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爱好，就是潜水看网上骂架，我是把写字作为养家糊口饭碗的人，通常情况下我的写作习惯是每写一个字都在数得了几分钱稿费，这样才有写下去的动力，我特别佩服网上那些一心付出不讲索取的撰稿人，特别是在骂架的时候激情洋溢，让人击赏。这些日子在看一些国外的华语论坛，不同背景的华人争论一些公共问题就非常有趣，看到有一些关于中日或者台海局势，港澳问题的讨论，大概是大陆同胞的一方往往交锋到关键处就会祭起一样法宝，一句话“岛民心态！”就把别人威风灭了半截。这种说话方式可以说把华语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就好像过去万恶的旧社会，大老爷们和异性争论，说到理屈词穷之处，来一句“妇人之见！”就不战而胜了。

这个“岛民心态”究竟指什么让我非常感兴趣，在网上查了一下，但凡用此帽子扣人，大多是指其心胸狭隘，闭目塞听，见识短浅，鼠目寸光云云。这种说法很符合中国人最擅长的形象思维，吃心补心，吃肝补肝，这样的逻辑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而中国人觉得顺理成章，不幸生长在小岛，自然心胸大不了，而我等生长于中土神州，则理当目光远大，胸襟宽博。就连李敖都曾经心有不甘的自夸：“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的在厄尔巴(Elba)岛上、在圣赫勒拿(St.Helena)岛上,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

不过我生活中的感觉则常常相左，遇到过一些香港，台湾，或者日本，马来亚等地的“岛民”朋友，他们知识面很广，而且有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愿意聆听和自己不一样的观点，心态非常开放的原意去理解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倒是一些中国大陆的朋友，在各种地方随处可见，好像都是觉悟成佛了一样，谈到很多问题都会从容搬出一套不容挑战的既定答案，如果听到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声音，或者别人尝试说出一些被忽略的事实，“汉奸”，“走狗”一类的帽子就会扣过来。

而且有时候在大陆的一些朋友身上又会发现一些特别奇怪的思维方式，对话起来特别困难，比如包括学者都会为了“要效率还是要公平”这样的伪命题争论半天，好像和世界文明的主流都不搭边。而且中国的很多概念系统都自成一套，比如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和世界通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争论起来是关公战秦琼说不到一块儿，也就秦晖这样的老大，费尽心机，苦口婆心，想把概念梳理清楚，而大多数人也没心思听。这种文化生态倒是这让我联想起了太平洋某些小岛，岛上的巨蜥因为板块漂移被隔绝了和进化主流的基因联系，所以每一个岛上的蜥蜴都长得和别的不一样，个个奇形怪状，如同侏罗纪公园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讲“岛民”真是一个非常有穿透力的解释模型，它象一个寓言，可以解释人类难于相互理解的困境。不过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可悲的孤岛，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多是“信息孤岛”，今天的地球村中，限制人们自由和视野的已经不是时空距离，而是权力和偏见所屏蔽的信息。

一个接触不到人类主流文明成果的人是可悲的，记得多年前在大学里，那时我当学生干部，恰巧中国科学大会在我们学校召开，我带着一些同学维持会场秩序，碰到门口有个衣衫褴褛如同要饭花子的人死活要往会场里冲，别人把他当作疯汉，保安拽着把他往外撵。我看他可怜巴巴，不象是要行凶，就把他拉到一边问他要干什么，他激动地说了半天我才听明白，此人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靠收破烂为生，但是特别热爱研究物理，他现在琢磨清楚了一个道理，为什么这么多星星在天上运行但是不会总是撞到一起，现在想进去见杨振宁切磋一下，他还给我看他一本脏兮兮的画满笔记和符号的本子。我只好婉言劝他回去，被一堆达官贵人围着的杨振宁大概不会有时间见他。之后很长时间我都感到负疚，往不了他那遗憾的目光，不知他现在怎样，我经常想如果他有机会读大学，也许会是一个不逊于杨政宁的物理天才。

不仅贩夫走卒会受视野之困，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极端的是多年前还有过北大某教师为了捍卫“计划经济优越性”的理论而跳楼的事情。他让我既佩服又惋惜，佩服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恐怕再难有殉自己信念的勇气决绝，惋惜的是我完全能够理解花了一辈子穷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苦心论证“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人，当接触到世界经济学思想的主流时，那种河伯遇到大海的绝望。如果互联网早些发明，如果他能够早些接触世界上早已成为常识的经济学经典理论，大概不会走火入魔到这样一步。

这种信息的封闭和自我循环实在是中华文化宿命的悲哀，早在一九一二年陈寅恪先生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当时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等他到七十岁左右，见到别人。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今天不能不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今天我们所能够接触的信息比过去那个封闭的社会要进步了很多，但依然不够理想。连总书记发出了重要指示，要我们“以愚昧无知为耻”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却仍然在很多地方背道而驰。当电视上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义正辞严的痛斥梵蒂冈或者台湾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却连那些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都说不清楚；当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达富尔或者耶路撒冷现在在发生什么，他不得不用外文检索资料才能发现比较全面的信息；甚至一些发生在中国自己土地上的事情都反倒在国外有比较全面的报道。

在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太多人头脑里有一大堆的现成答案，和一大把不容挑战和质疑的答案，却没有困惑，也失去了好奇心，更没有求真的勇气，当听到这些同胞理直气壮地斥责其他国家地区的人是“岛民”，我自己就忍不住脸红，不知这样的情形能否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身上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