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6日，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大师、对20世纪的世界科学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 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各地的文化界和思想界都在纪念这位“世纪伟人”的诞辰，缅怀他的独特历史贡献和巨大精神遗产。回想起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以及其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的起伏盛衰之命运，我们也不免对这位生前备受误解、甚至死后也不断引发争议的精神分析大师感到深切的怀念。确实，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虽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却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它虽已成为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却留给后人一笔笔巨大的精神文化遗产。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无疑会首先想到两位对这一历史时期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前者由于其对广义相对论方面提出的独特见解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后者则由于其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而引来更多的争议。弗洛伊德自幼热爱文学，写的一手优美的散文，并因此而于1930年获得“歌德文学奖”。由于他对20世纪的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巨大影响，他也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终因他的早逝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未能获此殊荣。然而，当人们在上世纪末评选世纪人物时，却毫不犹豫地同时将这两位大师的名字列在其中。

诚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作为一位科学家的弗洛伊德的发现早已被新的科学成就所超越，然而他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内的贡献却至今仍广为人们讨论甚至争论。弗洛伊德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而他本人也最后在复杂的矛盾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当年他试图通过精神病诊所的临床实践探索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的新的科学：精神分析学，但最终他在备受争议之后仍被誉为“现代心理学之父”。他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在于用科学的方法探测了无意识的规律并证明其存在，但在他出席朋友们为他举行的70寿辰招待会上，当人们称他为“无意识的伟大发现者”向他致敬时，他却谦逊地宣布，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用无意识在从事创作了，他的贡献只是“发现了探测无意识的科学方法”。毕生生活严谨自律的弗洛伊德医生以近乎冷峻超然的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来研究性学，但他身后却被人当作导致文学作品中色情描写的“泛性论”的灵感来源。80年代后期，当美国传记小说家欧文·斯通撰写的两大卷弗洛伊德传《心灵的激情》中译本出版时，数以万计的读者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争相购买，但在费力地读完全书时也未发现他的任何风流韵事。他生前所从事的主要是精神病学研究和精神分析实践，但对他讨论最多的却是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界。也许这就是任何一位跨越多种学科领域的伟大人物的必然命运。

确实，在20世纪的众多西方思想家中，弗洛伊德的理论异常驳杂，包罗万象，往往显示出真理与谬误并重的特征。他的理论假说起初是基于精神病诊所的临床实践，因而带有诸多科学和实验的成分；但随着精神分析学说的崛起和弗洛伊德本人名声的日益扩大，他也就不满于仅停留在精神分析学的圈子内，而试图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所有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包括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评中的若干复杂现象。由此，原先带有鲜明的科学和理性色彩的精神分析学便逐步演变为同非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一脉相承的弗洛伊德主义了。

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弗洛伊德的贡献，就不难发现，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把自己的见解推向极端的同时发现了真理，然而一旦越过真理的雷池半步就会掉入谬误的泥淖，对于这一常识好走极端的理论创新者往往视而不见，弗洛伊德这位历史伟人自然也不能幸免，因此他的谬误恰恰就在接近真理的过程中暴露出来了。应该承认，弗洛伊德的一些基于临床治疗实践的理论假说确实经过了严格的科学方法验证，其中有些已经被当代精神病理学所采纳，对此功绩恐怕无人可以予以否认。今天当我们步入全球化时代的消费社会时，紧张的工作和沉重的学习负担不免会导致人们的精神郁闷和心理失调，因而时常感到忧郁和烦躁，这时我们不免会想起精神分析医生的“疏导”作用。当年的弗洛伊德就是和布洛伊尔合作创立精神分析诊所的，并且在短短的十几年内疗治了数以千计的人们的精神创伤。一时间，精神分析竟成了世纪之交人们的口头禅。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在西方知识界，谈论并实践精神分析更是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是，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一旦弗洛伊德试图将自己的理论假说广泛地应用于解释各人文学科的问题以及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这时他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初衷，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窘境。他的理论之所以自问世以来就不断地受到攻击和曲解，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我本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考察研究的是弗洛伊德的文学思想，他与文学的关系以及他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重大影响。在此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不少人只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对20世纪的西方和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而忽视了另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他本人的文学观点就来自他对文学作品的钟爱和细读，因此首先应该是弗洛伊德受到了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启迪和影响，然后他把这些启迪和影响逐步转化成了自己的理论洞见，反过来又影响了20世纪西方和中国的主要作家和理论批评家。

也许人们会问，弗洛伊德既然对20世纪的世界文学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具体表现在何处呢？我认为，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学创作，其二是文学批评理论。由于讨论文学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应该是另一篇论文的人物，我这里只涉及前者。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无意识和自由联想说使得意识流小说的技巧得以向潜意识和无意识的纵深发展，他的关于梦的解析理论则使得文学作品关于梦幻的描写，对人物的深层心理甚至变态心理的分析以及具有性象征意味的手法的频繁运用，而他通过阅读文学名著所总结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和伊莱科特拉情结（恋父情结）则成了众多作家创作的母题，如此等等。在这其中既有作家们的创造性转化又不乏庸俗者的拙劣模仿和肆意图解，因而既有成功之作，同时又不乏浅薄和庸俗之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弗洛伊德的初衷相违背。我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就是，把文学中的泛性欲和色情描写归咎于弗洛伊德的影响完全是一种误解，至少对这位精神分析学大师是不公平的。在弗洛伊德庞杂博大的理论体系中泛性论只占一个方面，而且并不是其理论的核心，更谈不上是他对人类文明的主要贡献。

我们说，弗洛伊德对20世纪的西方和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是着眼于他对文学史上的主要精英作家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不妨举出一些成功的例子。纵观20世纪的西方和中国文学，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在弗洛伊德主义的启迪下产生出来的文学佳作：乔伊斯对传统的意识流技巧的深入开掘，并将深测无意识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从而使得意识流这一表现手法臻于成熟；福克纳的作品，尤其是《喧哗与骚动》的前三部分正好形象化地再现了弗洛伊德后期理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说；劳伦斯在不满弗洛伊德的过于理性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同时却写出了受其影响的作品；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手法则把梦幻、无意识和二重人格展现融为一体，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托马斯·曼、卡夫卡、罗曼·罗兰等大作家也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汲取灵感，使自己的艺术世界和艺术风格别具一格。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弗洛伊德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种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弗洛伊德主义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通过西欧和日本两个途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对当时的主要人文知识分子和作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鲁迅的小说《补天》就“曾取法于弗洛伊德的学说”；郭沫若曾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依据研究了司马迁和屈原的生平和创作；郁达夫则更是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识地实践弗洛伊德的性欲升华理论；曹禺的《雷雨》首次变形曲折地体现了中国语境中的乱伦和俄狄浦斯情结，实现了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对话；施蛰存的《将军底头》除了揭示了人物的二重人格特征外，还颇有节制地使用了一些具有精神分析学性象征意味的象征物；穆时英的《公墓》则展现了恋母情结和自恋情结的二元对立和消解；如此等等。而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中，受到影响和启迪者更是举不胜举：张贤亮、莫言、徐小斌、王蒙、王安忆、贾平凹、陈染、刘恒等。但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也许不少作家出于对弗洛伊德的误解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曾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但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后现代社会，人们即使不去研读弗洛伊德的原著也照样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他的理论的主要概念和精神。因而在文学创作界，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接受并非意味着被动的和毫无创造性的，与其相反，这种接受实际上更带有作家艺术家本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解和创造性转化，因而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形式技巧和人物形象就成了某种弗洛伊德主义的变体。正是这样一些有意识的误读和带有主观意愿的创造性转化使得弗洛伊德的文学思想经久不衰，历经了20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进入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意识和无意识之中。我想这也就是弗洛伊德主义一直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的一个原因。能够获此“殊荣”，作为安卧在九泉之下的弗洛伊德应该感到聊以自慰了。

刊载于《出版人》，2006年第9、10 期合刊，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