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亚圣”的孟子，曾颇具布衣情怀，以士民身份，以“舍我其谁”时代弄潮儿的责任感，奔走游说。其社会和政治哲学思想，承先启后，一直影响至今。孔子也曾有一些政治看法，那些看法，源于他的伦理思想，他是伦理学家，不是政治学家。孟子则不一样，他有立足于哲学思想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可算是中国早期影响深远的政治学家之一。
孟子从“人”的内涵，推理到“家”的概念；又由“家”的关系，推理到“国”的治理。他认为，在这个历史的和逻辑的演进过程中，教化最重要，因为，这是人区别于其他生命的地方：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温饱缺失，固然不行；而没有教化，则“近于禽兽”。由“人”而“家”，也就是说，合乎人伦教化的“家”，跟动物们的“家”，决然不同。人的关系，是人伦关系，不是禽兽关系，主要不是动物世界“丛林法则”的关系。人，只有在人的道德关系中，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教化”的重要，是孟子彰显“四心”，弘扬“四德”的必然要求。
国家，就是这种人伦关系的逻辑延伸和广延放大。国，是家“成长”结果；家，是国由以长成的胚胎。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小。家国，就是国家。家国情怀，是其情感纽带；宗法人伦，是其道德构成。
国家，在孟子的心中，首先就是个道德组织，最高统治者，能被人爱戴，首先因为他是道德楷模和道德领袖，反之，则是人人共诛的独夫民贼。王者，一定是道德圣人。按照孟子的说法，远古尧舜禹，王位代传，天经地义，因为他们都是道德圣人。同理，诛杀桀纣，是为民除害，因为他们都是道德沦丧的人渣。
德高为王，是由道德国家内涵逻辑推导的必然结果。这样的国君，必须实施“仁政”。孟子断言，古往今来，一直如此。“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何为“仁政”？仁政是道德高尚的王者推行的政治，所以叫做“王道”。当然，既然有“仁政”王道这一说法，那必然有“不仁政”的政治存在。至少有一种政治，在孟子看来，不是仁政，那就是靠强权压服社会成员的政治，是霸主的治道，因此，叫做“霸道”。他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同上）
孟子认为，霸道的核心，就是“力”，也就是权力。其治理方式，就是制造恐怖和采用酷刑；这种政治野心勃勃，对内高压，对外称霸；治理结果，是百姓面上服从，内心却想着反抗，社会处在没有弹性的紧张之中。而王道的核心，是德治，是通过道德指引和教育教化来治理。以德治国者，百姓心悦诚服，社会氛围和谐宽松，王道不求权大国大，但求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说到仁政治理之下的百姓生活，孟子是这样描绘的：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六百多年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简直就是上述景象的翻版。
这幅田园风光图画中，农稼丰收，百姓安居，衣帛食肉，这还不算，普通百姓，也可以接受良好教育，人人安分守己，彬彬有礼，尊老爱幼，秩序井然……两千多年来，这种田园美景，一直是人们的生活理想。“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耕读传家，丰衣足食，活着时幸福，老死也不留遗憾。这是德治王道推行的结果。
关于王道，孟子在不同场合作过多种解释。
照孟子的说法，推行王道并不难，因为它没有太多太深的奥秘。有一次，孟子劝说齐宣王推行德政，行王道。齐宣王根本就不在乎啥王道霸道的，便跟孟子打着哈哈。见孟子是认真的，齐宣王便故意调侃说，我爱财好色，自身行为不端，一身毛病，如何德治国家。孟子因势利导说，天下人人一样，个个都爱财好色。既然大王知道自己有这些欲望，那么也就应该知道所有人民也有同样的欲望了，大王要做的就是尽力去满足人民的这些欲望，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这么做，就是行王道了。
由己及人，“善推其所为”，也就是行忠恕之道，这是推行王道的首要原则。当年，在孔子那里，忠恕之道，还只是局限在个人修养方面。从否定方面讲，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肯定方面讲，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到了孟子这里，忠恕之道，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一项基本原则了。在孔子那里，忠恕，只是“内圣”之道；到孟子这里，忠恕，发展成了“外王”之道。在孔子那里，忠恕是精神活动；到孟子这里，忠恕，成为社会实践活动。这是忠恕之道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推行仁政，必先理清国家治理中义利关系，准确来说，就是应当重义轻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同上）
这场短兵相接、观点鲜明的对话，出现在《孟子》一书的开篇。孟子旗帜鲜明地反对统治者功利主义的政治观。他认为“利”字当头，导致的政治和政权后果是严重的，整个社会将卷入“上下交征利”的混乱局面中，国家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各个阶层乃至全部社会成员，将陷入利益大战。“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只有以“仁义”为准则，推行仁政，才能稳住国基，才能安定政治，才能保住王位。也就是说，为政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行仁义，而不是谋私利。这一为政出发点非常重要。显然，孟子说的这一套，当年急于富国强兵打败对手的诸侯们，包括梁惠王在内，都是听不进去的。孟子的学识，没有得到这些人的赏识，是自然的，因为货不对路啊。
孟子认为，为政从“义”出发，不是不要“利”的。仁政的任务，就是爱民、利民和惠民。众人之利，就是公利；谋取公利，是执政的根本。这是孟子告诫齐宣王的一段话：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同上）
孟子非常清楚，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并且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选择。“明君制民之产”。老百姓拥有了自己的家业财产，思想就会安定下来，犯罪率就会下降，社会风气会明显好转。保护好百姓的利益，因此非常重要，这是仁政的重要任务之一。
孟子的“仁政”中，包含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民贵君轻”。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孟子将社会阶层表达为一个循环圆圈：百姓（丘民）——天子——诸侯——大夫——百姓（丘民）。这个圆圈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丘民”。这个圆圈无论顺转还是逆转，都是以“丘民”为指向的。天下最为宝贵的，不是社稷，也不是天子，没有“丘民”，社稷天子，统统不会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最贵的，乃是“丘民”。
孟子还没有人人平等的思想，不过，他的确一直在劝告统治者将百姓利益放在首位。其说“重民”、“利民”的动机，当然首先还是为统治者着想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失去民心，君主会失去社稷的。但是，这种对统治者的忠告，是有利于社稷稳定的，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的。他非常鄙视那些失去民心的统治者：“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他告诫齐宣王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君臣关系应该亲善，但也可能恶化，恶化到最后，君王本人就成了独夫民贼，臣民们会起来打倒他，推翻他的统治。孟子认为，人民有这个革命权。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流传了许多年的话，其实就源于孟子：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民心”、“民意”，都是社会评价，是法学家们讲的“大势所趋”。“民心”向背，选择历史的走向，也决定了统治者及其社稷的历史命运。孟子反对暴政，反对滥用刑罚，反对横征暴敛，反对贱民害民，主坚信民爱民，坚信仁政是唯一能获得民心的政治坦途。
王者，只是个政治称谓；谁能王者，则是个政治问题。儒家学说中，被冠以不同名号的的“人”，价值不一样，使命不一样，历史作用不一样。儒家定格的“人”里，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君子里，又有“志士”、“仁人”、“贤人”、“圣人”等等分别。“圣人”最为高等，是君子里的真君子，是“内圣外王”的典型代表。按照儒家说法，“仁人”，只要做到“仁者爱人”，只要做到“君子成人之美”，做到“立人”、“达人”，而圣人呢，要求更高，要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能惠及天下，解救大众。也就是说，“圣人”，是历史和社会的拯救者和引路人。
显然，孟子是坚持这种“圣人”史观的。他相信，圣人，是非凡杰出的，圣人承天接地，是上天派来的信使。“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人，是道德完美真正大写的人。毫无疑问，圣人是书写历史的人。而一般民众“百工”，只能是圣人历史活动的背景墙，或者说，是历史舞台。经大浪淘沙，人群，一定会出现分化，分成“劳心”的和“劳力”的，“治人”的和“治于人”的，做“大人之事”的和做“小人之事”的：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劳力和劳心的分工，在孟子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大脑和四肢的分工那样，大脑指挥四肢，是“天下之通义”，是这个世界本身的逻辑。孟子面对这个纷乱不堪的世界，隐约中看到了某种希望，他甚至感到了历史大势已经到来，将有圣人横空出世，重整河山，终结眼前的纷乱，终结这个分裂的时代。
他断言，天下必将“定于一”，国家将获得统一：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历史，不久后兑现了孟子的预言。遗憾的是，那个终结分裂一统河山的，却不是什么“圣人”，他的治国理念也不是孟子所指望的仁政王道，而恰好是孟子一直反对的霸道。他被后世誉为“千古第一帝”，完全是因为他做了统一中国这件事本身，而不是因为别的。对他的历史评价，已有定论。这里不再赘言。
孟子，是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儒者。他的最大历史贡献，是对伦理层面的儒学，进行了形上的思考，探寻儒家学说的超伦理价值，他尝试着将传统的儒家学说，引向以民为本的新式人本主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提炼自己的思想，并试图把自己的思考成果，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他一生都在这么做，遗憾的是，他生不逢时，他的那个时代，还没法理解他思想的真正价值。
想起了尼采的一句话，“有的人死后才出生”。尼采这句话是对的，起码放在孟子头上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