，他们一开始大量从西方借来后现代与前卫的形式。但，在中国，由于市场改革带来的快速改变的压力，他们很快就重新定义自己的美学观。
余华就是中国最有名的一位文学小说家之一，他告诉我他在1980年代开始成为一个实验作家，向波赫士、马奎斯、以及霍格里耶看齐，刻意反动官方的社会现实主义。但1980年代结束后，他越来越觉得不需要挑战国家文宣，反而选择描绘乡村小镇的平凡百姓，用的是平铺直述的方式，因此产生了《活着》（1992）与《许三观卖血》（1995）。
当我在上海见到余华的时候，他似乎很享受他最新出版的小说《兄弟》（2006）所带来的成功。这本书描述两个在文革时期变成孤儿的兄弟，在充满掠夺式物质主义的1980与1990年代的经历。弟弟为处女们设立选美比赛，而哥哥则隆了乳，以在乡下贩售他的隆乳霜。这本小说充满明白、夸大的暴力与性，一定相当程度测试了审查的限度。但余华认为他所描写的不过就是每天发生的日常生活。他说：「文革时事情糟糕，但我们现在所见到是道德的完全破产。」
我常常听到各式各样的人作出类似论述，他们都说生活虽然不再受到国家控制，但是失去了社区与社会安全的支持网络，暴露在嚣张的唯钱是图资本主义中，变得愈亦不稳定而焦虑。对一个看中国第六代电影、读当代中国小说的人，倾听各种充满自私、腐化、公安暴力与无情麻木的故事，不免感觉到中国身处的不只是政治危机，还是道德与信仰危机。但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则视这些现象为一个新企机。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曾经与巴西的经济学家罗伯托温格（Roberto Unger）一起合写一系列警告俄国后共产主义与市场经济实验的作品，告诉我：「我们仍然处于一个我们可以发明、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状况的新制度的发展阶段，然而在美国与欧洲，情况都已经固定了，即使是左派的政治家也只能小小地修补现况。」
新左派
在1993年，当时还在麻省理工教书的崔之元，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在文章中，他表示中国知识分子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解放出来以后，应该再解除自己对于西方式资本主义的盲目信仰。崔之元说：「那时是新自由主义当道的年代，西方的每件事都是最棒的，所以我恶名昭彰，每个人都躲着我。」然而从那时候起，他与他的同事已经变成中国新自由主义最有力最响亮的批评者。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另类现代性」，似乎并不是传统左派看法，他们亦援引广泛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潮于他们对于新自由派成长模式的批判之中－－约翰??史都华??穆勒（John Stuart Mill）、布劳岱尔（Braudel）、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伊曼纽爱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乔瑟夫??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
近年，崔之元在《读书》杂志（这是一份思想期刊，由新左派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汪晖所共同编辑）里发表的文章，影响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一场有关于财产权的辩论。他对于大量减税、补助中国与外国的出口商的批评，亦吸引了官方的注意。在今年（2006）一月，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批评他的故乡扬州所发生，一间极有利润工厂的非法私有化，以及接下来所发生的劳工暴动。他现在正在帮忙这个工厂的工人上诉，控告负责将这间工厂卖给一位房地产投机者的地方政府。
汪晖告诉我他不同意朱学勤将自由市场与国家机器视为彼此敌对的看法。地方党官、银行家、以及房地产投机商人所形成的三角轴心，已经是自由市场往往倚赖国家机器的明证。虽然如此，新左派知识分子不认为中国的国家机器是铁板一块，也不希望推翻或减弱它；他们所希望的是让这个国家机器对于工人与农民的苦难更有反应，透过的是他们称之为「制度创新」，以及草根工农运动所产生的压力。他们也赞美国家在早期经济改革里所扮演企划与实施政策的角色，这些政策让中国有能力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不致于面临东亚与拉丁美洲在十年前所曾面临的风暴。（新左派对于中共领导中央的信心，常常引起批评者指控他们就是暴政的支持者。）他们寻求的是抑制WTO与世界货币基金会的力量，他们所提倡的，就像是西方的全球化批评者，乃是国内与全球经济事务更大的开放性与透明化。
根据汪晖的看法，左派与右派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与市场都太过执着了，以致于忽略了工人、移民权利、环境保护等运动，才是最有可能在今日的中国散播民主自由的力量。他说：「毕竟，美国的工人、非裔美人、女性主义者、与其它少数族群也必须为他们的权益奋斗，与统治菁英斗争；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美国宪法架构者的保障的。」
讲到市场改革，汪晖认为应该区别两种不同形式的「市场化」。「第一种是从地方社会关系、小量的货物以及低利润的制造业所发展出来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种则是国家拥有的资产非法取得。」汪认为贪腐、大规模的失业率以及社会安全的解体，都是起因于第二种市场化。他说：「这个改革的过程乃由国家所控制，但其形式却是国家机器的退出。」他所警觉与害怕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另外一种矛盾可能性：在俄国，不受束缚的市场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可能会让独裁国家反而变得不只必要，而且具有吸引力。
当我发现汪晖批评扬州工厂的文章在公开四个月后，我与他在北京见面时，仍然在网络上流传，感到有点惊讶。但是汪晖与他的同事似乎相对能免于政治迫害，所暗示的不只是审查机构越来越难以捉摸的特质，也指出了后邓的国家机器里出现的意识形态两难－－新左派认为国家机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与地方所交织出来复杂的利益关系系统。
对于数百万的中国人而言，也许致富真的已经证明是光荣的事情，但后毛时代的中国政府发现他们没有办法脱离革命的遗产。都会里少数有钱的人所发展出来的网络民族主义，偶尔由官方反日反美文宣所激起，并未、也无法取代过去国家所承诺的平等与正义，后两者才是数百万人口眼中合理化此政权统治、保存旧有的国家权威、并且让中国不会像苏联一样解体的东西。
在九月，中共中央以贪腐的理由开除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这是1995年以来中共中央最大的整风。中共中央也冒着可能让美国与欧洲企业不高兴的危险，实施了抑制血汗工厂与增加工会权力的新法案，这是自从邓小平开放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在最近，温家宝与胡锦涛，也开始采用接近新左派的语言来表达对于乡村的危机、以及经济成长所代来的环境代价的关心。
胡与温公开宣布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许只不过是一种邓小平时代所忽略的意图，试图在类社会主义的价值与想法之上建立国家的和谐，特别是在去年全中国各地都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然而，他们所选择的字眼，显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仍然是极有威力的符号。
「另类现代性」与「制度创新」也许听起来不过是口号。毕竟新左派所隶属的，是非常少数而无权力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主张渐增的吸引力，建议的是后毛时代，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反转－－根基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与国家机器、私人与公有财产的简单道德对立－－已经开始失去他们的力量，就在进步的风暴吹过整个中国，到处散布残骸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