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把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的形成、发展、衰微的过程还原到原有时空中进行剖析，考察其演进脉络，挖掘其演变动因，总结其演变特性。不同时期移民高潮是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演变的现实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趋势则是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演变的深层原因，其演变特性表现为认知层面的矛盾纠结性、执行层面的务实妥协性及演变层面的时空交织性。
关 键 词：民族关系理论 盎格鲁一致性 熔炉论 多元文化主义 Theories of Ethnic Relations Anglo-conformity Melting Pot Theory Multiculturalism
美国是主要由诸多移民组成的国家，自1607年以来，各地移民漂洋过海涌往美国，其移民来源广泛性、移民历程持久性、移民种族和宗教复杂性、移民语言和肤色多样性皆为世界之最。美国移民是一个持久而波动的过程，每一次移民高潮都给美国社会带来重大影响，如何处理新老移民之间的关系是美国政府的首要问题。如何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满足移民群体的合理需求，使他们能够消除分歧、和睦相处、相互协作、共同发展，为此美国先后建构了处理民族关系的“盎格鲁一致性”(Anglo-conformity)、“熔炉论”(The Melting Pot)及“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三大主流理论。笔者不揣寡陋，试就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的演变脉络做简要梳理，就其演变动因及特性做系统解读，以期对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演变脉络
(一)“盎格鲁一致性”(1607年-20世纪初)
“盎格鲁一致性”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顿·M.戈登(Milton M.Gordon)用来阐释美国民族关系的第一种主流理论。其要义为：无论移民来自何时、何地，使用何种语言，信仰何种宗教，具有何种肤色，源于何种种族，“在同化过程中必须保持(被美国革命改造过的)在美国人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和行为标准的英格兰模式的社会组织、英语和英格兰导向的文化模式。”[1](P80)。由于“盎格鲁一致性”是“一个由政府推行的、不间断的、完全的民族同化过程”[2](P13)的民族关系理论，故这一理论自英国移民北美起，一直对美国具有重要影响，从而成为美利坚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民族关系理论。
美国建国前夕，英国陆续在北美建立了13块殖民地，其人口大多来自英格兰。建国后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社会稳定，须有一套处理各种关系的理论，而清教自产生到美国建国已有两百余年历史，其理论体系已相当完备，清教思想不仅指导宗教生活，并且涉及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美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也是“盎格鲁一致性”理论的最早渊源。19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东南欧移民流入美国。这些新移民的背景与以盎格鲁民族为主体的美国老移民文化模式对比所折射出的强烈反差，使老移民认为盎格鲁民族是最优秀的种族，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则助长了其种族自信，认为自己已位居人类进化最高阶段和世界文明顶端，其他民族理应接受盎格鲁民族的文化模式。由此，“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与清教思想的有机结合，使“盎格鲁一致性”成为系统化的民族关系主流理论。
盎格鲁民族掌控美国社会各种重要资源，他们以“上帝的选民”自诩，认为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改造不同于他们的外来移民，在“盎格鲁一致性”理论指导下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外来移民的全面同化运动，最充分的表现就是“百分之百美利坚化运动”，此运动在一战期间达到高潮。其本质就是要求外来移民全面、彻底、无条件接受盎格鲁文化模式，成为符合盎格鲁价值取向的美国人。“盎格鲁一致性”理论具有种族优越性色彩和种族歧视性质，对种族进行区别对待，尤其给无数印第安人和黑人带来深重且不可宽恕的灾难。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但巩固了美国新生政权，维护了主体民族的根本利益：其一，提供了规范的社会机制；其二，巩固了新生政权；其三，代表主体民族的根本利益。“盎格鲁一致性”理论随着“百分之百美利坚化运动”的极端表现而丧失了民心，加之“当时美国社会中平等、自由的思想观念也已深入人心”[3]，故为相对温和并具有宽广视野、较强包容性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崭新理念“熔炉论”所取代。
(二)熔炉论(20世纪初-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熔炉论”是美国处理民族关系的第二种主流理论。“熔炉论”最早起源于1782年，定居纽约的法国作家J.赫克托·圣约翰·克里弗科尔通过对美国社会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他就“谁是美国人”和“未来的美国人是谁”做出如下解答：美利坚民族是一个混杂的民族，美国人具有混杂的血统，他们抛弃祖先的习俗、偏见，在美国这个环境中汲取全新的观念，在这里他们将“被熔合成一个人类的新种族，有一天，他们的工作和后代将会极大地改变这个世界”[1](106)。克里夫科尔所指的美国人仅限于白人，黑人及其他有色种族被排除在外。1845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爱默生以“科林斯黄铜”的比喻来形容美国这一大熔炉，认为这一熔炉将汇集欧洲部族、非洲部族和波利尼西亚部族等各色人等的能量和活力，共同铸成“一种新的种族、一种新的宗教、一种新的国家、一种新的文学，如同从‘黑暗时代’的炼炉中脱胎出的新欧洲一样充满活力”[4](P44)。使熔炉思想更具有包容性，可以说是对J.赫克托·圣约翰·克里弗科尔思想的极大突破。
真正将“熔炉论”引入学术领域的是美国“边疆熔炉”理论的创始人弗里德雷克·杰克逊·特纳。在他的“边疆论”出现之前，美国普遍流行着“生源论”，“生源论”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认为，美国制度最终“生源”于日耳曼，日耳曼人原始部族会议衍生出盎格鲁民族的议会制、宗教改革、平等选举权和群众运动等民主制度，这些制度通过清教徒传到美国后，方有美国的自由制度。这一理论过于看重欧洲传统对美国发展的影响。弗里德雷克·杰克逊·特纳以自身经历对“生源论”发起了挑战，认为推动美国前进的动力不是欧洲因素和东部力量，而是由动态的、多变的西部边疆所产生的独有的经历，这一经历化解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避免了分离主义，成为各民族携手共进的黏合剂，正是在这一经历中孕育出美国色彩，它是一种“新的产品，那是美国的产品”[5](P39)。特纳解释西部边疆对形塑美国文明的作用时特别注重环境因素，认为当移民群体把西部肥沃、自由的土地开发殆尽时，在只有部分贫瘠且干旱的土地可供开发时，彼此之间就要消除纷争、团结合作，形成民主和集体主义精神，因为这些土地“只有通过资本投入和协作努力才能征服”[5](P78)，从而产生了边疆熔炉构想，“边疆熔炉”构想“正契合了美国人寻求民族自豪感、要求文化独立的心理需求”[6](P8)。
真正使熔炉思想广为人知的则是犹太裔美国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他在剧本《熔炉》中所述主要观点即“美国是上帝的坩埚，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个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7](P83)，最终变成一个全新的美国人。由于“熔炉”思想既打消了老移民的顾虑，又满足了新移民的需求，因而获得新老移民的广泛认可，至此“熔炉论”成为处理美国民族关系的第二种主流理论。“熔炉论”从起源到正式成为一种理论历经百余年，它迎合了当时美国人民要求摆脱欧洲影响，极力构建富有美国特色制度和文明的强烈愿望，满足了各移民群体的价值诉求，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故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成为风靡一时的民族关系主流理论。但“熔炉论”盛行之时却遭遇“百分之百美利坚化运动”，使“熔炉论”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片阴霾，此后“随着少数族裔对自身权利的强烈诉求并取得巨大成功，‘熔炉说’显露了它自身的不足与弱点”[8](P18)。当历史车轮驶进20世纪60年代，“熔炉论”终于在民权运动的号角声中曲终谢幕，让位于引领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
(三)“多元文化主义”(20世纪60年代-)
“多元文化主义”是处理美国民族关系的第三种主流理论。其主要观点是：美国的发展是所有移民共同奋斗和努力的结果，《独立宣言》赋予公民以平等，平等不仅意味着享有同等的权利，更意味着享有保持各自差异的权利，因而各个群体的文化都应该具有合法地位，理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各群体都有保护和传承自身文化的权利。
“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基础是美国移民的多源性。由于移民来自不同国家，他们在移居美国的过程中，带来了自身的文化，导致美国文化的多元性。移民多源性为“多元文化主义”的萌芽、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多元文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的“民主多元”思想。他认为美国人是多种族混合物，各种族都为美国的构建和发展付出了辛劳，今天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各种族的共同努力，因而在我们的课堂上，应当使“每一名学生都认识到构成我们现存社会的所有元素时，他将会继续尊重那些从自己的历史中带来的东西，当他想到这个简单的因素参与了构建一个比其自身更崇高、更美好的整体时，他会因此而感到骄傲”[1](P29)。他此后又多次发表演讲和著文解说，“民主多元”思想为“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
“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犹太裔美国哲学家霍勒斯·卡伦的“文化多元主义”。
1915年霍勒斯·卡伦《民主与熔炉的对抗》一文在《民主》杂志刊发，其后又多次对“文化多元思想”予以剖析，1924年“文化多元主义”在其《美国文化和民主》一文中首次出现，标志着“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一个相对系统的思想体系。他对“百分之百美利坚化运动”和“熔炉论”进行严肃批判，从美国历史就是移民史这一视角对美国社会进行深刻剖析，并就美国社会的未来形象做理论构想，却没有就如何实现这一构想有所擘划，故应者寥寥。
“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基础是美国20世纪50至70年代以黑人民权运动为代表的系列社会运动。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起民权运动，他们以种族为基础，通过群体斗争方式，采取非暴力手段，目的在于唤醒“长期遭受不平等待遇、歧视与剥削的黑人自觉”[9]。继民权运动而起的还有以印第安人为代表的有色人种运动和以反对越战为代表的学生运动，在为“争取平等、反对歧视、承认自我认同的呼声”[10](P8)中迎来了“多元文化主义”。
20世纪初期“多元文化主义”萌牙，由于当时主流理念是“熔炉论”，同一性得到时人的认可，加之多元时代尚未到来，故“多元文化主义”沉寂于“熔炉论”的时代浪潮中。时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多元文化主义”走上了前台。“多元文化主义”由于满足了觉醒后的移民对“‘自我意识’的需求与‘寻根’的渴望”[11]从而成为被社会广泛接纳并颇具影响力的处理美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理论。“多元文化主义”一方面为少数族裔争取各种权利提供理论支持，但另一方面由于“多元文化主义”自身概念的模糊性，使其“从族群、性别、阶级到宗教、性倾向、特殊需求等诸多向度，都涵盖在内，无所不包”[12](P31)，失去了应有的理论内核。
“多元文化主义”产生前后还出现了一些“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变种，如“文化拼盘说”“文化生成论”“撞击一体论”“双重或多重认同论”，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多元文化主义”做出了程度不同的修补和完善，但始终没有脱离“多元文化主义”的论题范畴，更没有成为影响深远的主流理论体系。
二、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演变动因
美国历史上至今发生过三次移民高潮，这是影响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演变的直接原因，客观存在的事实推动了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的变化。美国三次移民高潮时期，其时代主题和产生的理论分别是塑造美国信念与“盎格鲁一致性”理论、建构美国文明与“熔炉论”理论、重塑美国价值与“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由时代主题孕育的民族关系主流理论，对时代主题做出了或基于现实、或基于情怀、或基于理想的解答，基本实现了时代主题赋予的责任。
(一)第一次移民高潮时期(1680-1880年)“盎格鲁一致性”理论与塑造美国信念
第一次移民高潮时期的先期移民主要是来自英格兰的盎格鲁民族，在美国建立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美国人口的主体地位。由于这一民族在创建美国时发挥关键作用，故而他们掌控了主流话语并在社会各个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其文化成为美国的主流文化，由此文化衍生出的行为标准、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成为后来移民必须效仿的标准方式，最终使得“盎格鲁一致性”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处理美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理论。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是塑造美国信念。美国信念最初由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提出，后经多人阐释，最终因冈纳·米达尔的《美国的抉择》一书而广为人知，其理论来源于“新教伦理、启蒙思想和美国建国中形成的边疆精神”[13]。一种新文化在产生之初，自身力量一般都非常弱小，很难在旧文化中心传播开来，但“在旧文化的边远地区，传统文明是由传播而来的”[14]。清教思想正是如此，清教徒因其激进主张在英国受到迫害，转而移居北美，“把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宗教观带到北美殖民地，并加以世俗化”[15](P57)。经过近两百年的实践，清教思想“渗透进入社会各个领域，美国的传统、美国的政治体制”[16]等无不受其影响，最终塑造了美国信念。以“人作为个人享有必不可少的尊严，人人享有根本的平等，在自由、公正和机会平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7](P64)为核心的美国信念在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于整合社会、巩固新生政权、进行国家同质化建构、凝聚人心发挥了关键作用，是“这个伟大的种族各异的国家的结构所赖以构成的水泥”[18](P5)，成为“19世纪把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最强有力的纽带”[18](P9)。
(二)第二次移民高潮时期(1900-1920年)“熔炉论”理论与建构美国文明
第二次移民高潮时期，由于东南欧移民的大量涌入使美国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致使盎格鲁民族固有优势不复存在，这引起了老移民的恐慌，同时新移民急需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盎格鲁一致性”理论既无法给老移民以安抚，又无法给新移民以保证，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熔炉论”以其较为温和、平等和富有包容性的理念获得了新老移民的认可，成为代“盎格鲁一致性”而起的第二种民族关系主流理论。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是建构美国文明。19世纪以来，美国移民经历南北战争的洗礼，并在“西进运动”中开疆拓土，更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有利时机，经济得以腾飞，国力迅速提升，民族自信心大幅增强。他们急需摆脱“生源论”影响，建构美国文明，“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构建……最终都会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19](P26)，在建构再建构、阐释再阐释的过程中形成新的认同。在此背景下，美国历史学泰斗弗里德雷克·杰克逊·特纳从边疆这一视角探索美国文明的起源，认为“美国的‘活动边疆’”[20]是推动美国发展的真正动力，提出“美国化”问题，引起了人们对美、欧文化差异性的思考，突破了以往过于强调欧洲文明的承继性而忽视美国自身独创性文明的“生源论”的成见，由此提出“边疆熔炉”构想，认为各国移民在“经历了冲突、竞争、妥协、合作后”[21]走向一体化，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美利坚民族。其后又对“边疆熔炉”理论进行阐释和完善，认为“活动边疆”为民族杂交和民族合作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实践经验，证明了美国具备创造新的、更为丰富的文明的可能性。“熔炉论”所塑造的“新人”是美国各类移民混合后的变体，“新人”所具的特性，既不同于以往任何民族的固有特征，却又带有了过往民族的某些文化遗存，这种交融和变异恰好代表了美国文明，从而增强了美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符合美国人民对自身文明的构想要求，因而解决了建构美国文明的时代主题。
(三)第三次移民高潮时期(1965- )“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与重塑美国价值
第三次移民高潮时期，由于美国取消了对外来移民的限制政策，各地移民大量涌入，致使美国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同时移民在移居美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加之适逢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阶段，使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大反叛、反主流、非主流成为时代的主要话语，多姿、多变、多元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和极力效仿的对象。“多元文化主义”随少数族裔“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维护自身的平等权益”[22]的斗争乘势而起，成为影响深远的第三种研究美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理论。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是重塑美国价值。“盎格鲁一致性”和“熔炉论”的共同点在于对美国族裔进行全面同化，最终实现美国文化的一体化。强调“求同”在美国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对于塑造美国信念、创建美国文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若仅拘泥于“求同”的旧有观念，就会导致社会机体同质化、制度僵硬化，长此以往，则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更新。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主流文化遭受各种思潮的冲击，尤其随着少数族裔人数的增多和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及族裔意识的觉醒等，他们自然会思考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提出族裔权利、文化、传统、宗教等各种诉求。美国若要既能满足少数族裔的诉求，又能使美国持续发展，就要重塑美国价值体系。“多元文化主义”以其固有的反叛、质疑精神和自由、独立、差异、多元等话语赢得了美国大众尤其是少数族裔的认可，通过批判旧有理念、谨守异同之界，最终完成重塑美国价值体系的使命。
三、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演变特性
(一)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认知层面的矛盾纠结性
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时期，主流社会希望少数族裔彻底忘记自身的文化，中断与母国的一切联系，“必须着眼于他们的后代，不要再去回顾他们的祖先”[23]，完全认同美国文化，成为美国大家庭中的正式成员，居于平等地位，不存在差别与歧视，共享发展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在经济萧条时期，“久久缠绕在心头的对失业的恐惧，反过来导致了保护性反应和向内观照的倾向”[26](22)，主流社会就会把一切灾难和不幸归于少数族裔，发生诸如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运动，这些运动会引发一些骚动甚至冲突，少数族裔往往“成为种族主义的牺牲品”[24](P4)。主流社会对待少数族裔的矛盾与纠结，既反映出他们表面上愿意接纳少数族裔，试图与他们分享各种机会与权利，共享美国自由、平等世界；又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仍旧把少数族裔当作与自己有严格区别的“他者”，暴露出文化优越感和种族主义心态。正是这种矛盾与纠结，导致主流社会与少数族裔之间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加重了分歧、放大了差异，从而强化了族裔认同、弱化了国家认同，并可能导致族裔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最终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
(二)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执行层面的务实妥协性
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在执行层面具有务实妥协性。言其务实，是指对待少数族裔因人、因时而异。具体来说，对无一技之长的少数族裔采取严厉、苛刻的同化政策，而对身怀绝技的少数族裔则采取宽松甚至无限制的同化政策；在劳动力充足时歧视少数族裔，在劳动力紧缺时包容少数族裔。言其妥协，是指执行具体政策时具有一定的灵活度。以“盎格鲁一致性”而论，原则上要求所有少数族裔都要接受盎格鲁价值体系，但实际则是只要移民认同美国、遵规守法，就不必刻意要求其完全盎格鲁化，在一定限度内能够容忍其对族裔文化的守护和传承。由此可知，务实立足于经济规划的需要，推动了经济发展；妥协着眼于社会建构的需要，保证了社会稳定。二者的有机结合，既有力满足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局，又适度满足了少数族裔的合理需求，从而促进了美国的进步。
(三)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演变层面的时空交织性
美国移民的持久性，导致美国文化的渐变性，当多次变化叠加起来后，会使旧文化体系发生轻微震荡，震荡投射到社会层面，则引起新老移民的争执、冲突，但“冲突通过施加压力以获得革新和创造，阻止了社会系统的僵化”[25](P7)，为缩小差异，就会在冲突、调整、适应中构拟新的民族关系理论。虽然新生理论富有生命力，但由于缺乏实践和理论经验，难以解决现有矛盾，故暂时不能取代主流理论。与此同时，当主流理论发现新生理论的合理内核后，就会吸纳其合理要素，打破固有理论的界限，增强自身的活力，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仍旧居于主流地位，于是主流理论与新生理论在特定时空中处于共存局面，从而交织在一起。当移民高潮期来临时，就会引起文化的剧变，导致社会遭遇认同危机，这时新生理论往往会取代主流理论成为新的主流理论。原因在于新生理论在与主流理论不断接触、互动中，逐渐意识到认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修正、完善乃至重构，以便解决认同危机，满足时代需要；主流理论虽然也在求变图新，但由于受固有意识形态束缚，难以从根本上突破固有体系，一旦发生社会危机，公众则会把长期对主流理论累加的不满宣泄出来，从而抛弃主流理论，顺势转向新的主流理论。利用这一规律反观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熔炉论”“多元文化主义”均孕育于“盎格鲁一致性”之中，“多元文化主义”更是与“熔炉论”几乎同时出现，在对“熔炉论”的批判中逐步完善并最终取而代之，成为影响至今的民族关系主流理论。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在时空交织的场景下，主流理论在不断变通中增强活力、延长生命，而新生理论在与主流理论的论战中得到了很好的淬炼，从而为替代主流理论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不同理论之间正是在时空交织的互动、碰撞、竞争中锻造出了更适合时代需求的理论，使得美国族裔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冲突和分离事件。
如何处理美国民族关系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环，不同时期对民族关系主流理论的选择，也是站在国家利益层面综合权衡之后妥协的结果。美国民族关系主流理论的纷呈演变表现出“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相互渗透，利己主义与博爱主义的相互作用，宽容和歧视的相互影响，开放与限制的相互补充等种种矛盾现象”[25]，实质上则是基于一条主线，就是为美国的根本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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