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质生产力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抓手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新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把握新质生产力，关键是要认识创新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要重视科技创新的先导性和关键性作用，还要关注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不可或缺的作用，“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新质生产力为我们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把握战略机遇，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现实指导。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亚地区“新大博弈”，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需要寻找新的合作方法，探索合作共赢的地区新秩序。新质生产力能激发新动能，是新时期推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抓手。一是促进合作领域从传统领域向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新兴领域转变。新质生产力能充分释放双方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等传统合作潜力，还将催生数字经济、金融、绿色能源等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推动创新合作走向深入。双方在创新资源联通、创新能力提升、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有较广阔的合作空间，以现有的对话机制、双边协定与合作计划为基础，更新合作清单，提升双方整体创新能力，打造创新共同体。三是有效对接中亚五国发展战略。中亚五国制定出台相关战略决策以全方位推动本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契合中亚五国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形成互补的合作格局与经济共赢相互成就的共同体。

二、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础

一是中亚五国有创新发展的诉求。中亚五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后，集中精力探索国家发展道路，开展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与转型，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把握时代机遇。例如1997年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就指出：“全球化进程和科技进步，特别是新信息和电信技术的发展，为地广人稀的哈萨克斯坦提供了独特的机遇，我们要保证跟上这些进程，而不是落后于它们。”这体现出中亚国家关注工业革命的新发展成果并主动跟随时代潮流的进步。但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受国内和地区周边安全环境、地缘政治及大国博弈的影响，各国政府的治理重心仍在维护国家安全、巩固政权方面。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中亚各国意识到科技革命提供的机遇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各国逐步出台方针战略进行回应。例如，哈萨克斯坦2012年制定出台《2050新战略方针》指出：“哈萨克斯坦要发展创新型研究新政策，目标是成为全球技术革命的一份子。”继而2017年底通过《数字哈萨克斯坦2018-2022》国家规划，2018年《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新机遇》的总统致辞，都旨在利用数字技术等科技创新成果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创新性发展道路奠定基础。米尔济约耶夫当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先后出台《乌兹别克斯坦2017-2021年国家发展五大优先方向行动战略》《新乌兹别克斯坦2022-2026年发展战略》和《乌兹别克斯坦—2030战略》等战略规划，不断提高创新活跃组织的比重，完善国家支持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土库曼斯坦2018年出台《土库曼斯坦2019-2025年数字经济发展构想》，吉尔吉斯斯坦2018年出台《2019-2023年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化转型构想》，塔吉克斯坦出台《塔吉克斯坦数字经济构想》和《2030年前塔吉克斯坦国家发展战略》，也都明确战略目标，划领域、分阶段加速创新技术的引入，加快推进创新型发展。总体来看，中亚五国都有积极和强烈的愿望成为全球技术革命中的一份子，但碍于自身能力和全球不确定风险的影响，在走出适合自己的创新可持续发展道路时仍步履维艰。

二是中国具备提供技术和经验支持的能力。中亚国家要想走出以创新为主线的发展之路，亟需借助外力。目前中亚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已达到历史最佳水平，彼此互信的战略伙伴关系也为双边创新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中亚国家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以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的硬实力，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充满期待的同时也希望获取中国在资金、技术和经验方面的支持，加强双方合作，从而加快实现中亚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创新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关键。目前我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顶层设计雏形初现。一方面我国创新主体多元，科技创新主体潜力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2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335.1万件，同比增长20.9%，其中企业拥有236.7万件，同比增速为24.0%。”作为引领创新主体的企业也注重引进、培养创新型人才，人才储备比较丰富。另一方面我国数字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完善，市场规模庞大，正迈向创新发展新阶段。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资金投入多、技术基础好、产业生态优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于此，中国可在政策设计规划、企业创新发展、科技人才培养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中亚国家开展经验和技术分享等方面的合作。考虑到中亚国家创新基础薄弱，我国也可加大对中亚国家科技企业的投资并鼓励我国的创新型企业在中亚国家投资设厂，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科技合作共同体。

三是双方开展合作有机制的保障。目前我国与中亚五国重要的区域性合作平台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一带一路”倡议，另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数字丝绸之路”，强调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数字化互联互通为基础，加强与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的合作。在此倡议下，中亚五国积极与中国展开数字化合作，在2022年1月发表的《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关于建交30周年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联通，扩大数字经济、创新和绿色技术领域合作，携手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和绿色丝绸之路。”2023年5月的《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继续强调“各方鼓励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拓展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2019年6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签署的《比什凯克宣言》强调，“创新和数字经济是实现成员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该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合作的构想》，明确要促进成员国国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在2020年11月上合组织发表的《关于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声明》中指出：“要在工业、农业、教育、能源等领域开展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合作，同时要广泛交流数字经济领域的经验和最佳实践，加强数字互联互通。”综上所述，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中国与中亚五国携手推进数字化建设，中亚各国都制定出台了相关数字化发展战略，为其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的意愿愈加强烈。“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深受中亚国家信赖，加之我们始终秉持的丝路精神和上海精神，更是为双方开创数字技术创新合作新局面、共建数字治理规则体系、共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打下坚实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景

一是数字化转型方面。当前，世界各国都意识到数字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不断探索本国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中亚国家也不例外。从中亚国家的创新发展诉求来看，近年来中亚国家积极制定基于本国现实情况的数字战略。总的来说，中亚国家的数字化发展需求主要在实现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政务和电子商务等方面入手。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薄弱，但需求较大，中国企业可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到中亚国家全面普及宽带接入、发展现代通信系统的项目中。中国企业可在提高中亚国家通信技术普及率和覆盖率过程中，联合当地企业研发涉及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管理等不同领域的软件产品，创建数据中心和数据平台，在研发过程中不断交流我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发展的经验，促进双方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中亚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市场、资源和投资，中亚国家可出台不同优惠政策，吸引中国行业龙头企业在中亚投资设厂，发展电子商务和贸易，助推中亚产品走出去。

二是绿色能源发展方面。中亚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丰富，但油气的开采仍是传统产业，开采周期长、效率低。这一方面需要推进资源开采现代化，推进传统能源领域与数字化基础设施融合发展，以智能化精细化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打造面向未来的能源体系，不断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战略新兴产业新动能。另一方面，中亚国家还面临严峻的气候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导致中亚冰川加速融化、湖泊面积不断缩小，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导致的生态系统恶化。双方可利用地理相邻优势，共同打造“油气+新能源”发展的新亮点和新布局。双方在新能源开发领域涉及水电、风电、太阳能等诸多行业，合资建厂数量不少，而中国在能源系统领域拥有45%的顶级数字专利，居世界首位。双方可在新能源合作基础上共同研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世界级专利，注重创新链产业链的结合，给双方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推动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三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科技创新人才的支撑。中国和中亚国家可从数字能力着手推进双方的人才培养计划。中亚地区是世界上数字技术普及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接触和使用互联网设备十分必要。青年科学家是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我国可以加强与中亚国家在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上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在这方面有系列合作机制安排，为双方开展科技人才培养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中亚国家可以定期安排一定人次的青年科技人才来我国从事短期的科研活动，继而推动双方在课题研究、联合实验室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多领域的合作。目前中亚国家数字技术平台和数字教育基础薄弱，中国可发挥高校的作用，推动国内在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方面具有优势学科的高水平大学与中亚各国的高校开展校际合作，课程设置要符合中亚国家数字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积极与企业对接，实现当地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联动。可发挥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积极创建政企联合人才培养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满足当地需求的非营利性项目，促进高技能人才的交流合作，实现多种方式协同育人。双方要注重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为提高儿童计算机基础技能，计划实现公立学前教育机构计算机课程全覆盖，同时还启动了面向初高中、职业院校和高校学生群体的“百万乌兹别克程序员”项目，这些措施都旨在加强基础数字人才培养。为此我国可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予以人才输送，支持中亚青少年参与到这些科技创新项目中，为中亚国家创新发展道路储备专业人才。密切的人员往来能增进相互理解，深化文明互鉴，增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构韧性。

虽然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新质生产力的合作前景，但正如世界知识产权（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23年我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在第12名，而中亚五国基本都位列100名左右。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双方在新质生产力方面开展合作的基础仍较为薄弱，制约双方高质量合作的因素还大量存在。基于新质生产力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来源：战略决策研究,2024(04):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