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并高度概括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特性，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互通关系，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概括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对西方中心主义民族国家范式历史合法性危机的回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表达，也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文明在时空序列上具有连续性

其一，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视角观察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的连续性。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史诗，展现出突出的连续性。根据考古研究，中华大地上早在约20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的痕迹。约在9000年前，中华先民开始定居并开展农耕活动。距今约5300年前后，中华文明初步成型。自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开始，中国历经多个朝代更替和王朝兴衰。每个朝代都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环节，构成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篇章。曾几何时，近代中国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一度处于内忧外患的关头，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五千多年中国历史始终一脉相承、前后相继。

其二，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的连续性。近代以来，面临国家危局，知识分子主导的思想启蒙运动通过对传统观念的批判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学习，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历史中国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丰厚底蕴和精神血脉，现实中国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和精神气质，并直接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未来中国是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综合体，是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衔接点，更是现实中国与未来中国的连接器，是传承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的关键环节。

其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视角把握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的连续性。从民族和文化发展的主体来看，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体没有发生变更，中华民族始终是文明演进中的民族主体。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形成、发展过程。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中华文明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交融、共同奋进，形成了深厚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共同体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基石，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力量和精神。

中华文明在文化构型上具有连续性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在时间序列的历史脉络中得以体现，也在文化构型的传承维系上展现出来。中华文明延续了早期社会的文化组织形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迈入文明时代和现代社会。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和传承性，核心始终相对清晰稳定，凝聚着层层累积的文化传统。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本质上是宇宙观的巨大差别。正如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的文明起源与西方的文明起源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是连续性的，后者则是破裂性的。在连续性的起源中，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宇宙中所有的存在都具有普遍的有机联系，文明的发展依赖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普遍联系的宇宙观念本身能为这种政治程序和权力运作提供意识形态的资源。而在破裂性的文明起源中，文明始于人类改造环境，并造成了与自然的断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进化模式是连续性的，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完成的，文明演进是渐进的，基于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的延续。相比而言，西方文明的进化模式则是破裂性或断裂性的，是通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完成的，文明的进步是突破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被破坏。因此，所谓连续性即是认清人与自然资源、与其他人、与整个宇宙的一体性关联。

近代以来，中国在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同时，文化传统也一度面临断裂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结合”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就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接续与传统文明的连续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并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的独特道路。

中华文明在精神特质上具有连续性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断，与其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有着密切关系。梁启超认为国家存亡的根本在于国性，“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亡……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梁启超所言之国性，亦可理解成一种精神气质，即受文化标准化系统形塑的典型行为特征的综合表现。

精神气质是一个情感态度系统，它决定了一个群体对生活情境所能提供的各种满足和不满足所赋予的价值。中华文明有一种精神气质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诸方面，是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女娲补天造人、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远古神话无不传递出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对这种精神的总体性表述。孔子对君子明道、正心、中庸品质的论述是对这种精神的具体表达：“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陈情更是对这种精神的生动阐释。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内核是交融汇合的整体性宇宙观，外显是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并被孔子阐释为“仁”的道德准则。“仁”是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文化根基，是异质文化得以融汇于中华文明之中的核心价值体系。正如此，“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才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

1946年，冯友兰曾提出，“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句“旧邦新命”饱含着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悟。纵观古今，中国共产党以其特殊历史地位引领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实现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伟大使命，以承前启后、革故鼎新的品质努力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