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欲以拉帮结派的手段扩大自身势力范围，以此积累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资源，由此导致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中间地带”。之所以称之为新“中间地带”，主要是由于中美关系已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敌我关系，以及新“中间地带”国家对战略自主性的追求日益高涨等原因。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大多数新“中间地带”国家普遍传达出不愿选边站队的态度和追求战略自主性、策略灵活性和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目标。鉴于此，中国可依托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来团结更多朋友，在缓解美对华战略竞争压力的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在各领域合作取得切实进展，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赋予新动力。
关 键 词：新“中间地带” “领域为界” 合作共赢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到中美战略竞争全面拉开，美对华战略竞争已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科技、安全、人文等诸多领域，如对华商品反倾销、实施高技术出口管制、制造意识形态对立、组建军事联盟等均是美对华战略竞争的具体行动。此外，拜登政府还将其盟友、发展中国家等视为对华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并极力联合其盟友构建“西方统一战线”来遏制中国发展势头。中国是中美战略竞争的被动应对者，如何应对竞争以及缓解战略压力已成为目前乃至将来中国战略部署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互对抗，双方均力求控制地处广大“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国家，扩大各自势力范围。现阶段，美国作为竞争施动国，单方面挑起中美战略竞争，在构建“小圈子”“小集团”的同时，千方百计拉拢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新“中间地带”。美国争取新“中间地带”国家以维持自身国际霸主地位，遏制崛起国发展的历史性操作再度上演。但中美战略竞争下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新“中间地带”国家的发展追求等都与冷战时期美苏争取“中间地带”的外在条件大相径庭。
由于自身发展需求和国际形势变化等诸多因素，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站位发生了四次转变，即隶属于“中间地带”→独立于“中间地带”且为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隶属于“中间地带”且为美国准盟友→团结“中间地带”反对美苏霸权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相较于美苏争霸下中国的对外政策，现阶段中国最突出的转变是被迫从“中间地带”国家的角色脱离，成为团结新“中间地带”两端中的一端。针对这一历史性转变要始终强调一点，即对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来说，争取新“中间地带”并不是为了创建“崛起国阵营”对抗“守成国阵营”，而是为了缓解西方竞争压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鉴于此，本文将从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出发，从新“中间地带”的出现及其构成入手，说明新“中间地带”中的“新”应如何理解。继而结合美国对新“中间地带”的拉拢行动以及新“中间地带”国家对此所持态度及行为逻辑，说明美国迫使新“中间地带”国家选边站队的成效以及我国应采取何种应对战略或策略来争取新“中间地带”国家，团结更多朋友。
一、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新“中间地带”的出现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新“中间地带”与美苏争霸背景下的“中间地带”有何本质上的区别？新“中间地带”新在何处？新“中间地带”出现的外在条件或推动力及其具体构成等一系列关键问题都需要得到明确回应和解决。
(一)新“中间地带”和“中间地带”的区别
为了明确新“中间地带”新在何处，有必要将新“中间地带”与“中间地带”加以区分，以便明晰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新“中间地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1.“中间地带”与新“中间地带”含义不同
“中间地带”概念最初是毛泽东在美苏冷战时期对当时国际格局的判断和对中国国际地缘战略地位的定位。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时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①。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②再一次指明了“中间地带”是两个阵营之间的亚非拉以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1964年7月，毛泽东将“中间地带”细分为两类，他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③之后“三个世界”的划分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总体而言，“中间地带”概念的阶段性发展是国际局势变化和中国发展需要的时代产物，也是对冷战时期中国对外构建国际统一战线的现实考虑和理论基础。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中间地带”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认为美国单极霸权的衰落导致其在亚欧大陆腹地的影响力减弱，使得中国、俄罗斯和欧盟这三大力量中心之间的地区成为多强博弈的新“中间地带”④。二是认为世界格局在今后或许会分裂成以中美各自为首的“紧密阵营”和“中间区”，而这个“中间区”囊括了广大的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⑤。三是认为新“中间地带”是中美两国潜在的“统战”对象，可将其划分为三个方向：以日本、韩国、北约成员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美国盟友；以印度和东盟为代表的相对中立或地理位置重要的国家和地区；以拉丁美洲、非洲为代表的缺乏战略自主、依附性强的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特征是游离于大国之间，保持相对中立，追求“左右逢源”⑥。可见，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新“中间地带”就是中美两国潜在的“统战”对象，包括除中美两国之外的广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主要表现为不愿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队，进而实施平衡战略以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
2.争取“中间地带”与新“中间地带”两端之间的关系差别
“中间地带”提出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是美苏冷战，这一背景之下的美苏是敌我对抗关系。当时的美苏对抗主要表现出四大特性：一是史无前例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斗争规模；二是对立的意识形态是美苏冷战的重要动因；三是军备竞赛催生但又限制着美苏冷战；四是美苏对冷战的自我控制，即美苏对抗要避免美苏战争⑦。新“中间地带”提出的背景是中美战略竞争。现阶段，中美战略竞争并非冷战时期美苏间“你死我活”之战，而是“你追我赶”之争，中美间也不再是美苏间“敌我”单一型关系，而应是“竞争+合作+对抗”的复合型关系。而且，在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均为对抗关系的施动国，但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推动竞争关系形成的施动国是美国，中国则是被动应对方。目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国际上很难再次出现类似于冷战时期北约和华约相互对抗的军事集团，而且在中美战略竞争下，受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影响，大多数国家都避免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所以新“中间地带”似乎比“中间地带”的涵盖范围更大更广。
3.“中间地带”与新“中间地带”国家战略自主性存在差异
冷战时期，虽然从属于北约和华约的国家各自对美苏都有所不满，但这些不满主要是同盟内部问题，并不是战略共识的缺失⑧，这说明冷战时期“中间地带”国家的战略自主性相对弱。而毛泽东认为，广大亚非拉欧等地区国家属于“中间地带”的论断，或许高估了冷战时期“中间地带”国家所拥有的战略自主性。当前新“中间地带”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增强对中美两国今后如何争取新“中间地带”而言却是一大外交挑战。
(二)新“中间地带”的出现
新“中间地带”萌芽于美对华战略认知从“接触”到“遏制”的转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重新定位。2017年底到2018年初，美国相继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等文件，这标志着美对华战略定位的转变。这些报告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及其盟友的“竞争对手”，认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是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特别是应对中国这一“战略对手”⑨。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并不会主动带来新“中间地带”，其形成的前提是美国加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争取力度。
新“中间地带”发展于拜登政府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联盟政策的调整。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为主基调的外交理念下实施有限战略收缩的外交政策，联盟政策也随即与之相呼应。特朗普认为，现在的美国被国际秩序绑架了，同盟关系就是负担，多边协议限制了美国的行动⑩。因而，特朗普政府一改历届美国政府将联盟视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基石的理念，转而基于对成本与风险之间的权衡来考虑修正盟友关系(11)。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国际组织，无视对欧盟、加拿大、韩国、日本等传统盟友经济利益的损害，都是特朗普政府追求“美国优先”理念的具体操作，这种“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对外政策在影响美国战略信誉和联盟关系的同时，也促使其盟友对战略自主性的追求。2021年1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同年4月美国参议院提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重点仍是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但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企图通过重回国际组织、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和拉拢广大发展中国家以获得对华竞争的战略优势，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时期联盟政策的扭转和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便成为新“中间地带”出现的驱动力。“全球民主峰会”“重建美好世界计划”“印太经济框架”等都是美国争取新“中间地带”国家的具体行动。
(三)中美两国争取新“中间地带”的动因
对于中美而言，新“中间地带”国家至关重要。谁能有效争取到新“中间地带”国家的支持，谁就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不过双方争取新“中间地带”的行为动机却截然不同。
美国是主动挑起中美战略竞争的一方，其争取新“中间地带”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巩固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美中全球对话项目高级研究员麦艾文(Evan Medeiros)认为，中美竞争关系并不意味着军事冲突或对抗不可避免，相反，这意味着美国的战略和政策需要适应来自中国的挑战，对美国来说，其中一个选择就是专注于削弱或阻碍中国的能力，使其在半导体制造等关键领域落后美国10年左右(12)。但是面对“中国挑战”，与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不同的是，拜登政府更加倚重美国的联盟政策来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拜登在上任前就曾发文表示，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挑战，而应对这一挑战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建立美国盟友和伙伴的“统一战线”(13)。随后，拜登政府在2021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战略指导》中也指出，中国是唯一有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者，为此美国应重振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来对抗中国这一共同的威胁和对手(14)。简而言之，拜登政府争取新“中间地带”国家就是为了将其作为赢得中美竞争的战略资源。
相较而言，中国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被动应对方，其争取新“中间地带”主要是为了缓解美对华战略竞争压力，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而非与美争霸。在中美战略竞争下，相较于美国构建的排他性“朋友圈”，中国始终在倡导构建“共同朋友圈”。如2016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提出，宽广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大家包容合作的大平台(15)。中美应培育两国共同的“朋友圈”，共同做亚太地区繁荣稳定的建设者和守护者(16)。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201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指出，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是倡导“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互助精神，我们倡导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构建起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携手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7)。2022年5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表示，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18)。显而易见，即使是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伙伴关系建设的初心和使命也并未改变。2022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视频会晤中提出，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不受制于第三方，要积极推动中法、中德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基于中法、中德双方共同利益进行深耕合作(19)。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启用仪式的致辞中也明确指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开展合作，不谋求私利和“势力范围”，双方永远是谋和平、促发展的建设性力量(20)。中国寻求的全球伙伴关系，是做大中国的“朋友圈”，不仅发展自己，还要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二、新“中间地带”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立场及行为逻辑
目前来看，大多数新“中间地带”国家都尽可能周旋于中美两国之间，避免选边站队，而这一基本态势主要是新“中间地带”国家追求战略自主性、策略灵活性和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一)新“中间地带”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导性行为选择
新“中间地带”国家行为体数量较多，因而本文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也是美国竭力争夺的新“中间地带”国家为例，说明它们面对中美战略竞争采取的立场及原因。
1.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盟成员国
欧盟是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和国际体系的重要力量，因此非常有必要研究欧盟对中美的态度及其变化。一是美欧方面。就目前形势来看，欧盟与美国在对华认知、定位和利益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欧美外交战略的差异导致美国和欧盟在经济和政治行动上的偏离，欧盟长期以来追求内部利益协调，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发展多边贸易关系，但美国倾向于通过单边贸易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1)。二是中欧方面。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欧盟对华政策也在进行深度调整。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对华战略文件《欧盟—中国：战略展望》，该文件将中欧关系定位为一种复合型关系，即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22)。欧盟对华定位从单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多元“四重定位”的战略调整，虽表明中欧关系中竞争因素的加重，但双方仍在谋求经贸和国际治理领域的合作与发展，特别是欧盟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解决区域危机和不稳定因素等挑战上的合作(23)。因而，尽管拜登政府极力联合欧盟构建共同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但欧盟并不会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亦步亦趋，加强欧盟独立性，避免在中美两国之间选择才是欧盟的态度。
2.美国“印太战略”中位置相对重要的东盟国家
东南亚地区一直都是大国竞争的逐鹿之地。东盟的外交政策取向将会对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产生重要影响。东盟国家虽在冷战时期有站队美国的历史，但并不意味着东盟会在中美之间二择一(24)。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撰文表示，当今的中美关系引发了有关亚洲的未来和新型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身处各大国利益交汇点的东南亚国家必须避免夹在中间或被迫站队(25)。日本《日经亚洲评论》也指出，当前东盟国家的主要忧虑是卷入未来的冲突，在大国竞争中被迫站队和在解决最紧迫挑战的过程中失去“相关性”(26)。印尼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迪(Retno Marsudi)在2020年东盟外长峰会上也表示，对于中美竞争，东盟不想选边站队，不愿参加中美地缘政治斗争以及被中美竞争所困(27)。除不愿与中美任何一方紧密捆绑外，东盟国家还普遍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下东盟在地区合作的中心地位也将遭遇潜在威胁(28)。这样看来，大多数东盟国家均普遍倾向于中美应缓和彼此间关系，携手应对国际难题，而不是陷入彼此争斗、“两虎相争”的局面。
3.美国“后院”拉美地区国家
自拜登上任以来，为了缓解和修复特朗普时期受损的美拉关系以及推动拉美国家反华，拜登政府对拉美国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组建“西半球民主国家联盟”，推动“近岸外包”，打造“重建美好世界”拉美试验田等，都是美国近来争取拉美国家的具体行动。但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认为，拜登政府虽加大了对拉丁美洲的重视程度，但具体改变也只是在基调上，而不是在实质上(29)。美洲对话亚洲和拉丁美洲项目主任玛格瑞特·迈尔斯(Margaret Myers)也就拜登政府在拉丁美洲推崇价值观外交政策表示，许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确实与美国共享民主价值观，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政府的决策将越来越基于经济利益而非基于价值观，拜登政府仅靠共同价值观已难以维系美拉盟友关系(30)。同时，在经济方面拜登政府推出“重建美好世界”的“高大上”投资领域和“高要求”投资条件与拉美国家的发展程度存在错位问题(31)。在推动“近岸外包”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联合发布的《将供应链带回墨西哥：机遇与障碍》认为，墨西哥是美国“近岸外包”最有潜力的候选方，但墨西哥烦琐的商业法规和不完善的基础设施等问题却会增加生产和分销成本，进而会拖累美投资墨西哥的决定(32)。由此可见，拜登政府与拉美互动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拉美国家会选择站队美国，多数拉美国家会选择在中美两边获利，但又不愿意在对华关系上紧随美国的步调(33)。
(二)新“中间地带”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行为逻辑
新“中间地带”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行为逻辑即追求战略自主性、注重策略灵活性和谋求利益最大化。
1.追求战略自主性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法国驻外使节会议讲话中指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欧盟如若不增强战略自主性，那么将来可能被迫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34)。追求战略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前多数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度，以欧盟为例，冷战时期的欧盟高度依赖美国，如今的欧盟则希望通过增加战略自主性，避免沦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附属品和竞技场。欧盟发布的《2019-2021年战略议程》特别指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变化的世界，欧盟需要采取战略性行动和提高自主行动的能力来维护欧盟利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塑造全球的未来(35)。2022年5月10日，马克龙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也表示，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法方愿同中方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开展更加紧密的协调合作(36)。就东盟而言，其已基本达成中美战略竞争对东盟具有极大挑战的共识。东盟要在中美战略竞争下维护其中心性取决于东盟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37)。因而，东盟需要在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和深化第三方合作中减少对中美的依赖，扩展发展空间(38)，致力于做促进东南亚地区繁荣发展的“棋手”，而不做地缘争夺的“棋子”。此外，《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21-2022)》也指出，大国博弈在拉美地区持续升温，而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上升，期待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中拓展外交回旋空间，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39)。
2.注重策略灵活性
冷战期间，美苏对抗致使“中间地带”国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实行依附战略，即选择站队美苏其中一方以求得安全庇护。当前，新“中间地带”国家的诉求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而是扩展至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国家间利益不再是以单一主体确定合作对象，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领域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交汇点，以此来扩大合作范围，推动自身发展。为此，选边站队的冷战行为已然不符合当前时代发展和国家诉求，多元化国家诉求的实现需要灵活的外交策略予以帮持。就亚非拉国家及欧盟来说，中国和美国是其中许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它们失去中美任何一方都不是可行的选择，因而亚非拉等国不愿在它们的主要经济和安全伙伴之中做出选择(40)。亚非拉等国家这种既避免选边站队又两边获利的想法是其注重策略灵活性的体现，实现此想法也需灵活策略助力，因而，注重外交策略的灵活性既是原因又是措施。再以欧盟为例，俄乌冲突发生后其迎来了美欧关系的“蜜月期”，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与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但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41)。在俄乌冲突中，欧盟和美国在联合制裁和削弱俄罗斯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对于中国，欧盟与美国却有所不同，欧盟高度重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希望能与中国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中发挥促和谈的作用(42)。可见欧盟在加强战略自主性的同时，还力求周旋于中美之间，既避免在中国问题上被美国完全捆绑，又可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外交策略，灵活应对中美战略竞争。
3.谋求利益最大化
国际关系史上不乏夹在大国之间的弱小国家利用大国矛盾求生存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案例(43)。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趋于激烈的形势下，新“中间地带”国家的行为选择也都体现了谋求利益最大化这一关键动机。如2022年8月11日德国黑卡托中国研究所发布的《超越集团：有关中国与中美关系的全球视角》报告指出，现阶段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务实态度来处理中美紧张关系，即大多数国家通常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相较于选边站队中美其中一方，它们更倾向于利用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达到从两方获利的目的(44)。这种“借力”发展的动机在东盟成员国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以越南为例，其以中美战略竞争作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契机，在避免搅入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利用中美贸易战扩大其产品向中美出口和通过优化环境来承接中国产业的转移(45)。再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其同样力求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实行“独立而积极”的外交政策，以谋求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印尼寄希望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助推自身发展计划和“东盟印太展望”(AOIP)；另一方面，印尼又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尽管避免公开欢迎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存在，但实际上它却需要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来应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威胁”(46)。
三、中国构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
面对大多数新“中间地带”国家出于各种动机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现实，我国如何予以应对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我们可以考虑构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既可避免国际政治走向极化，又可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新的动力。具体而言，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应以“领域为界”为主、以“主体划线”为辅的构建原则来团结对象，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基本内涵融入其中，着力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领域入手推进国家间合作(47)。如此一来，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有望推动以“主体关系”为主导的国际合作模式向以“领域合作”为主导的国际合作模式转变。
(一)构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相关要求
1.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内涵
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遵循，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导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统一战线。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了国际统一战线新的诠释和发展，即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在关键要素、构建原则和战略布局等方面有了创新发展。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根本遵循、基础、导向和核心这四个内在要素相互联动、不可分割。其一，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部署，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理念指导和目标所在；其二，恩格斯认为，“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48)。由此可见，共同利益是实现共同发展和促进合作共赢的内在动力，而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便是追求共同利益的最终目的和实现方式，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三要素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且是构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关键内核。
2.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原则
传统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基础往往存在于某个敌对国家行为体或联盟之中，共同利益更多涉及传统安全领域，故“主体划线”便成为传统国际统一战线进行战略布局的构建原则和内在逻辑。相较于传统国际统一战线，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原则，是基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共同利益的增加以及国家追求的多元化等因素的变化，相应地从遵循“主体划线”向以“领域为界”为主转变。当然，在主权国家仍是构成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背景下，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在坚持以“领域为界”为主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国家间关系对构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构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要侧重于通过特定议题上的合作共赢争取新“中间地带”国家的同时，还要适当参考新“中间地带”国家对华态度这一要素，践行以“领域为界”为主、以“主体划线”为辅的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原则。
3.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布局
传统国际统一战线基于“主体划线”为主的构建原则，最终形成了阵营对抗的局面。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是以“领域为界”为主、以“主体划线”为辅的构建原则作为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促成主体间领域合作便是其构建原则的现实归宿和目标指向。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根本遵循，其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大领域”与以“领域为界”为主的构建原则相互契合，如此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布局便可从这“五大领域”着手，促进世界各国在领域合作上的互利共赢。而这一战略布局除缓解新“中间地带”国家不愿站队的尴尬处境和尊重其战略自主性之外，还是对新“中间地带”国家发展诉求的响应，不仅有助于争取广大新“中间地带”国家的支持，而且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构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优势
1.有效回应新“中间地带”国家发展的多元诉求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大变局”)，中美战略竞争就是大变局的局部投射。尽管在中美战略竞争下，新“中间地带”国家全部倒向美国的可能性较小，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感到焦虑并有所曲解，可能导致其在某些特定领域选择跟随美国，即对中国予以多重定位并在某一领域实施遏制中国发展的策略。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实现了从单一主体视角到多元领域的视角思维转化，坚持以“领域为界”为主的构建原则，在承认国家各领域合作存在差异化诉求的前提下，分领域维护和推动国家间合作，不从单一视角看待国家间关系，顺应并照顾了这些国家的行为逻辑；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以“领域为界”为主、以“主体划线”为辅的构建原则，致力于通过降低合作难度来团结合作伙伴，实现互利共赢。尽管特定议题、领域中的团结对象可能会存在差异，但该战线的最终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以推动国家间在某一特定议题、领域上的合作，不采取排他性的方式来处理国家间关系，尽可能满足新“中间地带”国家在各领域的利益诉求。以上原则和做法使我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争取新“中间地带”具有了战略上的优势。
2.缓解新“中间地带”国家不愿选边站队的困境
基于新“中间地带”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立场和行为逻辑，大体可得出三个基本判断：一是相较于美苏冷战时期，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新“中间地带”国家的外交选择空间更为开放；二是美国试图以冷战时期的旧式操作，即以“找敌人”的冷战式思维方式来指导扩大美方势力范围的行为，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已不得人心；三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发展和中国始终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下，很难形成“中国阵营”对抗“美国阵营”这种壁垒分明的国际格局。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致力于促进各成员国形成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基于双方或多方合作的结伴关系，而不是美国正在推行的硬性捆绑式的结盟关系。中国为新“中间地带”国家提供的方案缓解了它们的选择困境，也使我们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获得了战略优势。
(三)构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路径
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遵循的新型国际统一战线。以“领域为界”为主、以“主体划线”为辅的构建原则，致力于实现从基于国家间关系的纵向式布局调整为基于领域合作的横向式布局，以此推动形成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大领域”的国际统一战线。具体而言，在政治领域构建持久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安全领域构建普遍安全的国际统一战线；在经济领域构建共同繁荣的国际统一战线；在文化领域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统一战线；在生态领域构建清洁美丽的国际统一战线。显而易见，“五大领域”的国际统一战线并不是新“中间地带”国家的普遍追求，一些新“中间地带”国家只会在某些领域或议题上选择合作，因而，构建“五大领域”国际统一战线还要参考新“中间地带”国家对特定领域或议题的态度及响应程度，也就是说，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在争取新“中间地带”上的优势是，其不以国家间关系作为能否促成国际合作的先决条件，而是追求通过某一领域的合作来推动国际合作，并在具体构建中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改善与维护。
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是一个涉及“五大领域”的系统性战略部署，但在具体“五大领域”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中，要坚持具体领域具体分析，要有轻重缓急和主次之分。第一，构建持久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先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然而当今世界仍处在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下，要打破政治不平等格局就要协同广大新“中间地带”国家，努力构建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第二，构建普遍安全的国际统一战线先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49)。一国安全的实现建立在世界各国对话合作、共同维护的基础上，要努力找寻与新“中间地带”的共同安全利益，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第三，构建共同繁荣的国际统一战线先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中国在谋求这一发展前景上始终以身作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第四，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统一战线先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发展。中国要肩负起促进文明交流的大国责任，为世界各国不同文明搭建交流平台。第五，构建清洁美丽的国际统一战线先要构筑崇尚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生态问题关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目前而言，解决全球生态问题需世界各国在共商共建中为推动世界绿色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规范。总体而言，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旨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这就意味着其必将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远大征程。
(四)构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现实基础
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以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新“中间地带”的战略构想是有一定现实基础作为战略支撑的，而其现实基础就是中国在“五大领域”的相关对外工作及其实践成效。这些现实基础为中美战略竞争下中国团结更多朋友提供了更多把握和可能性，为缓解竞争压力注入新动力和新力量，进而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政治领域
中国致力于构建国际和区域层面的伙伴关系和形成国家间“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新路。中国注重与各国的政治合作，保持定期高层交往和双方代表、领导人在多边场合的会晤或以其他形式的交流，扩大各层级交往，发挥其重要作用，加强中方与其他国家对双方关系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如中国与中亚五国已达成“坚定支持彼此国家利益、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治理模式以及提出的倡议”(50)的共识，2021年4月、7月和2022年3月，习近平主席同法德领导人三度举行视频峰会，2021年2月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视频峰会等，都是中国推动与世界各国进行政治合作所做的努力。
2.安全领域
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参与者，在世界维和与反恐行动中，中国行动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截至2022年4月，中国先后参加了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近5万人次。除此之外，习近平还在2022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为促进世界安危与共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针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在2020年9月提出要围绕“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凝聚更多共识，将世界各国合作的疆域扩展至深海、极地、网络、外空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实现中东安全稳定五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四点主张、落实巴以“两国方案”三点思路等等，均为中国促进世界安全合作的具体表现。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力量，将继续携手爱好和平的国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持续不断地注入新的正能量。
3.经济领域
中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以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中国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实践成果。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促进全球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在国际层面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有望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软联通”共建“一带一路”，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形成基建引领、产业集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综合效应(51)。同时，中国为了扩大开放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还申请加入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迫切发展愿望，我国大力开拓南南合作的广阔空间，如对非合作的“九项工程”、中拉论坛制定的未来3年合作路线图等。此外，中欧经济合作下的比雷埃夫斯港、匈塞铁路等“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4.文化领域
中国始终是尊重文化多样、促进人文交流的倡导者和践行方。中韩两国将中韩人文交流促进委员会确定为双方人文交流的官方沟通机制，两国通过的《2021、2022年“中韩文化交流年”项目名录》涵盖文化、教育、艺术等广泛领域。中国与东盟合作打造了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等重要平台，中国还举办了东盟青年干部培训班、中国—东盟青年营、中国—东盟青年企业家交流论坛等活动。中俄双方互办文化节，支持打造新闻内容合作平台和支持开展青年领导人、青年专家和青年组织之间的交流，深化青年创业领域交流，实施“中俄青年创业孵化器”交流项目等。中非创办青年大联欢、智库论坛、媒体合作论坛、联合交流计划等平台，举办“文化年”“中非文化聚焦”等人文交流品牌活动。
5.生态领域
中国全面贯彻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协议书》《巴黎协定》，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为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中国向国际社会带头承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宣布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出台落实了“双碳”目标政策体系等，以此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同时，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的成立，《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达成，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的建立以及中非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论坛的举办等国际气候合作成果的达成都离不开中国的推动与付出。
中美战略竞争催生新“中间地带”的出现，如何争取新“中间地带”便成为中美两国面临的关键问题。较之美国，中国争取新“中间地带”的目的不是与美国抗衡，而是旨在缓解竞争压力，通过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来结交和团结更多朋友。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作为争取新“中间地带”的主要战略工具，不但在理论层面上对国际统一战线的具体内涵、构建原则和战略布局等予以创新和发展，而且在现实层面上通过坚持以“领域为界”为主、以“主体划线”为辅的战略布局，有望提高中国与新“中间地带”国家的互动频率，增加合作机会，改善和维护国家间关系，进而推动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当前，尽管拜登政府千方百计地争取新“中间地带”国家，但受制于特朗普时期美国与其盟国摩擦频率的攀升、国际信誉的下坠以及多数国家对战略自主性的追求等诸多现实因素，其争取新“中间地带”国家的成效并不明确，这也为我国坚持和巩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我国应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基础上，加强与广大新“中间地带”国家的合作，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页。
②《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
③同上，第509页。
④康杰：《霸权之后的“新中间地带”》，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
⑤时殷弘：《世界格局：彼此歧异的短中期状态与长期趋势》，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5期。
⑥滕建群、韦洪朗：《论“中间地带”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含义》，载《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5期。
⑦参见时殷弘《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载《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
⑧参见张峰《中美竞争与新的“中间地带”》，载中国南海研究院官网，http://www.nanhai.org.cn/review_c/374.html.
⑨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anuary 19,2018.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12661843.pdf.
⑩沈雅梅：《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诉求与制约》，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
(11)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2期。
(12)Evan Medeiros.How to Craft a Durable China Strategy:Washington Must Reconcile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March 17,2021.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3-17/how-craft-durablechina-strategy.
(13)Joseph R.Biden,Jr.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Rescuing U.S.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Foreign Affairs,2020,no.2.
(14)The White House.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March 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3/interim-national-security-strategic-guidance/.
(15)习近平：《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载新华网2016年6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06/c_1118996126.htm.
(16)同上。
(17)参见王毅《共建伙伴关系，共谋和平发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的午餐演讲》，载外交部网站2017年3月20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1703/t20170320_340612.shtml.
(18)《2022年5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载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13日，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05/t20220513_10685849.shtml.
(19)《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载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10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5/t20220510_10684064.shtml；《习近平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载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19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5/t2022050910683555.shtml.
(20)谢峰：《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载外交部网站2022年4月28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204/t20220428_10675213.shtml.
(21)Yujia Chen.Europe's Position on the Sino-US Trade Technology Cold War:National Interests and Americanization.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ICHSSR2021).Pans:Atlantis Press SAR,pp.567-580.
(22)European Commission.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March 2019.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23)Emmanuel Macron.Discours du Président Emmanuel Macron à l' occasion de la conference des ambassadrices et des ambassadeurs.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2/09/01/discours-du-president-emmanuel-macron-a-loccasion-de-la-conference-des-ambassadrices-et-des-ambassadeurs.
(24)李晨阳：《东盟国家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吗》，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20期。
(25)Lee Hsien Loong.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America,China,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fairs,2020,no.4.
(26)徐伟、辛斌、李杨、柳玉鹏：《与东盟合作，中美对比鲜明》，载《环球时报》2021年10月28日。
(27)《东盟举行外长峰会》，载华中师范大学中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网站，http://cistudy.ccnu.edu.cn/info/1126/3080.htm.
(28)Catharin Dalpino.US-Southeast Asia Relations:ASEAN Centrality under Siege.Comparative Connections,2019,no.2.
(29)Rafael Castro Alegria.When Tone is not Everything:Joe Biden and Latin America.GIGA FOCUS:Latin America,2021.no.1.
(30)Margaret Myers.China's Strategic Approach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https://www.uscc.gov/hearings/china-latin-america-and-caribbean.
(31)严谨：《拜登政府拉美政策的特点及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5期。
(32)Jeffrey J.Schott,Matthew P.Goodman.Bringing Supply Chains Back to Mexico 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iie-briefings/bringing-supply-chains-back-mexico-opportunities-and-obstacles.
(33)宋均营、付丽媛：《构建“均衡、稳定、协调、合作”的中美拉三边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6期。
(34)Emmanuel Macron.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 épublique à la conférence des ambassadeurs et des ambassadrices de 2019.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19/08/27/discours-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a-la-conference-des-ambassadeurs-1
(35)European Council.A New Strategic Agenda 2019-2024.June 20,2019.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39914/a-new-strategic-agenda-2019-2024.pdf.
(36)《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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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Shivshankar Menon.A New Cold War May Call for a Return to Nonalignment.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01/nonalignment-international-system-alliance-bloc/.
(41)倪峰、达巍、冯仲平、张健、庞大鹏、李勇慧、鲁传颖：《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3期。
(42)Zhongping Feng.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China-EU relations.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2022,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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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孙云霄：《逐鹿之地：中美竞争格局中的东南亚抉择》，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
(46)EviFitriani.Indonesia's wary embrace of China.https://www.wit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8/MERICS-Papers-On-China-Beyond-blocs-Global-views-on-China-and-US-China-relations_0.pdf.
(47)曾向红、田嘉乐：《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载《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2期。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4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96页。
(50)《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关于建交30周年的联合声明(全文)》，载外交部网站2022年1月26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201/t20220126_10633759.shtml.
(51)《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112/P02021122232547763991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