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青海和日村石刻文化发祥于和日寺，经过近百年的传承与演变，形成了独特的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传承主体主要有内传群体和外传群体，因其身份的不同，内传群体又可分为神圣群体和世俗群体；外传群体则由因婚姻和师徒关系而形成的群体所组成。传承方式主要有师徒相承、家人沿习、婚嫁传输和政府培训。这些传承主体和方式构成了分析藏族石刻传承意义的载体，从中可体察和日石刻文化得以传承至今的内在因素。

关 键 词：藏族石刻  和日村  石雕传承　　Tibetan stone carving  Heri village  stone carving inheritance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西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是世界著名江河——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这是我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被誉为“中华水塔”和“地球之肾”。这里曾水草丰美、湖泊星罗棋布、野生动物种群繁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和人为因素导致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因此为了保护环境，实现自然与人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工程即恢复和维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搬迁后牧民进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社会环境当中，那么，他们是如何进行社会适应的？如何融入新的文化模式？如何转变生计方式？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介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我们先后于2014年7月、2015年7～8月、2016年2月和2016年7～8月前往青海一个生态移民新村——和日村进行田野调查，历时两月余。以和日村为个案，现就引发笔者较多关注的藏族石刻传承的几个层面予以事实呈现，从中可体察搬迁牧民的生计策略、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传承等关联问题。

一、地理人文：和日村及和日石刻概况

(一)和日村

和日村隶属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是和日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搬迁后地处和日镇政府所在地东北角，从镇上到村里步行仅不到10分钟的路程。和日村因“石刻”在雪域高原上享有盛名，有“石雕艺术之乡”和“高原石刻第一村”之美誉。据村民讲，和日村前后经历了3次搬迁，先辈是当时和日四大部落里最穷的人，他们没牛羊、没草场，只能给“辛格德”(藏语音译，汉语意为牛羊比较多的或有钱的人)放牛羊、割草料和捡牛粪，但维持不了全家人的生活，后来听说和日寺的活佛久美耶西娘俄(当地人一般尊称洛迦活佛)会给穷人饭吃，因此很多人就从和日四大部落里搬到了和日寺旁边，并组建了一个村子，叫格或德敦切格儿(藏语音译)，即和日村的旧称。和日地区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和日寺周边的格村便不复存在，村民基本上被划分到各个生产大队。直至20世纪90年代重新分配牛羊和草场后，原先组建为格村的80户人家及其分散的子孙后代又重新被划分为一个村，即现今搬迁前的和日村。2005年国家实施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泽库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的和日村是一个本乡安置的生态移民新村，属于整村搬迁，截至2015年，和日村共有244户879人。村中享受三江源生态移民政策的人家有100户444人；享受游牧民定居政策的人家有144户435人。移民多从距迁入地八九公里外的牧区草山搬来，少数几户从1公里外的寺庙后山上搬来，和日村移民基本为藏族，仅有2人是汉族。

(二)和日石刻

搬迁后的和日村，石刻业已悄然发展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原本作为信仰之用的“石刻”逐渐走下神坛，进入市场，但这并不影响石刻本身的“神圣”，村民们依旧认为石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是神灵的庇佑。由于国家政策的鼓励，村里成立了大小不等的石刻公司，形成一条石刻产业链。关于和日村石刻最早的来源，村里流传着两种说法：其一，当地人普遍认为石刻从四川康巴地区传入，据说，第一任德敦活佛在河南仙女湖修持佛法的时候，为传播佛教把经文刻在石头上，因为纸不易保存而可能造成经文的丢失，后经由德敦活佛传给历任活佛。当和日寺从泽库县宁秀乡卧杰额顿浪山搬至和日乡智合加沟后，为解决越来越多围绕在寺院周围牧民的生活问题，洛迦活佛便将寺院这门用来修持佛法的技艺传授给了聚集在寺院周围的牧民，即最初和日村叫“格”村的那80户人家。其二，村里的老阿卡关却三知认为，和日村的石刻是从果洛那边传过来的。从这些坊间流传的故事中可解读一二：第一，石刻文化非土生文化；第二，石刻文化与当地的宗教信仰紧密联系；第三，石刻文化与当地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也是今日和日村石刻文化得以继续传承的重要因素，尤其搬迁后，随着生态移民身份的转换，导致村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传统石刻的传承主体与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内外兼传：藏族石刻的传承主体

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传承是指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之间的代际传承，“是文化在时间上世代传递的过程”[1]。但不能忽视文化在横向上的传播，这种传播“既包括具有同一特质的文化在同一社会群体成员间的扩散和传播，也包括不同特质的文化从一个地区或社会群体，到另一个地区或社会群体的传播过程”[1]。在某种程度上，横向传播也是石刻文化传承的一种体现。和日村石刻的传承主体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在村内传承的内传群体，二是在村外传承的外传群体。其中，内传群体又可分为神圣群体和世俗群体。

(一)内传群体

一是和日寺僧人为主体的神圣群体。和日寺属于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派寺院，“宁玛派僧人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住寺僧人，一部分为住家僧人或者叫帐房僧人。住寺僧人专门从事佛事活动，不从事畜牧生产，帐房僧人一般不脱离畜牧生产”[2]498。帐房僧人住在村子里，可娶妻生子，当寺院有法会或需要诵经念佛时，才去寺院进行相关宗教活动。和日村有50多个僧人，其中住寺僧人10余个，其余均为帐房僧人。作为专业的“神职人员”，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从事专门的石刻来“礼佛”，具有绝对的“宗教话语权”和进行石头雕刻的“专业技术”。无论从宗教信仰还是从技术持有角度看，僧人们都有指导村民雕刻石经的资格。和日村很多人都是跟着帐房僧人学习石头雕刻的，JB(翻译)的爷爷就是一名帐房僧人，他是村中许多中老年人的刻经老师，这些人学会刻经后又将技艺传给子女、兄弟和朋友。

二是居家村民及公司刻工为主体的世俗群体。世俗群体是相对于僧人来说的，按石刻技术的专业程度可分为居家村民和公司刻工。居家村民是指不以雕刻为职业的、没参加任何公司且只会刻经文的村民；而公司刻工是指以雕刻为职业的、参加了公司且技术娴熟的村民。居家村民一般不具备高超的石刻技术，除刻石经外，他们基本上不会刻图像，加上刻石经的人数众多，较之刻图像的价格，石经价格相对低廉，靠卖石经很难维持生计。需要强调的是，他们会刻经文，因此依然属于石刻的传承群体之一，当有打工机会或自己店里有生意的时候就会停止雕刻，全心全意投入到生意当中。公司刻工，藏语音译为“朵噶”。“朵噶”属于世俗群体中的职业群体，是石刻业兴起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其雕刻技艺高超，石经和图像都会刻，但一般只刻图像，除非买家有需求才会刻石经。村子里只有7人是“朵噶”，他们一边在村里公家的和日石雕公司上班，一边与阿卡丹曲合开了两家私人雕刻公司。“朵噶”是石刻文化走向市场的必然产物，很多人担心市场会侵蚀石刻文化的传统含义，其实多虑了。首先，随着村民生计方式的转变，传统石刻文化蕴含的记忆必然会注入新的内涵而得以传承；其次，传统石刻文化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历史的推移，它也不断融入新的内涵。从石刻文化的来源看，石刻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村民生活水平因石刻而得以提高，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对藏传佛教的认同感。

(二)外传群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石刻文化在和日村内部相传的同时，逐渐由村内发展到向外传输，于是构成了外传群体。外传群体主要包括以和日村7个刻工为师的徒弟(藏语音译为“盖布瞅”)群体：一类是主动来和日村学习石刻的徒弟群体，这些人基本上来自和日镇的司马村、吉隆村、东科日村和宁秀乡的措夫敦村，他们学习石刻主要是为了赚钱，维持生计，也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宗教信仰的考虑，这些人刻好石经后，一般不用于买卖，而是放到石经墙上，放好后会请阿卡念经，转石经墙，以表达对佛的尊崇；另一类是和日村7个刻工外出培训时所教培训班里的学生，大多来自泽库县其他乡镇，同时还有青海同仁县、河南县和尖扎县的，他们学习石刻，主要也是出于生计和信仰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的外传群体，由和日村外嫁妇女和其婚姻家庭成员组成。外嫁妇女将从小学到的石刻技术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授给自己的丈夫、孩子或婆家的亲朋好友，从而构成一个以和日村外嫁妇女为基础的外传群体。此外，和日村的适龄青年，由于通婚，嫁入的女性及其娘家亲友、入赘的男性及其原生家庭亲友，也形成了一个以姻亲关系为主的外传群体。

三、多样传习：藏族石刻的传承方式

石刻的传承方式即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传承石刻文化，而石刻作为一种符号，为和日村村民所记忆，在传承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石刻本身，而如同扬·阿斯曼的相关解说是“其背后的象征性意义和符号系统”[3]144。随着石刻业的兴起与发展，石刻的传承方式呈现出多样性，主要有师徒间的传承、家人间的学习、婚嫁传输及政府培训。不同的传承方式，使得石刻文化在新时期得以重新建构并且世代相传。

(一)师徒相承

师徒相承是和日村石刻文化传承的传统方式。和日村能够冠以师傅(藏语音译为“罗布魂”)之名的只有9人，即和日石雕公司的7个刻工和其师傅贡保才旦及阿卡丹曲，而丹曲又学艺于贡保才旦，可以说，贡保才旦是将和日村石刻文化发扬光大的先驱。

1.拜师。拜师是每一个新手开始学习某项技术之前必先经历的一个仪式过程，通过这一环节确立师徒关系，以此来表达徒弟对师傅权威的认可，以及自己强烈的学习愿望。和日村的石刻学习较为简单，师徒之间，恰如朋友，相互学习和促进。

我是跟广才大师学的，当时去学的时候，就拿了一点吃的给广才大师，大师也没有收自己的学费，有时间自己就去寺院，到他住的地方学。(才多，男，46岁，藏族，和日村人)

我是从阿卡丹曲那里学的，我想学嘛就去了，当时刚搬下来，没牛羊了，就想着学刻石头，就到镇上买了一点吃的、用的，给阿卡丹曲送了过去，但是阿卡丹曲没要，我又拿回来了，阿卡丹曲年龄跟我差不多大，他是跟广才大师学的，刻得很好。广才大师年纪大了，我不想打扰他，所以就去找了阿卡丹曲，他愿意教，不要东西，也没要学费，我很感激他。(朋措，男，46岁，藏族，和日村人)现在村里有的人已成为石刻大师，当别人来拜师学艺时，他们与师傅的做法无异。

我现在收徒弟，有三四个徒弟，都是村里的人和自己的亲戚朋友。其实没什么要拜师的吧，村子里都是亲戚朋友，他们想学就教着呗，他们没事了就到家里来，然后一起刻着，慢慢他们就学会了，我也是免费教的。(周拉，男，28岁，藏族，和日村人)

可以看出，村民不管是自己去学还是教授徒弟，对拜师这一环节并不是很在意。在村里师徒之间的关系更为轻松自由，甚至于后期都可转化为亦师亦友的关系。翻译JB往往直接把“师傅”与“徒弟”翻译为“老师”(藏语音译为“盖更”)与“学生”(藏语音译为“罗麻”)，他解释说：“师傅与徒弟多指宗教层面的关系，老师与学生指普通的师生关系，但是我们在学习雕刻的时候，同时也会跟着学习佛法，由于习惯了，我们把师傅叫老师。”村民也习惯于把传授自己石雕技艺的人称作“老师”，而把自己当成学习雕刻的学生。

2.学艺。拜师后便进入正式学习阶段，徒弟们不会每天都去师傅那儿学习，而是当他们闲暇时才会去，因此完全学成雕刻需要3到5年。其间师傅言传身教，教他们如何挑选石头、使用工具、在石头上绘画，以及最主要的“如何进行雕刻”。雕刻前师傅会告知徒弟一些要领，让他们找到合适的石头。挑选石头时，师傅会从家中拿出几块石头，并告之哪块适合刻经文、哪块适合刻图像。按挑选方式的不同，用于刻图像的石头有此标准：第一，用肉眼区分石头的颜色、厚度及表面是否光滑。石头表面凹凸不平则弃之，厚度要在8cm以上，一般深蓝带黑的石头是最好的，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才算是一块上好的石材；第二，用工具敲石头，辨别石头的软硬程度，当用“坨”(藏语音译，汉语意为“锤子”)敲击石头表面时，如果发出“叮叮”的声音，说明石头较硬，不易雕刻，发出较为沉闷的声音，则说明石头较软，易于雕刻。学习石刻的基本知识是雕刻前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因为大多数都是本村人，他们自小就会刻石经，所以在学如何使用工具时，相对简单，师傅一般只讲哪种口子的“戎”(藏语音译，汉语意为“凿子”)雕刻图像的哪一部分。凿子的拿法、转法，一般不用师傅教，徒弟们看一看就知道如何刻了。对于从来没接触过石刻的徒弟，就需从头教起，通过示范的方式让他们勤加练习。

3.模仿。在石头上绘画是教刻图像最难的一个步骤，这需要徒弟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最初师傅教如何画图像，一般都是依据自己的经验先在石头上画一遍，而后由徒弟模仿着画，直到他们学会为止。现今有了教材参考书，徒弟自己买一本，买回家后按照书上的步骤将所要雕刻的图像用铅笔画在石头上，有的甚至用复印纸将图像印在石头上，之后再进行雕刻。复印纸的出现，大大降低了雕刻图像的门槛，使绘画图像变得简单，从而使更多的人参与到雕刻图像的行列之中。学会画图像之后，师傅便会教徒弟如何雕刻，实际上，“如何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师傅在石头上刻一遍，然后让徒弟们模仿着刻，遇到困难时师傅再耐心指导。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和体会。

我是跟广才大师学的，自己有空的话就去学，学了半年多，就会了一点儿，广才大师教的时候，就是他刻我看着，有什么不懂的再问，回来后再拿一块石头模仿着刻。(羊切布加，男，43岁，藏族，和日村人)

凿子的转法教着，我刻着，阿卡丹曲旁边看着，错的地方老师改着，我不会的地方，阿卡丹曲刻着、我看着，然后再去模仿。(拉果加，女，38岁，藏族，和日村人)

显然，村里学会刻图像的人，都始于模仿，师傅只起了一个示范的作用，想要学会刻图像，还得靠徒弟自己的坚持和努力。正如多杰东珠所说：“在一遍一遍地模仿中，积累了雕刻图像的经验，久而久之便也会刻了。”

(二)家人沿习

家人间的相互学习是石刻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方式。石刻文化在家人间的传承，主要发生在不同辈分的父子、爷孙、叔侄，以及同辈分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之间，还有夫妻相互学习。其中，又以父子、爷孙、夫妻、兄弟间的传承最为广泛。下面仅以刻石经为例，说明石刻文化是如何在家庭内部和亲戚、朋友间传承的。

1.认字母。在进行雕刻前，首先必须学会认识藏文的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字母。因为藏文是由这34个字母构成的拼音文字，只有认识并熟练掌握34个字母之后，刻经时才能保证速度和质量。受访者旦巴达吉说：“我刻一个字，然后让自己的孩子刻很多遍，再学另一个字，字是藏文的30个字母之中的。学完30个字母之后，再学4个元音字母，最后学的比较复杂。”只有在学会刻34个字母的基础上，长辈才会讲授其他的刻经方法，教刻字母时，一般自己只刻一遍，刻的时候让孩子们看着，然后让他们一直模仿和练习，直到达到长辈心中的标准。和日村只有几名妇女不会写藏文，但是她们也能刻石经，主要通过“依葫芦画瓢”的方式进行雕刻，刻好之后错误较多，后期校对时比较麻烦，随着经验的积累，所刻经文的错误在逐渐减少。

2.转凿子。在学刻字母的同时，长辈还会教怎么转凿子，这是学刻石经最重要的一环。50岁的东将本如是教自己的家人转凿子：“当时手里拿了一根筷子，刚学转不好(凿子)，拿筷子转，习惯后刻的经文很好，筷子的一端要放在无名指的指甲上，刻的时候食指要跟石头平行，人不能直直坐在石头面前，需要向左稍微靠一点。手腕动一点，不能动太大，凿子动，手不动，刻的时候，凿子动一下就可以了。”

可见，在学“转凿子”时，先通过“转筷子”不断加深其手指、手腕的身体记忆，习惯后雕刻经文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虽然教刻经文有“认字母”和“转凿子”两个步骤，但是许多村民表示，从小就看长辈们刻石经，对凿子的拿法、转法很小就会，有时还会拿一小块石头，用凿子在石头上刻一些简单的文字，长此以往，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刻经，也没固定的人教怎么刻。后来长大了一点，都是自己的父母、朋友在刻的时候，旁边看着，回去后回忆他们雕刻的动作，自己慢慢领悟、试着刻。因此，石刻文化在家庭内部、亲戚朋友间的传承，基本上是以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

(三)婚嫁传输

通过婚嫁的方式，和日村的石刻文化走向村外。婚嫁有三种情况：嫁入、嫁出、入赘。嫁到和日村的妇女，她们首先通过婚姻家庭家人间的学习，以及和日村朋友间的切磋，慢慢学会了石刻技术，学会后便将自己所学教给自己娘家的人。正如受访者南措耶所说：“当时是自己的爱好，很容易就学会了，看朋友怎么刻我就怎么刻，模仿着呗。后来教我的女儿们，我的弟弟想学，我也教他怎么刻，方式都是一样的。”由于姻亲关系，甥舅之间也存在着石刻文化的传承，东将本说：“我也教了二舅，妈妈是宁秀的，我教了二舅，他现在也在宁秀刻着，但宁秀刻的人数不多，刻的人少，因为他们捡石头不方便。”

村中有一个叫周拉的28岁的石刻艺人，他是由和日镇拉仓村入赘到和日村的外来户。周拉说：“和日村村民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我，每次向村里的刻工们请教怎么雕刻图像的时候，他们都非常乐意教我怎么选石头、怎么在石头上绘画和怎么刻，我学会后又将雕刻技艺教给了我原来村子里的朋友。”

由和日村嫁出的妇女，也是和日村石刻文化向外传输的重要方式。2015年夏季，我们调研时正好遇见一个从外村回来省亲的妇女，当时正在访谈她的母亲，简短交流后，她放下了戒心，也参与到我们的交谈中。她说：“我已出嫁好几年了，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丈夫打工赚的钱，有时我也会在家里刻一点石经，然后卖出去。丈夫打工不是天天有的嘛，不打工的时候我和丈夫一起刻石头，我教他的，他很快就学会了，就三四天吧，他认识藏文。”

移民搬迁后，和日村与外界的联系日益频繁，随之姻亲圈子不断扩大，石刻文化向外传输的现象愈发清晰可见，在山上时一般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进行代际或村民内部传承。搬迁前他们以畜牧业为主，雕刻只是副业，一般也是基于宗教信仰才会雕刻的。搬迁后生计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放牧已满足不了移民基本的生活需求，雕刻、打工、做生意逐渐取代了放牧的主导地位。如今，石刻已形成产业，成为和日村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支柱，使得村民们逐渐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还吸引了很多外村的人争相学习石刻，以期提高生活质量。

(四)政府培训

和日村的培训有两种模式：一是村内的基础培训。每年夏季七八月份，和日村都会在泽库县扶贫办、三江源办公室和文化局的支持下组织村民参加石刻培训，培训班设在村里的活动中心，2009年至今已连续举办七届，每届培训一个月，参训人员均可领到每天20元的补助。村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很高，有固定的补助和人数，村委以抽签轮流的方式在村民中挑选出50人参加培训。2016年有了年龄限制，要求必须是村中18-35岁的年轻人，男女均可。石刻老师最初由青海同仁县的唐卡画师与和日村7个刻工中的某一位担任，画师教村民怎么画图像，刻工教村民怎么刻图像。但现在老师基本上由和日村雕刻较好的人担任。二是村外的高级培训。即组织一批年轻人去外地学习雕刻技术，接受科学规范的学院教育，2014年和日村就曾组织10人去河北一所雕刻学校学习立体雕刻。二者的参训人员、培训内容，均有所不同。在村内举办的培训，既培训刻图像，也培训刻石经，主要以打基础为主，村民能否学会雕刻，完全取决于学员本身是否努力。去外地参加培训，参训人员都是村中雕刻较好的那些人，因此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和雕刻技艺。最近几年，去外地学习的人回来后便成为村内培训班的老师，在传统的教学中慢慢引入了全新的教学方法，开始编写教学日志。两种培训模式的有效互动，推动着和日村石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文化延续：藏族石刻的传承意义

石头经过村民的雕刻之后，形成了石刻艺术品，其去向主要是作为买卖的商品和作为礼佛的敬献之物。其中作为买卖的商品，主要目的是为了赚钱，以解决生活之需，如今，将石刻产品卖出已成为当地村民的生存之道；作为礼佛的敬献之物，与藏族的信仰密切相关，不管是在宗教节日里把刻好的图像或经文送给活佛或寺院，还是将其放到石经墙上，都属于对佛的献物，以期获得佛的保佑和祝福。这里的藏族有一个传统，亲人去世天葬后，家人会邀请阿卡念经超度，经文内容是《解脱经》，他们称为《檀多经》。通常在藏历初一或十五，当地人把刻有经文的石头放到石经墙上，用以寄托对亡人的哀思。从村子组成之初到现在，因为石刻，村民由最初和日四大部落中最贫困的人变成了现今十里八乡最为富裕的人。正如青海卫视2015年5月23日报道，“和日石刻让牧民点石成金”。石刻产品走向市场的同时，让外界通过这一载体对藏族和藏族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了解和认识。也因此，石刻文化得以传播，石刻的传承意义自在其中。而所刻经文以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为主要内容的放置于石经墙上的大量石经，不仅延续了藏族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石刻与村民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要实现文化自觉，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就是得从认识自己开始。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天外来客。人有能力可以利用这个自然世界来创造一个人文世界，用人文世界来利用自然以取得人的生存和发展。Malinowski的一个关键思想是，文化是人造的东西，是为了人的需要而造的。在自然界里，从没有生命的状态里出现了生命，又从生命里边出现了文化。[4]认识自己的文化需要将自身文化放入纵横的时空之中去了解，和日村石刻文化蕴含着藏族文化的过去，并融入村民的生活之中，影响着村民的思想行为。

在田野调查中感受最为深刻的是石经墙与村民的生态观，主要体现在对草场自然环境的爱护。2016年7月下旬的一天，村子里的孩子们在支教老师的带领下去往草场捡垃圾的故事，从中或许可以探知村民对自然环境的认识、爱护和感恩。那天下午，天气晴朗，补习班组织村上的学生去寺院那边捡垃圾，将近四个小时，但期间孩子们的表现着实让人惊讶！捡垃圾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老师的任何鞭策，不管年龄大小，孩子们都会争先恐后地去捡，虽然有些垃圾深埋在臭水沟或者泥潭之中，但凡只要这些垃圾露出一角，孩子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其挖出，他们所到之处垃圾丝毫不留，回头望去，原本有很多垃圾的草滩，只剩下悠悠青草在风中摇曳。返回时补习班的校长曲洋嘉措讲：“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说要爱护环境，是草场养育了我们，没有草场就没有吃的穿的；参加法会的时候，活佛也会给我们讲要爱护环境。大一些的孩子懂这些道理，小孩子们顽皮，得让他们知道草场的重要性。这其实也相当于行善积德，所以得让孩子们多做。”

村民的生态观与石刻究竟有何联系？调查获悉，将石经墙建在山的高处，是为了防止人畜践踏，以保证其纯净性，而清理草场上的垃圾，也是保证其纯净性的一种方式。石经墙的存在，对于人们形成热爱环境、保护生态的观念至关重要，村民这种朴素的生态观，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方式传承至今。与石经墙有着天然联系的石刻，继而由石刻衍生的石刻文化，它不仅仅作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文化而存在，尤其是在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群体中，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自身民族已有的文化传统，又创造着新的文化。因此，可以说石经墙的存在，是藏地草原上牧民的精神图腾，实际上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

(二)石刻与藏传佛教的延续

文化传承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文化的民族性。文化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社会成果，为人的社会群体所共享，所以文化与民族须臾不能分离。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一个人们共同体(如民族)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人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5]村民将刻好的经文或图像卖出去，也是对藏传佛教最好的宣传，正是在交易的过程中，使藏传佛教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文化传承按文化的构成形态可以分为语言传承、行为传承、器物传承、心理传承等传承形式，其中心理传承是最强烈、最持久、最深刻的文化传承，是各种传承形式的核心和中枢。”[5]石刻文化正是以器物传承为主体，融汇语言、行为等，进而对藏族文化心理的传承与认同。

据许多村民讲，以前住在牧区山上的时候，买家基本上以和日地区的藏族为主，但是搬迁后，买家中不仅有本地的藏族，还有外地慕名而来的藏族和其他人群，这些买家想买石经或者图像时，村民会告诉他们不同经文或图像的作用，渐渐地便将藏传佛教的一些基本义理传播开来。正如村民多杰所说：“现在来这边买石经的人多了，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外地的来了，一般是来买图像的，但是有的也会买一些短的经文，像刻着六字真言的玛尼石，还有《东旭尔经》，他们觉得好看呀，也小，可以带走，就买了去，买了就放到石经墙上了。”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雕刻时的一些注意事项也是对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在学刻经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刻好后需要请阿卡对照经书校对，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将字刻错或遗漏了，将会对自己的下辈子或后代造成缺胳膊少腿等不良后果。而且他们刻图像时非常注重佛像的尺寸、比例，力求准确。在他们看来，如果尺寸、比例不正确，那么所刻佛像将不具有神性，同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善业功德。正如扎雅·诺丹西绕所说：“如果宗教艺术品没有按照规定的尺寸、比例制作，那么艺术家以制作艺术品而获得的善业功德可能因为艺术家错误的制作尺度而损失殆尽。”[6]53总之，刻错经文而不改正，或者错误地使用尺寸和比例，被认为是对“佛”“法”“僧”三宝的不忠诚，从而就得不到佛法、神灵的庇佑。

石刻具有神圣和世俗的双重作用，从世俗的角度看，它是人们用来买卖交易的一种生计方式；从神圣的角度看，它仿佛一架桥梁，连接着活人与亡人，成为活着的人哀思亡人的媒介，同时也连接着人与神、人与佛，表达着人们对神、佛的尊崇和信仰，以及修行成佛的最高理想。在特定的时空中，当地传统的生态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借助石刻这个媒介使文化得以延续，这也是石刻传承意义的有力体现。

石刻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虽然是“非物质”，但与“物”又密不可分，其本质在于文化的传承，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差异在于，前者传承过程不存在“传承人”，而后者的存在与传承离不开传承人。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是传承人。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保护的目的是让有价值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持久地延续下去。[7]因此，在藏族石刻文化的传承中，必须发挥传承者的主体作用。和日村石刻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传承主体与方式都在不断变化，雕刻群体数量逐年增加。究其原因，其一，石刻是村民生活的来源；其二，石刻早已融于藏族人的宗教信仰之中。如是，石刻既是一种生产行为，也是一种宗教活动。有了石刻的佛像和经文，有了石经墙及和日寺这些“精神的支柱”，和日村移民能够获得幸福感。把他们自身的价值赋予石刻之中，用实际行为寻求和崇尚自己的“精神家园”，虽不排除实际利益的驱动，但他们始终未忘以价值合理性为指导的选择，刻石经所蕴含的意义已化作一种坚定的信仰而浸润他们的身心。[8]

文化传承现象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传承的本质就是文化的延续。因而，深刻认识、理解传承，深入研究传承，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所在。分布藏区多处的石经墙，堪称世界罕见的佛教文化工程。正如藏族学者尕藏加所说：“藏族人民创建石经，则有一个远大的理想，这便是如果把佛经镌刻在石头上，佛法将会同大自然一起永久留存，并为世间一切有情众生带来幸福、安宁。藏族人普遍认为，石头在自然界中属于最坚硬的物种，无论遇到任何自然灾害，石头永不变形，永不生锈，永不腐蚀，永不毁灭，始终与自然界共存。藏文石经不仅标志着藏族信徒的一种宗教同自然永存的信念，而且已成为藏传佛教史上出现的一大最引人注目的宗教文化现象”[9]261从整个藏族地区来看，创建和维护石经墙，更加体现出石刻文化的价值和特殊意义。石头、石刻、石经墙、石刻文化的关联，既是藏族人世界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值得探讨的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