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国农村发展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其自主知识体系，要统筹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更好地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
一、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和学科形成的核心价值所在。中国农村发展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要能立得住、可持续并赢得广泛认可，必须直面中国农村发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形成较为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逻辑，科学回答“是什么，为什么、依靠什么”的问题。中国农村发展学应主要研究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发展问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及相互作用。中国农村发展学要注意基于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大量调研和现实考察（例如，各有侧重的宏观观察、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或全景式观察、解剖麻雀式分析、显微镜式研究的有机结合），发现有较强透视力、前瞻性和创造性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分析逻辑，揭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本质、演变逻辑、运行规律和未来走向，推动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丰富多彩的中国农村发展实践是构建中国农村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珍惜的底蕴和沃土。立足国情农情和发展阶段特征，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问题，回应中国农村发展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需求，助力实现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中国农村发展学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推进中国农村发展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归根结底要为解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服务。
中国农村发展学也要注意基于对中国农村发展历史和阶段转变的回顾、对不同阶段发展状况和发展需求的比较、对城乡关系演变的分析，客观评价中国农村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揭示中国农村发展的规律与演变逻辑，以推动中国农村高质量发展，促进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回溯过去有利于更好地面向未来、引领时代。因此，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必须将中国农村发展史甚至相关学术史研究放在重要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的来龙去脉和演变逻辑，更好地把握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所处的历史坐标和未来走向，也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农村发展学科传承的脉络。何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发展方式转型和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交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乡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城乡经济体制转型呈现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应注意用转型发展视角、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眼光观察中国农村发展，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彰显其传承性和民族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但客观地说，当前，在中国农村发展学及相关学科中，用模型导向代替问题导向、用数量分析代替经济社会关系分析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举例来说，研究农村产业发展，有的不去考察其鲜活的发展实践、演变逻辑和发展趋势，有的不去调研其现实困难、问题和利益相关者行为，而是将其简单化为一个量化指标，用官方统计数据、其他团队的调研数据去“跑回归”，就得出所谓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类似研究在近年许多课题申报书甚至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并不鲜见，甚至有人“好心”建议他人这样做“出成果最快”，不必傻乎乎地去做调研。有些研究者在高水平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章，但在讨论中国农村发展政策时基本“无话可说”。这些情况很难不让人相信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的改进空间很大。毕竟，中国农村发展学应该是经世致用之学。当然，笔者在此无意否认经济计量学模型和数量分析方法的重要性，无意否认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者应该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分工，不反对利用他人的调研数据甚至二手资料去做研究。而且，笔者始终认为，任何严谨的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尊重的，不同学者可以各有其比较优势。在此，笔者只是强调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首先应该根植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重视影响中国农村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因素及相互间的关系，而不能脱离真问题，甚至将问题伪化，去做那些实际上脱离真问题的伪“研究”。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因此，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更要注意聚焦真问题、关注本原型问题，甚至需要关注哪些不是学科真问题。“贪多嚼不烂”“种了别人地，很可能荒废自己田”，很可能因此丢失学科核心价值。例如，美国、澳大利亚的农村发展问题，不是中国农村发展学需要关注的真问题，但美国、澳大利亚农村发展过程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学可以关注的真问题。又如，单纯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是中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并不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研究任务；而粮食安全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却是中国农村发展学不容回避的课题。
二、守正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这句话对于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富有指导意义。当前的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其未来发展仍必须基于其现有基础和历史遗产，尊重其长期的历史积淀，不宜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导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需要坚持守正创新。
近年来，数字技术深入发展，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研究范式，导致创新甚至部分重塑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性迅速凸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不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因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一种知识有序组合的整体，而一条陈述能被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被验证过、正确、被人们相信这三个条件（郁建兴和黄飚，2023）。虽然数字技术对中国农村发展乃至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日益广泛且深刻，但这种影响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并充满不确定性；在当前乃至可以预期的将来，这种影响即便具有局部颠覆性特点，也很难断言其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的颠覆性影响，更不具备知识必须满足的前述三个条件。近年来，有些学者积极探索机器学习方法在农村发展研究中的应用，这种努力值得肯定。但是，如果不注意分析影响中国农村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因素及相互间的关系，只是简单地将相关研究任务交给“机器学习”完成，这种“重机器不重人”的研究的质量如何就很难说了。就总体而言，对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应该秉持开放、谨慎态度，将其置于边际创新而非主流创新的地位是合适的。何况，数据质量和可用性、机器学习模型的复杂性和可解释性、潜在的数据资源壁垒和研究的可复制性，类似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应用机器学习方法的局限性。至少从目前来看，机器学习方法还难言成熟。要反对“炫技主义”，警惕盲目迷信机器学习甚至滥用该方法导致损害中国农村发展学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
坚持守正创新，要求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更加重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其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大众化传播。从正常理解看，农村发展学科的范围远大于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但是，在现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农林经济管理是管理学的一级学科，农村发展是其下所包括的6个主要二级学科之一。换句话说，农村发展仅作为二级学科，与农业经济与管理等二级学科平行。这种状况欠合理，只能是权宜之计。无论从内涵、外延看，中国农村发展学应该成为与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平行的学科。加强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需更加重视思想、范式、模式和研究视角创新，始终坚持思想重于技术、方法要为发现和解决问题服务。
中国农村发展学要坚持守正创新，需要从尊重概念规范和学术话语的一致性做起。以粮食安全问题为例，其他国家没有与中国“粮食”概念内涵一致的术语，国际可比的概念是谷物。在中国，粮食按作物品种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所称“food security”准确译法是“食物安全”，其中，食物的范围远大于中国“粮食”的范畴。还有学者在研究粮食安全时，把“粮食”概念拓展到大食物观意义上的“食物”概念。概念是思维的细胞，也是学术对话的基础。基本概念更是学科大厦之根基。概念的不一致，将使学术讨论和学术对话失去共同基础，进而导致“各说各话”问题。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可以参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关于食物安全的理念，秉持大食物观视野，但不宜将粮食安全与食物安全、将“粮食”与大食物观中的“食物”等同。大食物观实际上要求在粮食之外拓展解决食物安全的路径。
坚持守正创新，还需要注意根据问题导向完善研究方法。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重视农户问卷调查及其数据分析，为此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其敬业精神值得钦佩。但许多问题需要注意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反应，单从农户视角未必能形成全面准确的判断。例如，关于农业绿色转型问题，除农户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甚至地方政府都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农业绿色转型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及整合协调，仅开展农户问卷调查是不够的。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需要基于问题导向，重视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综合研究。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中国农村学会副会长。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