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的蔑视体验以及为此而追求承认的现象。在目前学术界关于承认问题的研究中，承认的内容究竟为何以及反抗蔑视的应对策略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这两个问题仍未得到充分澄清。国家间的承认内容主要是国家所具有的身份，包括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这些身份如果遭到蔑视，被蔑视的行为体可能采取四种应对策略：积极抗争、消极合作、身份调整与无视。被蔑视的行为体在特定情况下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主要取决于被蔑视的身份类型。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国家的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遭到蔑视，导致其采取的抗争策略的强度会逐渐降低。美国与中亚国家互动过程中的蔑视与反抗现象验证了这种观点。明确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这有助于澄清承认斗争的内容、纠正承认斗争一定会采取武装冲突等冲突策略以及承认斗争首先受到实力分配的影响等成见，从而为针对国际关系中的承认斗争开展经验研究提供一定启示。就现实意义而言，它提醒国家在国际关系互动中须给予其他国家的身份以明确的尊重，这是缓解国际关系中承认斗争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方式。

【关 键 词】承认理论/承认内容/国家身份/承认斗争/身份显著性

一、引言

西方思想史在解释政治与社会冲突时，提出了两种关于行为体动机的逻辑。它们分别是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与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的“为自我持存而斗争(struggle for self-preservation)”的逻辑以及由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最初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的逻辑。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为自我持存而斗争”的逻辑主导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政治现象的解释，②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也无意否认这一逻辑在解释国际关系现象中的有效性。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政治哲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黑格尔承认斗争思想的热潮，并促使国际关系学者对国家行为动机进行反思。在这一背景下，国家为承认而斗争的动机得到越来越多国际关系学者的注意，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④与现实主义主要关注理性与恐惧、自由主义主要关注欲望与物质利益不同，研究承认问题的学者注意到，国家同样希望获得荣誉、地位和尊重。⑤对于个人而言，其他行为体给予的承认关乎其主体性的形成与维持，⑥而对于国家来说，其他国家的承认具有多个方面的意义，包括获得物质收益和象征收益，如外来援助、政治支持、国家品牌等，不过最突出的收益还在于满足国家获得尊重、荣誉、声誉、地位等的心理需要以及确保自身身份处于稳定状态所能获得的本体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⑦

然而，国际关系学界在运用承认理论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缺失。由于该理论从哲学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时日尚短，而且个人层面的承认需要能否顺延到国家间关系中等问题依旧存在争议，⑧导致学者们将相当多的精力耗费在讨论承认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适应性等问题上。目前，国际关系学界虽然认可了国家同样有追求承认的需要，⑨不过就国际关系中承认的具体内容为何以及承认对象遭到其他行为体的拒绝——即蔑视(disrespect或misrecognition)——后行为体将会做出何种反应，相关经验研究成果有限。本文旨在澄清国际关系中承认概念的具体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国家为反抗蔑视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的主要因素，以推进承认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进展。

二、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之间的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承认斗争涉及的往往是国家的身份，这种身份既可以是国家的角色身份(role identity)，也可以是其个体身份或团体身份(personal or corporate identity)，还可以是其类属身份(type identity)。大体而言，行为体的身份遭到蔑视时，可能采取四种应对策略：积极抗争、消极合作、身份调整与无视。至于身份遭到蔑视的国家在特定情况下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主要取决于遭到蔑视的行为体的身份类型。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遭到蔑视的国家所采取的抗争策略会次第温和。在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之前，首先需要就国际关系中承认斗争的内涵与影响承认斗争的因素进行讨论，以建立一个关于遭到蔑视的身份与承认斗争强度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

(一)行为体开展承认斗争所追求的内容

承认斗争是在行为体之间展开的，这意味着承认往往有特定的对象。根据菲利普•内尔(Philip Nel)的观点，所谓承认，是指“社会或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得以成为受到尊重和享有自豪感的成员的主体间过程，承认因此成为行为体身份的共同决定因素”。⑩这一定义突出了承认与行为体身份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承认的主要对象为行为体的身份。这一点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确认。(11)如果说国际关系中包括国家在内的国际行为体所追求的承认主要是其身份，那么如何在经验研究中对承认内容进行分类呢？在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不同的群体追求不同的集体身份，如不同阶层、性别、族群、种族、国家、宗教、文化等群体均可以形成相应的集体身份，并希望这些身份得到承认。(12)而缺乏对集体身份进行分类的标准，承认斗争的经验研究也就无法展开。对此，托马斯•林德曼(Thomas Lindemann)、内尔、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等人均做过探索。(13)其中，以温特的研究影响较大。温特认为，国家追求两种承认形式——“薄的承认(thin recognition)”与“厚的承认(thick recognition)”。(14)其中，“薄的承认”的对象是大同主义意义上的“普世的人(universal person或sovereign person)”，即只要是人就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与此相对的是“厚的承认”，这种承认在“薄的承认”的基础上尊重行为体的特殊要求，如个人对社群的归属感和对自身特性的维护、国家对大国地位和威望的追求以及行为体对诸如“上帝选民”之类身份的捍卫等。在运用承认理论论证世界国家必然会形成的过程中，温特强调的是个人对“薄的承认”形式的追求，而低估了个人或国家追求“厚的承认”对国际政治产生的影响。(15)

国家到底追求什么样的集体身份的含混不清，制约了对国家承认斗争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的研究。本文认为，国家希望得到的承认主要是指“国家个体”的个体身份、角色身份与类属身份这三种“厚的承认”形式以及国家主权等“薄的承认”形式。本文尤为关注前三种属于“厚的承认”形式范畴的国家身份。这一分类方式借鉴了温特对“国家个体”所具有的身份类型的区分，同时契合社会心理学研究中角色理论(role theory)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对于个人身份的分类。(16)

具体而言，角色身份是指行为体“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的人互动，才能具有这种身份”。(17)如学生与老师、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大国与其合作伙伴等均属于角色身份的范畴。据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J. Holsti)的研究，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地区领导者、孤立者、调解者—调停者等17种国家角色概念。(18)也有学者认为，根据国家在国际体系等级中的地位，可将不同国家分为四种主角色(master roles)，即新生国家(novice)、小国(small member)、大国(major power)与强国(great power)。(19)

而个体身份是“使行为体成为独立的实体”的观念结构，(20)这种观念结构相当于林德曼所说的行为体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也相当于内塔•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所说的政治身份。(21)国家的个体身份以其在文化、语言、历史、成就等方面的特性为基础，这些差异往往被行为体视为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因素。(22)如美国自誉为“山巅之城”和“自由的灯塔”，中国持有的“上下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身份，英国曾经构建的“日不落帝国”身份，法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以色列人自诩为上帝的“特选子民”，吉尔吉斯斯坦近年来宣称其是“圣诞老人的新家”等，均是各国赋予自身的个体身份。(23)

类属身份则是国家因分享某些共有特点而形成的身份。如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根据国家的“政权类型”(民主国家对极权国家、专制国家、威权国家等)、“国家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地理位置(亚洲国家、欧洲国家等)、对待国际体系的态度(现状维持国家对修正主义国家)等对国家所属的群体进行分类。尽管类属身份以国家具有的共性作为区分依据，不过，类属身份的形成及其演变还必须具有相应的政治意义。其他国家可以根据它们的共性采取相应的行动，如针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针对新兴国家的崛起采取限制措施等。

显而易见，同一个国家同时具有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而且可以同时具有多个不同的相应身份。在国际互动中，除了国家主权与成员资格，国家致力于得到其他国家承认的主要就是这三种身份。

(二)承认斗争的策略选择及影响因素

一个国家希望得到承认的身份——无论是角色身份、个体身份还是类属身份——遭到拒绝，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国际后果。正如一个人的主体性未获承认会引发人际冲突一样，一个国家的特定身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显著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承认，则会导致国家间关系的紧张，有时甚至引发冲突或战争。然而，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承认斗争一定会以暴力冲突的形式体现出来。而在现有关于国际关系中承认斗争的经验研究成果中，大多数成果关注的是以暴力方式体现出来的承认斗争。(24)如果说“蔑视与武装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概率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25)那么就有必要讨论影响承认斗争强度或形式的相关因素。

大体而言，被蔑视行为体至少可以采取积极抗争、调整身份、消极合作、无视四种应对策略。积极抗争是承认斗争中最常出现的抗争策略。根据抗争的强度，又可以将其细分为暴力应对、中止合作、话语抗议三种抗争方式。显而易见，这三种抗争策略在强度上逐渐递减。调整身份则是指行为体基于被蔑视的体验，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和身份构建存在问题，从而更新并内化国际社会主导的规范和行为，实现自身身份的重构。这种策略相当于建构主义所说的国家社会化过程。而消极合作是指被蔑视的行为体虽然对身份遭到蔑视有所不满，然而囿于实力或蔑视方并不构成显著性他者，因此并未采取激烈甚至是积极的措施来追求承认，而只是使承认问题陷入僵局之中，导致双方的合作受到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无视是指受到蔑视的行为体对其身份遭受蔑视无动于衷(或者是出于轻蔑，或者是出于冷漠)，也无意改变与蔑视方之间的关系现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应对身份蔑视的策略均属于理想类型(ideal type)，现实政治生活中承认斗争的策略选择要比这种分类复杂得多。不过，这种分类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与现有关于行为体如何管理其集体身份遭遇负面反馈时的策略选择存在明显的契合。(26)由于身份遭遇蔑视会损害行为体的自尊及其本体安全感，因此，即使身份遭到蔑视的行为体没有采取积极抗争、消极合作的抗争策略，但也很少采取无视的策略，至于身份调整则更是一种罕见的应对身份被蔑视的策略。

受到蔑视的行为体究竟采取何种策略追求承认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其中，首先需要考察的因素是蔑视方与被蔑视方之间的实力分配。受到蔑视的大国往往可以通过发起战争的方式纠正其他行为体对其身份的蔑视，而小国则缺乏相应的能力，导致其往往通过消极合作、调整身份、无视等策略来加以应对。修昔底德有关“强者仗势而为，弱者逆来顺受”的判断，在一定意义适用于承认斗争。(27)整体而言，更强大的国家在选择承认斗争方式方面享有更多的自由，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自尊或“本体安全”；而如果小国遭到实力强大国家的蔑视，囿于抗争的成功机会较小，往往会倾向于采取更为保守的应对策略。(28)不过，国际关系中不乏小国不计后果地反抗大国蔑视的例子，如伯罗奔尼撤战争中米兰对抗斯巴达、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表现、古巴长期对抗美国、2008年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发动进攻引发的俄格战争、当前的朝鲜不顾美国的反对发展核武器等现象，均是小国为使其国家身份得到承认而采取积极抗争的策略对抗大国的事例。这些事例说明，权力不对称并不能精确预测行为体开展承认斗争的具体策略。换言之，国家间的实力分配在分析和预测承认斗争策略方面至多扮演了一种中介变量的角色。除此之外，承认斗争双方的历史记忆、地理临近性等因素也会影响承认斗争策略的选择。不过，它们同样无法对身份蔑视与追求承认的策略进行准确预测。(29)

本文将从国家的身份类型入手，考察其与承认斗争策略之间的关系。(30)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是国家的角色身份遭到蔑视，那么往往会带来激烈的抗争方式；如果是国家的个体身份遭到蔑视，抗争方式也会比较激烈，只不过其强度较角色身份遭到蔑视时低；如果遭到蔑视的是国家的类属身份，通常会带来比较温和的抗争方式。之所以如此，与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对于国家而言其身份显著性(identity salience)不同有关。身份显著性是角色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该概念试图回答在具体情境中个体行为体的何种角色身份会被激发并引发行为体的相关反应。依据角色理论的观点，某个角色身份的凸显程度受到身份的互动承诺(interactional commitment)与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两个因素的影响。前者是指承诺的广度，主要反映与该身份相联系的角色数量；而后者指的是与身份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衡量的是一旦这些社会关系断裂将会产生的情感水平。(31)根据角色理论的研究，一般而言，“情感附着程度强的社会关系越充分地占有某一特定身份，该身份的凸显程度越大，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就越大；同样，这些社会关系中所包含的重要他者数量越多，该身份也就越显著，对行为的影响也就越大”。(32)而根据承认理论有关蔑视导致行为体产生消极的情感反应进而激发承认斗争的观点，在影响身份显著性方面，情感承诺比互动承诺的影响更为显著。

如果承认斗争的策略选择主要取决于遭到蔑视的身份类型，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国家而言，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的身份显著性存在什么样的关系？(33)首先，社会认同理论已经证明了行为体的个体身份在身份显著性方面强于行为体的类属身份。如简•斯特斯(Jan E. Stets)与彼得•伯克(Peter J. Burke)在总结社会认同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后指出，行为体的“个体身份是一系列附着于并维持着自我成为一个个体的意义，这些有关自我的意义(self-meanings)就像凯•杜尔琦(Kay Deaux)所说的那些个体身份一样，以一种超越各种角色(身份)和语境的方式压倒(pervade)个体所属的一切群体”。(34)这一观察符合人们有关国家对个体身份所做的情感承诺比向类属身份所做的情感承诺要强这一直观认识。其次，还需比较角色身份与个体身份的情感显著性。(35)对此，莱因哈德•沃尔夫(Reinhard Wolf)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就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承认与承认斗争强度之间关系提出的两个假设具有启发意义。沃尔夫的第一个假设是：“对一个行为体成就、立场、能力或功绩蔑视所导致的抗议反应，要比蔑视一个行为体之整体重要性或权利带来的反应温和一些，而且更多地受到规范的引导”；第二个假设是：“在蔑视行为与其地位概念的实质性成分之间建立的象征联系越强，那么由此带来的反应行为将更为有力，也更少顾及由此带来的物质成本”。(36)比较沃尔夫的两个假设，我们可以推断，对于国家而言，角色身份的身份显著性要强于个体身份的身份显著性，因为捍卫个体身份的斗争还“受到规范的引导”，而应对角色身份遭到蔑视的斗争“更为有力，也更少顾及由此带来的物质成本”。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本文的核心假设：对于同一个国家而言，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的身份显著性呈递减之势。下文将根据这一假设，依次讨论国家这三个身份分别遭到蔑视时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

(三)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之间的具体关系

首先是角色身份。一般而言，国家的角色身份一旦遭到蔑视，将引发国家比较激烈的应对。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角色身份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而对地位的追求，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动机。事实上，社会认同理论归纳的三种身份管理战略(社会竞争、社会冲突与社会流动)，均涉及群体如何在克服本群体的负面社会地位的同时以有效提高本群体的地位。如有学者指出：“一种不尽如人意的地位，衍生出诸多以提高这种地位位置为目的的战略。与之相反，一旦遭到质疑，人们倾向于捍卫一种称心如意的地位位置并维系一种积极的内群体评价。”(37)这一观察精辟地概括了国际关系中地位需求者与地位维持者之间的不同心态。事实上，为寻求或维持更高的国际地位，国家之间的互动充满了诸多矛盾甚至战争。这也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一个关注度明显上升的问题。(38)正因如此，沃尔夫才将国际关系中的承认斗争简化成了一种地位斗争。尽管这种简化忽视除角色身份之外的其他身份，不过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角色身份对于国家而言的身份显著性。可以推断，国家的角色身份一旦遭到蔑视，往往会引发较为激烈的情感反应，而且会采取积极抗争的策略进行抗争。其中，中止合作、话语抗议是屡见不鲜的抗争方式，即使采取暴力冲突的方式也不奇怪。

其次是个体身份。尽管温特认为国家的个体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不过，个体身份的形成与维持仍有重要的外部维度，因为身份的建构不可避免地涉及自我通过强调与他者的差异以维持身份的边界。正如威廉•康诺利(William E. Connolly)所指出的，无论是个人、社群、民族抑或国家，其身份“是通过一系列得到社会认可的差异得以确立的”。(39)就此而言，国家个体身份的确立和维持同样是关系性的。不仅如此，国家个体身份的确立也有过程性，因为用以标示国家特性的差异及其边界是在不断变化的，需要国家对其个体身份不断进行调整，有时甚至通过刻意贬低他者来实现这一目的(至于由此造成的对他者的蔑视则是另一回事)。(40)而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趋于消失，比如形成温特意义上的“集体身份”时，行为体往往会体验到不安全感，因此会通过强调自我与他者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即使这种差异并不显著)来确立自身的身份。(41)通过对国家的个体身份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学术界达成了国家的个体身份具有较高的身份显著性这一共识。一旦个体身份遭到蔑视，国家往往产生较为明显的情感反应。(42)为捍卫这种身份，国家可能会采取积极抗争、消极合作的应对策略。但相对于角色身份而言，国家个体身份遭到蔑视往往不会导致暴力冲突，在反应激烈程度上要低于前者。

最后是类属身份。不管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还是基于心理上的考虑，国家在国际互动中往往倾向于与那些角色身份或个体身份相近的国家开展合作，从而形成相应的类属身份。当前国际社会中方兴未艾的地区一体化现象，具有相似意识形态的国家展示团结、大国在攸关国际秩序稳定和国际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进行一定合作等现象，均说明了具有相似角色身份或个体身份的国家可以形成特定的类属身份。对于国家形成类属身份的机制，社会认同理论同样富有启发。根据该理论的观点，处于群体中的个人经常表现出对内群体的偏爱(in-group favoritism)与对外群体的歧视(out-group discrimination)的现象。(43)即使这些群体在接触之前没有互动或利益冲突的历史，这种对内外群体的区分并由此带来对不同群体的成员采用不同态度的模式也会出现。(44)大体而言，大致有三个机制导致这种群体性行为的出现，即自我区分(self-categorization)、内群体情感(ingroup effect)与内群体纽带(ingroup ties)。(45)尽管社会认同理论着眼于群体内部的个人，不过它也可以用来说明国际社会中具有相同类属身份行为体之间出现的团结现象，如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和平论”。当然，诚如社会心理学中的“最佳独特性模型(optimal distinctiveness model)”指出的，尽管个人有归属群体的需要，但同时也有维护其独特性的需要。如果行为体的个体身份在被群体同化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去个性化风险，那么行为体就会通过认同一个更小的群体以维持其独特性。(46)这种观察同样适用于具有相同类属身份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国际关系中具有相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联盟，虽然能形成一定的类属身份，但这种联盟始终面临如何处理联盟团结与国家独立性之间关系的难题。(47)温特在讨论其“集体身份”形成过程中也注意到，国家同质性不一定有助于“集体身份”的形成，因为“同质性削弱了这种边界的客观基础，因此也就使群体存在的理由不那么充分”。(48)因此，国家的类属身份遭到蔑视，即使带来承认斗争，这种斗争策略也会比较温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类属身份的捍卫以消极合作或无视的方式而不是积极抗争的方式来展开。在三种类型身份引发的承认斗争中，类属身份引起的承认斗争其强度最低。

上文在被蔑视方的集体身份类型与其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大体而言，在抗争强度方面，对行为体角色身份的拒绝引发的承认斗争比较激烈，其次是对行为体个体身份的蔑视，最后是对行为体类属身份的蔑视。当然，如前所述，身份蔑视带来的抗争策略还受到互动双方的实力对比、历史记忆、地理临近性等因素的影响。只是相对于身份类型对承认斗争策略选择的影响，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干预变量的作用。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个体身份、类属身份与角色身份同时遭到蔑视，那么毫无疑问将激发行为体采取激烈的行动追求承认(尽管因为实力所限，被蔑视的行为体可能不会采取武装冲突的抗争方式)。如果只是其中的一种身份遭到蔑视，那么斗争策略则取决于这三种身份相对于国家的身份显著性。此外，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温特所说的“厚的承认”遭到蔑视的情况，而未分析主权承认与成员身份这一属于“薄的承认”形式与承认斗争策略之间的关系。因为对“薄的承认”形式的蔑视所引发的回应，往往会以战争的形式体现出来。

三、中亚国家针对美国所开展的承认斗争

为了检验遭到蔑视的行为体的集体身份类型与其采取的承认斗争策略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采取“合理性探索(plausibility probe)”的研究方法。合理性探索的方法并不期望对理论或假设进行决定性的检验，而是致力于评估其逻辑与经验合理性，尤其是当新提出的理论或假设与既有观点相左的时候。承认理论虽然于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成果，不过相对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持的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假定，其对心理和情感因素的关注依旧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承认理论指导下的经验研究还有待深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影响力。这种情况尤其适合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合理探索式的检验，因为这种方法可用来“尝试确定其(替代性理论或假设——笔者注)潜在有效性是否足够大到以保证对其进行测试带来的投入(pains)与成本”，(49)而不是采取严格意义上以因果假设检验为目标的案例研究。(50)前者往往先于后者，(51)后者往往只有在前者证明了相关假设值得做进一步的验证时才需要展开。(52)虽然合理性探索对新提出假设的证实不能确保其一定正确，但毕竟为后续的研究提示了可能的方向。

本文选取的案例是美国与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互动过程中出现的身份蔑视与承认斗争现象。之所以选择这一案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美国与中亚国家是以实力不对称为特征的。中亚五国既有像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小国，也有像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这样的中等国家。不过，中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严重失衡。如前所述，在学术界关于国际关系中承认问题的经验研究成果中，非大国为承认而斗争的经验研究较少。通过检验中亚五国在与美国互动过程中是否为承认而斗争以及如何斗争，一方面可为验证非大国的承认斗争提供案例；另一方面，如果本文提出的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之间的关系得到初步验证，那么这一假设适用在大国承认斗争中的可能性将会显著增大。

第二，就角色身份而言，中亚国家属于国际关系中典型的新生国家，这类国家与美国的互动，相当于温特设想的首次遭遇(the first encounter)。(53)中亚五国直到1991年才获得独立国家的身份，而且此前并无建立现代主权国家的经历，各国事实上几乎是从头开始国家身份的构建和国家主权的确立。再加上独立前中亚国家与美国较少互动，而各国在苏联时期形成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重构，因此中亚国家不存在为维系此前的身份而不愿进行身份调整的问题。这为检验本文的假设提供了绝佳的案例。

第三，中亚五国独立20多年来，彼此之间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展示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正如格雷戈里•格利森(Gregory Gleason)早在1996年就已经指出的：“随着各国独立，它们很快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54)十多年之后，这种差异愈加明显。即便这样，相对于其他地区(如高加索、南亚、中东)，中亚国家仍具有明显的家族相似性，这也是它们经常被视为一个国家集团的重要原因。这种相似性能有限地控制除各国实力之外的许多变量，从而为验证被蔑视的集体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便利。

美国自1991年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即开始了介入中亚事务的进程，至今已成为中亚地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有人指出，当前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已与该地区的传统大国——俄罗斯——相近，“俄美两国属于同一个级别”。(55)美国在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中出现过蔑视中亚国家相关集体身份的情况，并由此引发了中亚国家的承认斗争。例如，在2005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安集延事件中，美国所采取的行动被乌政府解读为侵犯了其中亚地区大国和美国合作伙伴关系的角色身份，由此导致乌针对美国采取以中止合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抗争。而针对哈萨克斯坦致力于捍卫的文明国家身份，美国通过官方与大众话语的扭曲呈现，构成了对哈这一个体身份的蔑视，进而引发了哈以话语抗议为主要形式的积极抗争。而美国为整合中亚与南亚地区所推出的政策措施，反映了美国将中亚五国视为与阿富汗相似的国家这一政策思路，这挑战了中亚国家的“非阿富汗式的国家”这一类属身份，进而激发各国采取消极合作的抗争策略追求承认。

四、乌兹别克斯坦对美国蔑视其角色身份进行的抗争

中亚五国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获得国家独立，它们都珍视本国的主权，渴望获得大国的承认。中亚五国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各种集体身份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而建国后新确立的集体身份并不是很稳定，从而产生了一种“地图式的焦虑(cartographic anxiety)”。这种焦虑源自“一个社会悬置于‘前殖民地’与‘尚未形成民族’之间的中间空间中”，无法准确定位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以及本国的发展方向。(56)对于国家身份不稳定带来的焦虑，中亚国家希望通过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来加以弥补，因此“对于承认的追求是中亚地区的尴尬国家(awkward states)愿意与一系列国际行为体进行互动的基础”。(57)尽管中亚五国都希望获得国际承认，但乌兹别克斯坦对国际承认的追求最为迫切。除了维护其国家主权，乌兹别克斯坦追求两种角色身份，即希望成为中亚地区的领导者和大国的平等合作伙伴。中亚问题专家萨万特•康奈尔(Savante E. Cornell)曾如此描述乌兹别克斯坦对这种角色身份的渴求：“乌兹别克斯坦的执政精英认为本国扮演着一种地区领导者的角色是非常明显的……尽管不拥有类似于俄罗斯或美国的能力，甚至比不上土耳其或伊朗，但乌本身仍然是一个地区玩家。其雄心超越那些小国……事实上，乌不仅对摆脱俄罗斯的影响感兴趣，而且将自己定位为俄在中亚地区的一个对手。”(58)乌要实现其角色身份，美国的承认至关重要。发展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不仅是乌摆脱俄罗斯影响与在中亚地区抗衡其影响力的一种方式，而且有助于乌在与哈萨克斯坦的地区领导权竞争中胜出。(59)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乌兹别克斯坦一方面致力于削弱俄罗斯的影响，“使用几乎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反对俄罗斯的‘一体化’建议，将这些建议视为俄罗斯霸权议程的烟幕弹”；(60)另一方面，乌不遗余力地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希望美国承认其为中亚地区领导国家与大国合作伙伴的角色身份。(61)

乌兹别克斯坦获得美国对其角色身份的承认经过了较长的过程。为此，乌曾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乌兹别克斯坦是对美国在中亚和东欧等地的几乎所有政策行动提供连贯支持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以色列)。乌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Islam Abduganiyevich Karimov)甚至赞同北约东扩，认为这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威胁，而且还支持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62)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倡导在中亚地区创建无核区、参与国际反恐条约、冷却与伊朗的关系等均符合美国的利益。为谋求其角色身份得到美国的承认，乌在许多类似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协调与美国的立场。卡里莫夫还认为，乌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而它对这些势力所采取的强力措施为其成为大国的忠实合作伙伴提供了条件。基于乌提供的诸多国际支持以及对政治伊斯兰的恐惧，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乌作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如美国认为乌是中亚地区一个富有价值的支轴国家(anchor state)，是“针对动荡、宗教激进主义与俄罗斯霸权的堡垒”。(63)在1996年访问塔什干期间，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盛赞乌是麻烦之地的“稳定之岛”。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乌普遍被美学术界认为具有“与美国结盟的必要政治优势”，总统卡里莫夫也被视为与美国结盟的一位“理想的领导人”。(64)不过，在九一一事件前，由于担心乌的人权状况和怀疑乌推进经济与政治改革承诺的真实性，加上美国不愿损害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对乌大国合作伙伴与地区领导者角色身份的承认是有限的。(65)

2002年，乌兹别克斯坦在争取美国承认其中亚地区大国与大国伙伴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九一一事件的发生，首先证明了乌先前所持的恐怖主义构成对国际社会重大危害的观点，同样说明乌采取强力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具有先见之明；其次，也为其利用美国在开展反恐战争之机证明乌是大国在反恐领域的忠实伙伴提供了机会。为配合美军在阿富汗开展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持久自由行动”，乌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即与美国签署了允许美军使用其汉纳巴德军事基地(Kaishi-Khanabad air base，也称K2基地)的协议。乌的这一决定事先并未知会俄罗斯，这意味着乌美在构建一种准盟友的角色身份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久之后的2002年3月，美乌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宣言》，这被乌解读为美最终承认了其作为中亚地区领导者与美合作伙伴的身份。有人曾以生动的笔调描述了乌精英对美乌协定签署的喜悦和满足：“在2002年3月卡里莫夫访问美国之后，我刚好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我阅读乌的报纸、观看乌的电视节目、与乌官员交谈，我有一种‘乌兹别克斯坦将会申请加入美国，如果不是全面加入，至少也希望能与之相关’的感觉。”(66)事实上，不仅乌官方赋予美乌协定以重大的战略和象征意义，美国学术界同样如此认为。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该协定拥有“无限的机会与无穷的潜力”，(67)这“不仅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有关美国应在欧亚心脏地带追求地缘政治多元化这一战略视野的证据，而且也是他与其他作者有关后苏联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是美国全球战略中一个关键国家的证据”。(68)从2002年起，乌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准联盟的关系。

然而，乌兹别克斯坦从美国收获的承认，很快遭遇安集延事件的考验。因为乌期待美国对其中亚地区领导国家与大国合作伙伴的角色身份进行持久承认，而美国则是基于特定情势给予这种承认，双方认知的差距为双方准盟友关系的破裂留下了隐患。2005年5月13日，乌兹别克斯坦发生了有重大人员伤亡的安集延事件。(69)该事件发生后，美国要求对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这一要求对乌的角色身份提出了严峻挑战。(70)美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首先源于美并不认同乌政府对安集延事件性质——这是一起由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等势力挑战国家政权的事件——的界定。(71)乌政府对安集延事件的认识是与其对前苏联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乌认为“颜色革命”并不是“民主的一般扩散，而是这些国家内部条件带来的结果”，其产生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未能理解和满足人们的要求有关。卡里莫夫认为，如果忽视国家发展的阶段性这一“国家的科学法则(scientific laws of states)”而加速民主化，只会导致问题并有可能被恐怖分子与伊斯兰极端分子利用，最后带来国家的失序和动荡。(72)因此，在乌兹别克斯坦看来，安集延事件首先是一个事关秩序和稳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民主与暴政的问题，而美国的立场与此相左。美国认为，安集延事件是人权活动分子反对政府腐败而举行的和平抗议活动，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无涉，而乌政府对该事件的应对“未加区分地使用暴力”，严重侵犯了人权。当美国基于这种认知威胁要对该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时，被乌认为对其多种身份造成了蔑视：乌国内秩序与稳定的保障者、中亚地区的领导者、大国的平等合作伙伴等。(73)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乌官方和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美国的立场对乌的国家主权身份构成了蔑视，(74)但本文对此持不同看法。因为美国只是表达了要求对该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的意愿，而没有不顾乌的反对强行展开这种调查。换句话说，美国并未真正在实质上侵犯乌主权国家的身份，仅仅是在话语中预示了这种可能。可以预料，一旦越过话语的界线而体现为行动，乌的反应就有可能是暴力冲突而不是中止合作。

美提出的对安集延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的要求被乌认为对其作为中亚地区领导国家与大国平等合作伙伴的角色身份造成了蔑视。蔑视首先使乌产生了愤怒的情感体验，这明显体现在乌总统以情绪化的语言表达其不满的过程中。如卡里莫夫针对美国的要求指出：“这种调查不仅是毫无必要的，而且是对乌兹别克斯坦人尊严与主权的攻击，乌兹别克斯坦人全力支持他们的总统和他们的警察，而拒绝侵略性的外来者。”(75)在乌看来，美国本应在乌出现了恐怖分子试图颠覆乌国家政权时表达情感支持并提供相应帮助，这是美国作为准盟国及乌合作伙伴的内在要求；而美国非但未提供这种支持，反而落井下石，乌认为这反映了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所持的双重标准及罔顾合作伙伴的合理诉求。基于此，卡里莫夫将美相对于乌的角色身份从准盟友调整为“外来者”。

卡里莫夫此后的发言进一步表达了其角色身份遭到蔑视的体验。2005年5月18日，卡里莫夫在讲话时表示：“乌兹别克斯坦从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按照其他人的政策行事，任何国家，无论其实力有多强。”(76)这一表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卡里莫夫清醒地意识到其在追求承认的过程中面临实力不对称的局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美国的“实力有多强”；然而，卡里莫夫认为这种实力不对称不应阻止乌捍卫其身份。其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乌试图实现中亚地区领导国家这一角色身份。基于这种身份认知，乌经常采取具有单边主义色彩的措施捍卫其利益，即便“这种态度在该地区招致普遍的怨恨”也很少表现出改弦更张的迹象。(77)而当美国以同样的方式待乌时，乌则感受到了怨恨，因为一旦“按照其他人的政策行事”，那么乌自然无法维持其地区领导者身份。2005年6月2日，卡里莫夫声称，美国要求进行国际调查，“犹如我们是一个犯罪的国家……糟糕的是，我们还必须乞求它们的原谅”。(78)有关美国将乌定位为“犯罪的国家”的认知，直接有悖于乌作为地区领导者与大国平等合作伙伴的角色身份，因此如果不对这种蔑视进行反抗，那么美乌之间就会形成一种“警察”与“犯人”的新角色身份。总之，通过话语建构，此前作为准盟友的美国，转而被乌视为一个恃强凌弱且未对其合作伙伴及该地区领导国家予以充分尊重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美乌之间“准盟友”与合作伙伴的角色身份瞬间崩溃。基于角色身份的改变，乌兹别克斯坦对美国的蔑视采取了撤销合作的抗争策略。2005年7月29日，乌政府正式照会美国，要求美军在六个月内撤出汉纳巴德空军基地，从而暂停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也终结了两国的准盟友关系。这一事例确证了本文提出的有关对他国角色身份的冒犯将引发被蔑视行为体积极抗争的假设。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之间实力的差距以及美未罔顾乌的反对强行派出调查团进入乌兹别克斯坦，避免了乌的承认斗争以武装冲突的方式体现出来。随着2007年以来美国重新强调乌兹别克斯坦在稳定阿富汗问题上的战略地位并提升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水平，美乌关系得到改善。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是否充分尊重乌兹别克斯坦的角色身份，构成美乌关系发展的晴雨表。然而，这种改善是有限度的，因为美乌的角色身份在另一个领域存在明显冲突，即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如果美国决策者停止扮演人权的导标，那么它们也就不再是美国人；如果乌兹别克斯坦停止担当对何谓‘人权’和‘民主’的最终裁定者，那么我们所知的乌兹别克斯坦也将不复存在。”(79)鉴于这种角色身份的错位，我们可以推断，美乌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形成密切的伙伴关系。

五、哈萨克斯坦对美国蔑视其个体身份进行的抗争

哈萨克斯坦为捍卫其文明国家身份开展的斗争，则是非大国为捍卫其个体身份而进行承认斗争的例子。独立以来，哈确立了希望被承认为国际社会中一个“文明国家”的个体身份。事实上，与其他中亚国家相比，哈更为关注自身是否赢得了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国际声誉。(80)为此，哈自独立以来做了诸多努力。如哈萨克斯坦与美国合作销除其核武器、(81)倡导召开亚信会议并将其总部设在阿拉木图、(82)加强与欧安组织的联系(尤其热衷在哈举办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峰会)、(83)2008年发表《通往欧洲之路》的文件等，(84)均可被视为哈为争取其文明国家身份得到承认的举措。(85)鉴于哈为塑造和捍卫其文明国家身份所做的努力，有研究者指出：“哈萨克斯坦精英迫切地将他们塑造为慷慨的、热爱和平的、世俗的和欧亚取向的。哈国家精英强调该国长达数百年的慷慨传统，并与他们的祖先经常愿意向过往行人提供饮食与住宿联系起来。”(86)哈对这些特征的强调甚至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到达中亚地区的外国人，经常被主人款待时的丰盛和慷慨所震惊，而且中亚也的确强调这构成他们文化的一个独特特征”。(87)哈对该特征及其人民热爱和平、国家坚持世俗道路等的强调，无疑是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国家承认其文明国家的个体身份。

然而，哈萨克斯坦的文明国家身份往往遭到美国的扭曲呈现。如在官方层面，美国政府尽管意识到哈并非中亚五国中最为独裁的国家，但在2003年，美国国会仍将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ev)贴上“独裁者”或“集权者”的标签，这明显有悖于哈认为自身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和文明国家的国家身份，进而将美的做法视为一种“羞辱”。基于此，包括纳扎尔巴耶夫在内的政治人物，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评论表示“强烈不满”。(88)因为见证了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带来的政局动荡和美乌关系因安集延事件而破裂，美国增加了对哈的借重，进而降低了对其民主和文明状况的批评力度，然而美国对哈文明国家身份的蔑视并未完全消失。在2009年时，美国普遍流传着一则毫无根据的谣言，即哈萨克斯坦与伊朗签署了一项前者向后者提供1350吨浓缩铀矿石的秘密协定。而美国国务院在未对该信息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匆忙警告哈注意由此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恩•凯利(Ian Kelly)甚至公开指责哈与伊朗签署的协定是对此前由联合国安理会对后者所实施制裁的冒犯。尽管这则传闻后来被证实是虚假的，然而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草率立场以及对哈的横加指责，使哈政治精英与公共舆论对美国的盛气凌人和颐指气使深表愤懑。(89)

相对于官方对哈萨克斯坦所存问题的较为温和的呈现，美国大众媒体对哈的呈现则更为大胆、更为扭曲。在这方面，1997年由美国好莱坞导演沃夫冈•彼得森(Wolfgang Petersen)执导的电影《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90)与2006年由美国导演拉里•查尔斯(Lary Charles)执导、英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萨沙•科恩(Sacha B. Cohen)主演的电影《波拉特》(Borat)(91)是两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前者塑造了一位孤身反击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恐怖分子并挫败其阴谋的美国总统形象。该片在展示美国领导人伟大形象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哈萨克斯坦给国际社会带来的重大危险，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和恐怖分子发起的恐怖活动。尽管该片将哈恐怖分子塑造为一种对美国和全球安全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行为体，然而除了短暂出现过哈总统官邸与监狱外，其他情节都是在美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展开的，而不是在具体的哈国家空间上演的。《波拉特》则塑造了一个名叫波拉特的哈萨克斯坦人在考察美国的过程中对美国文化的观察与反思。尽管该片在西方广受赞誉，但影片中塑造出来的波拉特是以无知、粗鄙、反犹为特征的。与《空军一号》相似，《波拉特》的片头虽然有对哈萨克斯坦村庄生活的短暂再现，然而片中的村庄实际上位于罗马尼亚而不是哈萨克斯坦。根据《空军一号》与《波拉特》的刻画方式，哈萨克斯坦与哈萨克人只是一些符号，一些意味着中亚国家杂乱无章但又威胁重重、中亚人插科打诨与无知粗俗的符号。尽管大众媒体可以将该影片视为虚构的，然而影片中塑造的哈及其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一方面契合了大众对中亚地区的既有认知，从而引发共鸣；另一方面又通过影像塑造了大众对该地区的认知，进而影响到美国中亚政策的制定。

虽然好莱坞影片并不等同于美国官方，然而不能因此忽视其对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文明国家身份提出的重大挑战。对哈文明国家身份的蔑视，导致了哈采取以话语抗争为主的承认斗争策略。可以以哈萨克斯坦应对《波拉特》为例对此进行说明。为消除该片对哈文明国家身份造成的蔑视，哈开辟了两条“战线”，一条是积极宣传哈的正面形象，另一条是针对该片主演萨沙•科恩进行的回击。在前一条“战线”上，哈于2006年花费巨资在《纽约时报》、《外交》杂志、《新闻周刊》、《财富》周刊四大媒体上以及ABC、CNN华盛顿分台刊登和播放广告，以宣传哈的积极形象。(92)在后一条“战线”上，早在2005年MTV欧洲决定将年度奖项授予科恩时，哈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授予其奖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此类没有品味和庸俗的作品与文明世界的伦理规范和行为标准不符”。(93)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因为害怕“郁金香革命”蔓延到本国境内，哈当局升级了对科恩的批判。2006年2月，哈外交部发言人约尔然•阿什科巴耶夫(Yerzhan Ashykbayev)表示：“我们不排除科恩先生基于某些人的政治命令有意以一种贬损性(derogatory)的方式刻画哈萨克斯坦及其人民，我们保留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以避免此类新恶作剧(pranks)出现的权利。”(94)诸如此类的表态以及哈官方取缔《波拉特》的主页等行动，意味着哈针对科恩及《波拉特》开展了一场捍卫国家身份和形象的“战争”。(95)不过，哈捍卫其文明国家身份的这两种努力均遭到了失败。其耗费巨资的公共外交努力，除了使美国媒体的受众意识到哈萨克斯坦的旅游潜力之外，并未显著改变受众基于《波拉特》对哈所形成的认知。(96)而在与科恩的“战斗”中，哈萨克斯坦同样“败”下阵来，因为哈向科恩所做的妥协越来越大。2006年4月，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儿达丽嘉•纳扎尔巴耶娃(Dariga Nazarbaeva)不得不承认科恩享有言论自由；到了2007年，哈不仅宣布邀请科恩访问哈萨克斯坦，为其见证一个文明和真实的哈萨克斯坦提供机会，而且还感谢科恩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哈萨克斯坦。(97)尽管哈在反击《波拉特》对其文明国家身份的蔑视时所采取的抗争策略从话语抗议转变为消极合作，但它始终未采取调整身份的抗争方式。

上文的讨论表明，对某个国家个体身份的蔑视，往往也会带来积极抗争的承认斗争策略。只不过相对于角色身份而言，对个体身份的蔑视所引发的承认斗争强度要温和一些。在讨论类属身份遭到蔑视可能引发的抗争策略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澄清，即在针对《波拉特》及萨沙•科恩的抗争中为什么哈前后采取的策略不一致？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决定了国家承认斗争策略的效果但不是斗争形式。通过其掌握的大众媒体、学术论著、官方表态等话语平台，实力更强大的美国(在《波拉特》的例子中主要是好莱坞)可以成功地将哈萨克斯坦关于自身身份的描述变得无关紧要和悄无声息，这是哈在美面前捍卫其文明国家身份无法取得明显成效的主要原因。不过，这并不构成对本文有关承认斗争策略主要取决于被蔑视者身份类型的身份显要性这一假设的否定。或许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针对不同类型的集体身份遭到蔑视而采取不同的承认抗争方式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乌哈两国实力相当，双方在争当中亚地区的领导者，它们对角色身份与文明国家身份所采取的不同承认斗争策略，进一步说明承认斗争策略与被蔑视的身份存在对应关系。尽管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影响两国分别针对角色身份与个体身份遭到蔑视的应对策略，不过两国具有的相似性(如相似的国家经历、政治体制等)极大地减缓了这些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

六、中亚国家对美国挑战其类属身份进行的抗争

截至目前，中亚五国对各种正向的类属身份认同度比较低。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也形成了一些类属身份，比如“中亚国家”身份、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前苏联国家”或“独联体国家”身份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欧亚国家”身份等。不过，这些类属身份在中亚国家中的认同度比较低。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亚各国独立后的优先任务在于构建个体身份与角色身份，而且对于来之不易的主权的珍视以及各国在独立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限制了各国对类属身份的追求。然而，中亚国家还具有一种情感附着程度比较高而且也具有明显政治意义的类属身份，即各国所共享的本国属于“非阿富汗式的国家”这一类属身份。这种身份与上文讨论的乌兹别克斯坦角色身份和哈萨克斯坦个体身份不同，“非阿富汗式的国家”这一身份属于一种反向认同或逆认同形成的身份。事实上，反向认同或逆认同是身份构建中经常会出现的现象，它主要是通过使用或观照他者而形成身份。正如艾弗•诺伊曼(Iver B. Neumann)在研究欧洲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指出的，使用他者是行为体构建各种集体身份时通常采取的方式，而且这种对他者的使用往往具有突出其负面特征以反照自我优越性的特征。(98)这符合承认理论有关行为体希望确保其集体身份得到承认以收获自尊和自豪并确保其本体安全的观点。中亚国家在形成“非阿富汗式的国家”类属身份的过程中，就是通过逆向认同这一方式实现的。

在中亚国家形成类属身份的过程中，作为他者的阿富汗扮演了重要角色。阿富汗局势的持久动荡、该国存在数量众多的跨国民族、塔利班时期与后塔利班时期致力于渗透到中亚地区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跨国活动、阿富汗毒品走私等威胁，对中亚各国维持国家秩序和稳定的努力构成持久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阿富汗民众经受的动荡，成为中亚国家维持其作为“非阿富汗式的国家”这一类属身份的材料。如乌兹别克斯坦在构建其国家身份过程中，就经常将阿富汗视为一个颇具威胁性的他者。乌“内部”的稳定与团结经常与不稳定的“外部”进行对比后得以强调。所谓的“外部”，往往就是乌“边界的另一边”，即阿富汗。(99)在乌许多官员的描述中，贫穷、动荡与失序的阿富汗与能有效保障国内稳定和为人们提供富庶的乌恰成对比。(100)尽管这种将阿富汗“他者化”被认为是乌政府统治的技术手段，(101)但由此也可看出乌对阿富汗明显的非认同感。即使是经历过内战的塔吉克斯坦(1992-1997年)，也将阿富汗视为身份构建的他者。“塔吉克斯坦民众乐于与其南部邻国阿富汗进行比较”，(102)因为塔毕竟结束了内战并组建了结构完整的政府。事实上，内战结束之后，塔官方屡屡强调“对于塔吉克斯坦安全的首要威胁来自阿富汗之类的国家”。(103)

尽管程度有异，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同样对阿富汗存在逆向认同的现象。由于与阿富汗相距很远，哈萨克斯坦在建构国家身份的过程中，并未像中亚其他国家那样突出地将阿富汗“他者化”。不过，哈萨克斯坦同样认为阿富汗局势带来的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机遇，更不是一个需要和值得认同的对象。结果，在阿富汗问题上，哈“领导者与大众愿意给予同情和帮助，但不愿拖入任何军事行动并批评美国采取了一种军事回应”。(104)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国力较弱，而且自2005年以来先后发生了“郁金香革命”、2010年骚乱以及族群冲突等事件，使吉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与国家秩序保证者的身份饱经考验，然而吉对阿富汗的定位与哈类似。吉精英认为，阿富汗是衍生动荡和失序的渊薮，是对吉国家身份的重要威胁。

然而，近年来美国针对中亚地区采取的政策却忽视了中亚国家将阿富汗建构为他者以维护其“非阿富汗式的国家”类属身份的诉求。2005年下半年，美国将国务院管理中亚事务的职责范围从欧洲与欧亚局移出，重组南亚与中亚事务局，这一举措旨在以阿富汗为中心整合中亚与南亚。(105)为此，美国先后提出了“大中亚”计划与“新丝绸之路”计划两个倡议。(106)随后，这两个倡议均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与实施。(107)尽管名称上有所差异，但这两个计划的内容并无实质性区别，其核心均在于通过促进中亚与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以促进阿富汗的和平与繁荣。除了希望将中亚与南亚国家捆绑在一起、借助这些国家的帮助将阿富汗拖出泥沼之外，美国同样希望中亚国家发展与其南部邻居的关系，借此削弱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传统影响。(108)美国为整合中亚与南亚所做的机构调整及采取的相关措施，客观上造成了蔑视中亚国家类属身份的效果。这是因为，按照美国的“大中亚”计划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定位，中亚国家更多地被视为与阿富汗属于同一个集团的国家，而这是中亚国家不能接受的一种类属身份。根据美国决策者的地缘政治想象，中亚国家在文化和政治上更像巴基斯坦或阿富汗，而不是一个与之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然而，美国决策者的空间想象遭到中亚国家精英的反对，因为他们更多地将自身定位为既是“亚洲人”又是“欧洲人”。(109)

针对对其类属身份的蔑视，各国政府主要采取的是消极合作的抗争方式。这体现在话语与行动两个层面。在话语层面，中亚国家经常表达对阿富汗局势的忧虑，督促美国或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稳定阿富汗，从而委婉地传达了对美行动的不满。从2008年开始，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Emomali Rakhmon)不断强调阿富汗政局变化给塔安全形势带来了多重威胁。这种要求加强阿富汗稳定的话语，不仅“他者化”了阿富汗，同时也表达了对美国的愤怒，因为美国的阿富汗政策被认为是威胁塔安全与稳定的原因。而哈萨克斯坦则对美国2005年重组国务院机构感到“迷惘和不屑”，认为“这种重组难以理解”。(110)哈的“迷惘和不屑”在于，将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置于同类国家的观察视角，与哈渴望成为发达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哈认为这是对其作为前第一世界国家而目前正成为世界前30位最繁荣国家之一的身份的蔑视。(111)正如一名哈萨克斯坦教育部官员所表示的：“我们希望成为世俗、文明的国家。我们并不想成为阿富汗或阿尔巴尼亚。”(112)尽管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强调哈致力于与国际社会一起恢复阿富汗的经济、促进其稳定，但他同样强调：“除非重建阿富汗经济，除非能给人们提供工作，否则他们生活的唯一出路在于毒品走私。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讨论经济，然后才涉及政治。”(113)吉同样对美国将阿富汗作为整合中亚和南亚的枢纽国家表示质疑。如2011年3月在布鲁塞尔接受访问时，吉过渡时期总统萝扎•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yeva)表示：“由于国际武装部队在阿富汗地区的活动，阿富汗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我对塔吉与塔阿之间防守薄弱的边界感到忧虑。”(114)

在行动上，中亚各国对美国主导的中亚和南亚地区一体化并不十分积极。例如，在参与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两个旗舰性项目的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中亚国家都抱有热情。第一个项目是中亚—南亚1000兆瓦(CASA-1000)电力运输项目，该项目计划从吉塔两国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输送电力，以实现水资源丰富的吉塔两国与电力匮乏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互联互通。然而，截至目前，该项目依旧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除了投资无法保障、吉塔两国在建立水电站时来自下游国家(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阿巴关系并不稳定、阿局势动荡多变等因素的制约外，吉塔两国参与这一项目的意愿受到对美认知的影响。(115)如在塔公共舆论中，“美国被描述为一个愤世嫉俗和侵略成性的帝国”，而且美被认为应为阿富汗的动荡和中亚地区存在的诸多问题负责。(116)基于这种认知以及塔将阿富汗更多地视为一种威胁，塔对美国主导的CASA-1000心存疑虑。第二个项目是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线项目(TAPI项目)，该项目旨在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输送到阿富汗和南亚国家。尽管该项目对于土库曼斯坦和南亚国家而言是一个双赢的选择，而且各参与方也已签署了必要的相关文件，然而，由于阿富汗局势的动荡，尤其是缺乏相应的资金来源，该项目实际上已经陷入停滞。在这四个参与国家中，印度是最为积极的一方，而作为天然气供应国的土库曼斯坦，虽对该项目持乐观其成的态度，但总体而言积极性不是很高。(117)

整体而言，在美国整合中亚与南亚的过程中，阿富汗被视为枢纽与核心，而中亚国家则更多地将其视为威胁，为此，它们更乐意通过参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机制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来应对阿富汗局势动荡衍生的毒品贸易、有组织犯罪、武器走私、恐怖分子外溢等问题。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就采取了这种立场。尽管乌兹别克斯坦曾致力于通过发展与阿富汗的双边合作来应对阿富汗局势变化带来的问题，但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乌在阿富汗问题上也越来越多地采取了一种防御性的姿态以维护自身安全。(118)中亚国家竞相通过多边机制处理阿富汗问题而对发展与阿富汗的双边关系心存疑惑，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如果中亚国家对中亚与南亚一体化的支持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而实际上却心存不满和恐惧，很难想象中亚国家与阿富汗及南亚国家共享类属身份，更遑论形成温特意义上的“集体身份”。因为按照角色理论的相关观点，身份显著性受到互动承诺与情感承诺两者的影响，中亚国家与阿富汗互动有限以及对阿富汗心存恐惧，毫无疑问将导致它们对美国的中亚与南亚一体化倡议持消极参与的态度。其二，中亚国家借重于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多边机制来应对阿富汗问题，反映了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仍在一定程度上共享“前苏联国家”或“独联体国家”这一类属身份。事实上，中亚国家不是将阿富汗而是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参考群体，而这符合它们关于自身是“非阿富汗式的国家”的定位。(119)这两个方面的观察均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美国推动的中亚与南亚一体化迄今依旧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三个例子中，为承认而斗争的逻辑并不排斥功利主义的解释。参与美国主导的中亚与南亚一体化可能给中亚国家带来的实利，如开通南向的能源与贸易通道、通过向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持以获得援助、借重美国及其盟国的力量缓解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亚国家对美国蔑视其类属身份的焦虑与不满。就此而言，在解释中亚国家为何对美国蔑视其类属身份采取了消极合作这一抗争策略的过程中，为承认而斗争的逻辑与功利主义的逻辑能够相互补充，后者认为国家的对外行为主要受到致力于维护国家生存与获得财富等动机的影响。尽管中亚国家的案例并不一定适合大国组成的集团在类属身份遭到挑战时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不过，鉴于类属身份相对于行为体的角色身份与个体身份而言其身份显著性要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种身份一旦遭到蔑视可能引发的承认斗争策略。除了消极合作的方式，国家也可能采取无视的方式应对类属身份被蔑视的情况。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本文的研究澄清了承认斗争的内容。在明确承认斗争的内容主要是行为体的身份之后，本文借鉴了温特的身份分类，认为对于国家而言，包括个体身份、角色身份与类属身份在内的集体身份，均是行为体积极争取得到尊重和承认的对象。至于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的荣誉、地位、声誉、威望等，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集体身份(尤其是角色身份)衍生出来的利益。其二，本文纠正了承认斗争一定会采取武装冲突这一承认策略的成见。在既有关于承认斗争的经验研究成果中，大多关注的是武装冲突这一承认策略。在理论引进与构建阶段，这一取向有其积极意义，不过，当承认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进入理论拓展与验证阶段时，忽视了承认斗争策略的多样性，可能会限制其成为一个更富生命力的研究议程。其三，本文虽然指出承认斗争会受到互动双方实力分配的影响，但明确了其并非构成决定承认斗争策略的首要因素。在蔑视与反抗的互动过程中，影响行为体应对策略的首要因素是受到蔑视的身份类型，其次才是权力的作用。前者决定了被蔑视行为体所做反应的强度，后者才会影响到具体的应对策略。

本文的案例研究则具有一定的现实启发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参与中亚地区事务的启示，二是关于如何缓解国际政治的承认斗争现象。就第一个方面的启示而言，本文的案例分析说明，中亚国家渴望自身身份得到承认，构成各国对外行为的重要动机。美国在与中亚国家互动过程中对中亚国家相关身份的挑战甚至蔑视，客观上已影响到美国中亚政策的顺利实施。与美国相似，尽管俄罗斯仍然是中亚国家主要的参考群体，但俄在参与该地区事务时偶尔的盛气凌人，同样伤害了中亚国家的自尊。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整体而言缺乏对中亚国家的尊重”，(120)这导致部分中亚国家对俄有所不满。美俄的经历启示中国，在与中亚国家互动时中国需要注意满足各国对获得尊重和承认的渴望，避免因忽视或挑战各国的身份而影响到各国参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热情。在第二个方面，国际政治中为承认而斗争的现象屡见不鲜，并衍生出了许多矛盾与冲突。为承认而斗争的逻辑提供的启示是，一个国家需要对其他国家的身份给予明确的尊重，这是缓解国际关系中承认斗争和促进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渠道。尽管承认身份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提供资金、耗费时间、转移注意力、淡化国家之间的差异、导致其他行为体的自我膨胀、间接冒犯其他行为体等，但相对于其带来的收益，这种努力是值得尝试的。(121)诚如阿克塞尔•霍纳特(Axel Honneth)所说，“尽管政治承认的符号不足以为跨国合作创立一个牢固的基础”，不过，承认国家的“文化产品与历史成就”，就表明注意到了“跨国信任建立的情感根源”，从而为跨国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122)

不过，在此需要指出本文研究有待拓展的四个问题：第一，本文的案例选择存在可以改进之处。在比较国家角色身份与个体身份遭到蔑视的情况时，本文分别选择了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而不是比较同一个国家两种身份遭到蔑视所带来的反应。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选择偏见(selection bias)。事实上，不仅在美国与中亚国家互动的过程中，而且在大量国际关系现象中，我们都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如果一个国家的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均遭到蔑视，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战争。正因如此，我们才选择具有很多相似性的乌哈两国。这两个国家实力相当，且在争当中亚地区的领导者，而且两国的角色身份与个体身份又均遭到了美国的蔑视。这些前提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其他变量对验证本文假设可能带来的影响。当然，学术界可以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同一个国家的角色身份与个体身份遭到同一个国家蔑视的案例，以进一步验证本文有关角色身份比个体身份遭到蔑视引发的承认斗争强度更高这一结论。第二，正如中亚国家为捍卫其类属身份的例子所表明的，为承认而斗争的逻辑与为自我持存而斗争的逻辑并不一定相互排斥，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互补。至于在研究中如何互补、在什么情况下互补、通过什么形式互补，需要开展更多的案例研究才能得到澄清。(123)第三，在集体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之间建立起联系，并不构成对国家能动性的否认。国家在其集体身份面临蔑视时，甚至也可能出现被蔑视行为体进行身份调整的现象。虽然国际关系研究中不乏关于身份变迁的成果，不过，这类研究较少与为承认而斗争的逻辑联系起来。(124)即使已有一些尝试，分析的案例也集中在那些通过采取战争的方式寻求承认失败后不得不改变身份的例子。(125)将承认斗争与国家身份变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一个颇有价值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承认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家社会化路径可以进行合作。第四，有必要对大国与小国的承认斗争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之所以选择中等国家与小国作为案例来对集体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性探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如果小国在身份遭到蔑视时选择抗争，那么这种关系在大国互动的过程中更有可能出现。因为大国的实力赋予其更多的行动自由，也更愿意为获得承认而进行斗争。同时，如果实力分配的确在蔑视与反抗之间扮演了中介变量的角色，那么大国与非大国的承认斗争在某些方面肯定会有所差异。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或许可以带来更多的启示。

感谢兰州大学杨恕教授、陈小鼎副教授、周明博士，清华大学沈晓晨博士，外交学院林民旺副教授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建设性修改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阿克塞尔•霍纳特著，胡继华译：《为承认而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5页。

②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31。

③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8;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35.

④国外主要的研究成果参见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238页；Thomas Lindemann,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10;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oulder: Paradigm, 2011; Reinhard Wolf, "Respect and Disresp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Status Recognition,"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3, No. 1, 2011, pp. 105-142; 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4, 2003, pp. 491-542; Erik Ringmar, "The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A Hegelian Interpretation of a Peculiar Seventeenth-Century Preoccu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1, No. 1, 1995, pp. 87-113; Erik Ringmar, "The Recognition Game: 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7, No. 2, 2002, pp. 115-136; Erik Ringmar, Identity, Interest and Action: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weden'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hilip Nel, "Redistribution and Recognition: What Emerging Regional Powers Wa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4, 2010, pp. 951-974; Patrick Hayden,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and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3, 2012, pp. 569-588; Brian Greenhill, "Recogni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Vol. 14, No. 2, 2008, pp. 343-368。中国的研究成果可参见赵俊：《国家间关系的道德语法：“为承认而斗争”》，载《欧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3-139页；赵俊：《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合法性与观众成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第79-89页；曾向红、辛万翔：《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必然？——承认理论视角下的一种考察》，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63-84页。

⑤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3.

⑥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6页。

⑦对于蔑视与本体安全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Thomas Lindemann,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pp. 24-28; Christopher S. Browning, "Nation Branding, National Self-Esteem,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Subjectivity in Late Modernit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13, DOI:10.1111/fpa.12028,pp.1-6。

⑧Alexander Wendt,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89-316; Brent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15-20；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76-281页。

⑨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Between States: On the Moral Substr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p. 25-38.

⑩Philip Nel, "Redistribution and Recognition: What Emerging Regional Powers Want," p.953.

(11)也可参考Erik Ringmar, "The Recognition Game: 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pp. 119-122; 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 p.507; 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Between States: On the Moral Substr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7。

(12)需要指出，本文所使用的“集体身份”概念，是霍纳特意义上而不是温特意义上的。霍纳特认为，“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身份是个人身份或个人自我感(relation-to-self)的最高等价物”(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Between States: On the Moral Substr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7)，而温特认为，行为体只有当“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时才形成集体身份(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笔者认为，温特对于集体身份的界定过于严格，按照这一标准，国家间很少存在此类集体身份。

(13)上述分类参见Thomas Lindemann, "Peace Through Recognition: An Interact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ris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5, No. 1, 2011, pp. 73-74; Thomas Lindemann,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pp. 28-43; Philip Nel, "Redistribution and Recognition: What Emerging Regional Powers Want," p. 955。

(14)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 pp. 511-512.

(15)关于国际关系中行为体对“薄的承认”的追求，可参见Yana Zuo, "Self-Identification, Recognition, and Conflict: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Identity, 1949-2008,"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p. 153-170。

(16)可参考Jan E. Stets and Peter J. Burke,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63, No. 3, 2000, pp. 227-229。

(17)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5页。

(18)Kalevi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3, 1970, pp. 233-309.

(19)Cameron G. Thi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Enduring Rival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2, No. 4, 2001, pp. 708-709.

(20)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2页。

(21)Neta Crawford, Argument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Ethics, Decolonization,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14.

(22)Ulrika  , The Prospects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A Matter of Relative Gains or Recognition?  :  Studies in Politics, 2007, p. 60.

(23)在这里，需要区分国家基于自身独特性构建的“团体身份”与民族主义者基于种族主义观念建构的民族身份。这两类身份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更富包容性，而后者更多地代表了主体民族的意志，以提高本民族或本国的国际地位为取向，更多属于角色身份的范畴。

(24)Reinhard Wolf, "Respect and Disresp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Status Recognition," p.108; Lisa  , "Thick Recognition: Advancing Theory on Identity Change in Intractable Conflict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1, 2014, p.169.

(25)Thomas Lindemann,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p.29.

(26)参见Rebecca Adler-Nissen, "Stigma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gressive Identities, Norms, and Orde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1, 2014, pp. 155-156; Henri Tajfel and John C.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William G. Austin and Stephen Worchel,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1986, pp. 7-24; Mathias Blanz, et al., "Responding to Negative Social Identity: A Taxonomy of Identi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8, No. 5, 1998, pp. 697-729。

(27)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Viking-Penguin, 1972, p.402.

(28)Catarina Kinnvall, Globalization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 The Search for Ontological 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6.

(29)如法德和解与当前的中日矛盾、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核争端和巴以冲突等例子，就分别说明了历史记忆、地理临近性在解释承认斗争方面并不充分。

(30)早在2005年，尤尔根•哈克就指出，可以将霍纳特的承认形式分类运用到外交政策的研究之中，其中一个值得展开的方向就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身份遭到蔑视对承认斗争策略的影响。然而，学术界很少就这一问题展开针对性的研究。参见Jürgen Haacke,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Centrality of Recogni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1, 2005, p.193。

(31)Sheldon Stryker and Richard T. Serpe, "Commitment, Identity Salience, and Role Behavior: Theory and Research Example," in William John Ickes and Eric S. Knowles, eds., Personality, Roles, and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Springer, 1982, pp. 199-218; Sheldon Stryker and Richard T. Serpe, "Identity Sa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Centrality: Equivalent, Overlapping, or Complementary Concept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57, No. 1, 1994, pp. 16-35.

(32)季玲：《重新思考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82页。

(33)温特虽然将国家身份区分为四种类型(即角色身份、个体身份、类属身份与集体身份)，而且也意识到身份承认的重要性，但他同样未对此展开讨论。

(34)引言参见Jan E. Stets and Peter J. Burke,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229。

(35)斯特斯与伯克仅仅强调，自我对其角色身份与个体身份的认识存在密切关联，行为体需要平衡角色身份与个体身份之间的要求，至于两者之间的身份显著性孰高孰低他们没有展开分析。

(36)Reinhard Wolf, "Respect and Disresp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Status Recognition," p.132.

(37)Amelie Mummendey, et al.,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Negative Social Identity: Predictions b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6, No. 2, 1999, p. 229.

(38)国际关系学者对国家追求或维持国际地位在国际关系中意义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主要作品参见Shiping Tang,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2005, pp. 34-62;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William 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28-57; Reinhard Wolf, Debora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Thomas Volgy, et al., eds., Major Powers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lob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MacMillan, 2011; Tudor A.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14, pp. 125-152。

(39)William E. 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64.

(40)Iver B.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Craig Calhou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Difference,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95.

(41)William J. McGuire, et al., "Salience of Ethnicity in the Spontaneous Self-Concept as a Function of One's Ethnic Distinctivenes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6, No. 5, 1978, pp. 511-520; William J. McGuire, Claire V. McGuire and Ward Winton, "Effects of Household Sex Composition on the Salience of One's Gender in the Spontaneous Self-Concep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5, No. 1, 1979, pp. 77-90.

(42)可参考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Jef Huysmans, "Security! What Do You Mean? From Concept to Thick Signifie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2, 1998, pp. 226-255; Jutta Weldes, et al., eds., Cultures of Insecurity: States, Communit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Brent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 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s, 2008.

(43)亨利，泰菲尔、约翰•特纳著，方文、李康乐译：《群际行为的社会认同论》，载周晓红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Henri Tajfel，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44)Heri Tajfel, "Soci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3, 1982, pp. 1-39; Miachael A. Hogg and Dominic Abrams,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p. 43-47.

(45)Henri Tajfel, "Social Categoriz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mparison," in Henri Tajfel, 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p.63; James E. Cameron, "A Three-Factor Model of Social Identity," Self and Identity, Vol. 3, No. 3, 2004, pp. 239-262.

(46)Marilynn B. Brewer, "The Social Self: 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17, No. 5, 1991, pp. 475-482.

(47)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6-38页。

(48)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44页。

(49)Harry Eckstein, "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5, p.108.

(50)两者间的区分参见Ingo Rohlfing, Case Studies and Causal Inference: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222-223。

(51)Anders Wivel, "The Constellation Theory Applied Outside Europe," in Anders Wivel and Hans Mouritzen, eds., The Geopolitics of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4, p.203.

(52)Daniel W. Drezner, The Sanctions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9.

(53)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54)Gregory Gleason, "Indigenous Democracy in Central Asia," gopher://gopher.soros.org/00/Affiliated_Orgs/OSI_NY/Tajikistan_Project/democracy1.txt，登录时间：2014年12月5日。

(55)赵常庆：《大国博弈与中亚国家的立场》，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72页。

(56)Sankaran Krishna, "Cartographic Anxiety: Mapping the Body Politic in India," Alternatives, Vol. 19, 1994, pp. 507-521.

(57)Emilian Kavalski,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Fusion and Fissure in the Awkward States of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in Emilian Kavalski, ed., Stable Outside, Fragile Inside? Post-Soviet Statehood in Cental Asia, Burlington: Ashgate, 2010, p.18.

(58)Savante E. Cornell, "Uzbekistan: A Regional Player in Eurasian Geopolitics," European Security, Vol. 9, No. 2, 2000, pp. 126-127.

(59)Murat Laumulin and Farkhod Tolipov, "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 A Race for Leadership?" Security Index: A Russian Journal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2, 2010, p.46; Reuel R. Hanks, "Multi-Vector Politics' and Kazakhstan's Emerging Role as a Geo-Strategic Player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1, No. 3, 2009, p.257.

(60)Annette Bohr, Uzbekist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RIIA, 1998, p.44.

(61)Savante E. Cornell, "Uzbekistan: A Regional Player in Eurasian Geopolitics," p.127.

(62)Savante E. Cornell, "Uzbekistan: A Regional Player in Eurasian Geopolitics," pp. 125-126.

(63)Leila Kazemi, "Domestic Sources of Uzbekistan's Foreign Policy: 1991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6, No. 2, 2003, p.208.

(64)转引自Kurt H. Meppen, "U.S.-Uzbekistan Bilateral Relations: Policy Options," in John C. K. Daly, Kurt H. Meppen, Vladimir Socor and S. Frederick Starr, Anatomy of a Crisis: US-Uzbekistan Relations, 2001-2005, Washington, D.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6, p.15, pp. 18-21。

(65)Olga Oliker and David A. Shlapak,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 Pittsburgh: Rand Corporation, 2005, p.9.

(66)Rein Müllerson, Central Asia: A Chessboard and Player in the Great G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55.

(67)Shahram Akbarzadeh, Uzbekist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uthoritarianism, Islamism and Washington's Security Agenda, New York: Zed Books, 2005, p.75.

(68)Farkhad Tolipov and Roger McDermott, "Uzbekistan and the US: Partners Against Terrorism,"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 No. 4, 2003, p.15.

(69)根据乌方公布的数据，死亡187人，而西方估计在500人至1000人之间。参见Shirin Akiner, Violence in Andijan, 13rd May 2005: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5。

(70)美国的应对过程参见John Heathershaw, "Worlds Apart: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Geopolitical Space in the US-Uzbekista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6, No. 1, 2007, pp. 131-132。

(71)乌政府对安集延事件的描述，参见Nick Megoran, "Framing Andij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slam Karimov's Account of the Events of 13 May 2005,"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7, No. 1, 2008, pp. 15-31。

(72)Nick Megoran, "Framing Andij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slam Karimov's Account of the Events of 13 May 2005," pp. 26-27.

(73)Natalie Rochelle Koch, Nation-Building, Geopolitics, and the Andijon Uprising: Securitizing Discourses in Uzbekistan,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9, p.160.

(74)Natalie Rochelle Koch, Nation-Building, Geopolitics, and the Andijon Uprising: Securitizing Discourses in Uzbekistan, pp. 163-165.

(75)Sarah Kendzior, "Poetry of Witness: Uzbek Identity and the Response to Andijo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6, No. 3, 2007, p.318.

(76)John Heathershaw, "Worlds Apart: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Geopolitical Space in the US-Uzbekista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p.131.

(77)Dina Rome Spechler and Martin C. Spechler, "Uzbekistan Among the Great Power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2, No. 3, 2009, p.354.

(78)John Heathershaw, "Worlds Apart: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Geopolitical Space in the US-Uzbekista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p.131.

(79)John Heathershaw, "Worlds Apart: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Geopolitical Space in the US-Uzbekista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p.137.

(80)Anna Matveeva, "Legitimising Central Asian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Symbolic Power,"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1, No. 7, 2009, p.1117.

(81)Reuel R. Hanks, "Multi-Vector Politics' and Kazakhstan's Emerging Role as a Geo-Strategic Player in Central Asia," p. 257.

(82)Jonathan Aitken, Nazarbayev and the Making of Kazakhstan, New York: Continuum, 2009.

(83)Murat Laumulin and Farkhod Tolipov, "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 A Race for Leadership?" pp. 53-54; Neil J. Melvin, "The European Union, Kazakhstan and the 2010 OSCE Chairmanship,"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Vol. 20, No. l, 2009, pp. 42-43; Herbert Salber,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waiting Kazakhstan in 2010,"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Vol. 20, No. l, 2009, p.17.

(84)Anna Matveeva, "Legitimising Central Asian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Symbolic Power," p.1105.

(85)当然，除此之外，这些努力也反映了哈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其作为开放国家和中亚地区大国的身份。

(86)Sally Cummings, "Eurasian Bridge or Murky Wat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deas, Identity and Output in Kazakhstan'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19, No. 3, 2003, p. 140.

(87)Noor Sophia Inayat Borbieva, Development in the Kyrgyz Republic: Exchange, Communal Networks, and Foreign Presence,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p.50.

(88)Mariya Y. Omelicheva, 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106-107.

(89)有关情况参见Marat Shaikhutdinov, "Central Asia in the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of Barack Obama's Administration: Results and Prospect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2, No. 2, 2010, pp. 88-90。

(90)对《空军一号》政治意蕴的解读，参见Anthony R. Bichel, Contending Theories of Central Asia：The Virtual Reality of Realism, Critical IR and The Interent, Ph.D. Dissertatio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7, pp. 181-182。

(91)Edward Schatz, "Transnational Image Making and Soft Authoritarian Kazakhstan," Slavic Review, Vol. 67, No. 1, 2008, pp. 50-62; Robert A. Saunders, "Buying into Brand Borat: Kazakhstan's Cautious Embrace of Its Unwanted ‘Son'," Slavic Review, Vol. 67, No. 1, 2008, pp. 63-80; Paula A. Michaels, "If the Subaltern Speaks in the Woods and Nobody's Listening, Does He Make a Sound?" Slavic Review, Vol. 67, No. 1, 2008, pp. 81-83; Robert A. Saunders, "In Defence of Kazakshilik: Kazakhstan's War on Sacha Baron Cohen,"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Vol. 14, No. 3, 2007, pp. 225-255.

(92)Robert A. Saunders, "Buying into Brand Borat: Kazakhstan's Cautious Embrace of Its Unwanted 'Son'," p. 73.

(93)Edward Schatz, "Transnational Image Making and Soft Authoritarian Kazakhstan," p. 56.

(94)Robert A. Saunders, "Buying into Brand Borat: Kazakhstan's Cautious Embrace of Its Unwanted 'Son'," p.70.

(95)Robert A. Saunders, "In Defence of Kazakshilik: Kazakhstan's War on Sacha Baron Cohen," pp. 225-255; Felix Stock, "The Borat Effect,"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Vol. 5, No. 3, 2009, pp. 180-191.

(96)Jami Fullerton and Alice Kendrick, "Courtney Wallis, Brand Borat? Americans' Reaction to a Kazakhstani Place Branding Campaign,"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Vol.4, No. 2, 2008, pp. 159-168.

(97)Edward Schatz, "Transnational Image Making and Soft Authoritarian Kazakhstan," p. 60.

(98)Iver B.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1999.

(99)Matteo Fumagalli, "Ethnicity, State Form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Uzbekistan and 'Uzbeks Abroad',"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6, No. 1, 2007, p. 112.

(100)如一位乌议员曾表示：“阿富汗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已经超过十年，但阿贫困依旧，面包、和平与安全并未降临阿富汗，其人民依旧泪流满面……而我们的人民在卡里莫夫总统的带领下团结一致，并支持他的爱国主义政治。”引自Nick Megoran, "The Critical Geopolitics of the Uzbekistan-Kyrgyzstan Ferghana Valley Boundary Dispute, 1999-2000,"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3, No. 6, 2004, pp. 740-741。

(101)Nick Megoran, "The Critical Geopolitics of Danger in Uzbekistan and Kyrgyzsta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3, No. 4, 2005, p.562.

(102)Anna Matveeva, "Legitimising Central Asian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Symbolic Power," p.1107.

(103)Kirill Nourzhanov, "Omnibalancing in Tajikistan's Foreign Policy: Security-Driven Discourses of Alignment with Iran,"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4, No. 3, 2012, p.369.

(104)Sally Cummings, "Eurasian Bridge or Murky Wat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deas, Identity and Output in Kazakhstan's Foreign Policy," p. 152.

(105)Stephen Blank, US Military Engagement with Transcaucasia and Central Asia, Carlisle Barrack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0, p.31.

(106)S.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4, 2005, pp. 164-178;杜幼康：《美国的南亚与中亚“整合”战略剖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第16-21页；赵华胜：《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探析》，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5-24页。

(107)Younkyoo Kim and Fabio Indeo,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Post 2014: The US 'New Silk Road' Strategy and Sino-Russian Rivalr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6, No. 2, 2013, p.277.

(108)John Heathershaw and Nick Megoran, "Contesting Danger: A New Agenda for Policy and Scholarship o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3, 2011, p.601.

(109)John Heathershaw, Post-Conflict Tajikistan: The Politics of Peacebuild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Legitimate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187; John Heathershaw and Nick Megoran, "Contesting Danger: A New Agenda for Policy and Scholarship on Central Asia," p.599.

(110)John Heathershaw and Nick Megoran, "Contesting Danger: A New Agenda for Policy and Scholarship on Central Asia," p.601.

(111)Robert A. Saunders, "Buying into Brand Borat: Kazakhstan's Cautious Embrace of Its Unwanted 'Son'," pp. 67-68.

(112)Jazira K. Asanova,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to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Kazakhstan: Donor-Recipent Interactions,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Hofstra University, 1999, pp. 170-171.

(113)Timothy A. Krambs, "Central Asia and the Afghanistan Security Dilemma: Amelioration, Retrograde, or Status Quo? Central Asia's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Regarding Afghanistan After 2014," The Quarterly Journal, Vol. 12, No. 2, 2013, p. 4.

(114)Timothy A. Krambs, "Central Asia and the Afghanistan Security Dilemma: Amelioration, Retrograde, or Status Quo? Central Asia's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Regarding Afghanistan After 2014," p. 6.

(115)Umida Hashimova, "Controversy over Rogun Dam Complicates CASA-1000 Plans in Central Asia,"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10, No. 188, October 22, 2013; Roman Muzalevsky, "CASA-1000 Project Moves Forward Despite Security Risks,"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10, No. 178, October 7, 2013.

(116)Kirill Nourzhanov, "Omnibalancing in Tajikistan's Foreign Policy: Security-Driven Discourses of Alignment with Iran," p. 367.

(117)Stephen Blank, "Awol: U.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Vol. 15, No. 21, 2013, pp. 3-5; Stephen Blank, "India's Challenges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Vol. 16, No. 1, 2014, pp. 7-10.

(118)中亚五国应对阿富汗局势的具体举措可参见Timothy A. Krambs, "Central Asia and the Afghanistan Security Dilemma: Amelioration, Retrograde, or Status Quo? Central Asia's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Regarding Afghanistan After 2014," pp. 1-27。

(119)Mariya Y. Omelicheva, 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 pp. 82-132.

(120)Mariya Y. Omelicheva, 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 pp. 40-42.

(121)成本与收益参见Reinhard Wolf, "Respect and Disresp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35-136, pp. 120-125。

(122)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between States: On the Moral Substr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6.

(123)林德曼做了探索，参见Thomas Lindemann,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p.133。

(124)Lisa {560269940000.D7Z822.jpg}, "Thick Recognition: Advancing Theory on Identity Change in Intractable Conflicts," pp. 168-191.

(125)Rebecca Adler-Nissen, "Stigma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56-160;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