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中，学界有时容易在三个问题上出现误判。这些误判会给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理应予以防止和矫正。一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命题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应当防止将“中国式”与“现代化”分割开来；二是从经济基础的维度看，应当看到市场经济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存在，防止只考虑其中一个方面的效应；三是从对外交往的维度看，应当防止将中国式现代化等同于与美国“争霸”。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实现了历史性跃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了一条既顺应世界现代化历史潮流，又符合具体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然，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阻且长，必然面临诸多重大问题和风险挑战。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这里所说的“探索性事业”，既包括实践层面，也包括理论层面。就理论层面而言，必须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认知，防止出现误判。在相关研究中，学界有时容易在三个问题上出现某种误判。这些误判会给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理应加以防止和矫正。
一、防止将“中国式”与“现代化”分割开来
从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命题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应当防止将“中国式”与“现代化”分割开来。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另一方面，“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一论断清楚指明：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大趋势，必然具有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亦即普遍性内容，必须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实现现代化的共同目标；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基于自己的国情，形成符合本国实际的特有道路，亦即现代化“国别性”的特殊性内容。
毋庸置疑，“中国式”和“现代化”是两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有机整体。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就现代化看，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超然于具体国家之上的“现代化”，它总是存在于某个具体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或模式当中。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中的“中国式”与“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现代化”侧重于普遍性，侧重于与以往传统社会不同的新的内容，需要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理解；而“中国式”则侧重于现代化的特殊性，侧重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可行路径、具体道路等。解决“现代化”的问题，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以及是否符合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而解决“中国式”的问题，则事关中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能否走得通、走得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唯有实现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社会注入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的内容，让现代化这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内容在中国有效生长。
客观上看，目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中，学界对于“中国式”问题亦即现代化的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相对大量、较为充分和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对于现代化一般规律亦即各个国家现代化普遍性内容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具体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现代化”本身的研究，缺少对现代化普遍规律议题的设置。或者说，目前相关研究存在如是现象：对“中国式”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使得中国式道路和现代化一般规律两者的研究呈现某种不平衡的情状。
“现代化”普遍性或一般规律方面的研究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或是“现代化”基本特征的研究。所谓现代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以工业化为发端，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以一个个国家实体为载体的，整个社会的一系列巨大变革。这种变革的结果就是现代社会。比之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大致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一是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取向。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二是以现代大工业为其物质基础。这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性特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通过大工业生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发达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现代社会其他方面的基本特征才能够得以形成。三是高度的社会分化与高度的社会整合同时并存。一方面，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人们的各种活动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社会的复杂成分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程度越来越高，每一种构成成分都越来越无法离开其他成分而独立存在，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四是较高水平的城市化。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社区集中的过程。一般来说，城市化水平达到50%是进入现代社会的最低标准。五是经济的全球化。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愈益一体化。习近平指出：“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六是教育的普及和现代知识的迅速更新。现代化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注重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投资被看作具有积极意义的生产性投资，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超过物的投资；科学技术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来越显著，相关知识迭代更新的速度也在加快。七是法治社会。习近平指出：“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
第二，现代化发展阶段和发展新趋势的研究。现代化是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过程。从世界范围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一是现代生产力获得了明显的新发展，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与现代生产力呈现出深度融合的情形，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升，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加速推进。二是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逐渐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消费逐渐成为现代化这一阶段的明显特色，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三是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趋于规范化，加上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资本至上”的陷阱，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四是原有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开始解体，大量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进行自主性的现代化建设。
如果只是强调现代化的“中国式”特点或中国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对上述“现代化”普遍性或一般规律的研究，那么，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必然是不准确、不完整、不科学的。这种片面化的误判必然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造成明显的误导。其一，故步自封。如果不了解现代化的普遍性内容或一般规律，只是套用现代化的字眼，那就只能是自说自话，进而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只停留在名义上，无法真正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当中，陷入某种故步自封、停滞不前的状态。其二，错定靶向。如果不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也不了解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新的发展趋向，那么，或是会片面设定现代化目标，或是会将现代化早期阶段曾出现过的、如今已经被证明不合乎现代化新趋向的现象视为未来必须完成的目标，使现代化的方向及具体标靶出现问题，进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二、防止对市场经济作片面理解
从经济基础的维度看，应当看到市场经济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存在，防止只考虑其中一个方面的效应。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当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所说的经济运动，不仅包括生产力的具体状况，也包括如何将生产力组织起来的经济制度安排问题。
就现代社会而言，现代经济无疑是其最为基本的物质基础。进一步看，现代大工业与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现代经济，两者缺一不可。在一个社会当中，如果没有现代大工业，那就只能出现一些附属性的、零散的商业活动，而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并且是制度化的市场经济。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供给能力以及扩散能力，大工业能够“把世界各国人们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同样，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现代大工业也无法持续地生存和发展下去。比如，苏联曾经一度发展出强大的现代大工业，但是由于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拒斥市场经济，其大工业很快便因为缺失活力和创造力而衰落下去。这是因为，“在计划体系下，行政命令控制着销售量和销售方向，生产者既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来扩大销售，也不会面临竞争对手超越自己的威胁”。在缺少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现代生产力由于缺少相应制度安排的支撑，无法有效地配置生产资源，注定无法持续保持活力和生命力。
市场经济对于现代化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一，市场经济有助于普遍激发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具有自主意识、独立的个体人，都必须通过自致性努力方能获取其自身必不可少的经济利益。而且，依据初次分配亦即市场经济中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每一个人必须依据自己对于社会的具体贡献的大小，来获取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多贡献者多得，少贡献者少得。于是，这就普遍地激发了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进而能够增加社会总财富的积累。“众多人士经由独立的和竞争的努力，能促使那些我们见到便会需要的东西的出现。”其二，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配置生产资源。现代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推进，一个必要条件便是拥有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各种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各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经验教训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习近平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其三，市场经济有助于现代精神文化的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对于现代精神文化的建设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市场经济有助于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价值观的形成。“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相比之下，传统社会之所以无法形成能够为民众普遍认同的这一类价值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存在类似的、影响面广泛的市场经济。
正因为市场经济如此之重要，以至于离开了它，现代经济便无法形成，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想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却又排斥市场经济，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还应看到的是，市场经济对于现代化来说固然至关重要，但是如果将之推至极端的位置，使之左右社会的一切，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使现代化进程变形走样，或是停滞不前。
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同样至关重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间当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便无法成立。但是，如果认为市场经济能够左右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切，则必然走到另一个极端，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而健康的推进。现实情况是，一些论者对于市场经济容易形成某种误判，即：或者是易于一味地否定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极端重要的积极意义，而看不到一旦离开了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就无法推进；或者是易于一味地肯定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而看不到市场经济一旦突破了合理边界，其所蕴含的潜在危害就会大量地释放出来，而且当其危害到达一定地步时，足以毁掉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实际出发，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逐渐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不主张建立市场经济，甚至是拒斥市场经济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市场经济放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地位，认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有效地消除了以往的平均主义观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痼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民众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力和创造力。这是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而“市场经济是一种能够将生产者的劳动付出同生产者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的机制。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作为生产要素的每个生产者只有尽力工作，方能避免被淘汰情形的出现，并获得一份相应的经济收益亦即劳动所得”。其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一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浴火重生，获得了巨大发展。“2021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08.3万亿元、负债总额197.9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86.9万亿元。”“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352.4万亿元、负债总额313.7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25.3万亿元。”可以说，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当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比如，国有企业“带头承担投资大、收益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及周期长、风险大的基础性研发工作，引领和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形式实现了多样化，民营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有力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的扩展，而且还直接、大面积地改善了民生。习近平对于民营经济的这种巨大贡献进行了概括，指出：“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应当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各有各的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同步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势能。
我们在看到市场经济正面效应的同时，还应看到，市场经济有其合理的边界，过犹不及。正如习近平所说：“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如果任由其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然演化，市场经济便会催生“资本至上”的行为逻辑，从而产生大量的负面效应。
其一，使现代化失去原本的目的。从本源意义上讲，人是现代化的目的。相比之下，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经济包括资本只是属于满足人们目的的手段性、工具性的事物。但是，对于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构成要件之一的资本而言，“实现资本无限增值，追逐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是资本‘天然的使命’”。资本在一个社会当中一旦占据了突出位置，成为众人所追逐的目的性的事情，便会颠倒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造成人的异化现象。这样一来，人倒变成资本的附属物，于是现代化就失去了其真正的目的和意义。其二，严重破坏生产力。“资本至上”不但会造成垄断等现象，破坏市场经济领域当中公平竞争的规则，而且还会引发社会不公问题，甚至由此造成社会矛盾冲突。“当市场不完美时，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生产潜力遭到浪费，资源分配丧失效率。”凡此种种，长远来看不可避免地会严重破坏生产力。其三，破坏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条件之一，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但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值，企业主们根本就不可能顾及其他包括自然环境生态在内的公共效应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损害。
有鉴于此，为了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就必须让市场经济在其合理的边界之内运行。习近平指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相应地，还应当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建立起系统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以彰显现代化的基本宗旨，保证民众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不被突破合理边界的市场经济所损害。在这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做得比较成功。截至2022年，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十亿四千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
三、防止将中国式现代化等同于“争霸”
从对外交往的维度看，应当防止将中国式现代化等同于与美国“争霸”。
202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2万美元，中国已经初步进入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无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仍然保持较好的势头。由于国家体量巨大，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巨大的“乘数效应”，中国式现代化势必会对世界现代化的分布结构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显然，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愈益离不开对外开放，愈益同经济全球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因如此，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双向互动必定会愈益凸显，中国现代化对于国际关系以及世界格局的影响必定会越来越大。这里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经济体量居世界第二、现代化推进势头较好以及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的中国，同作为经济总量和国际影响力长时期居于世界第一的美国，两国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对此，一些人作出如是判断：在目前以及未来的一个时期当中，中美两国之间是一种“争霸”关系，具体来说，美国是要保住自己已有的世界霸主地位，中国则力图取而代之。
“世界霸主”以及相应的“争霸”一类的概念具有其特定含义，并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情况。霸主国家基于“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思维，借助自己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力量，以霸权主义的行为方式，强行单方面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并要求其他国家予以遵守，进而从中获利；同时，强行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改变他国的基本制度，对不利于自身利益或者是威胁到自己霸主地位的国家进行打压、封杀、颠覆，直至诉诸军事打击，即便毁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前景、使一个国家解体也在所不惜。长远看，所谓世界霸主，也就是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实际上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破坏者。
自工业革命以来，先后出现过两个世界霸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扮演着世界霸主的角色。1914年，从世界范围看，“11个殖民主义国家共拥有各类殖民地达5430万平方公里”，其中“英国3200万平方公里”。作为拥有“日不落”广阔疆域的世界最大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剥夺了所控制殖民地的国家主权，建立起自己的行政机构直接统治着殖民地，并将殖民地当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进行掠夺和压迫。这种情形客观上成为当时英国现代化得以迅速推进的一个必要条件。与此同时，英国殖民主义却毁掉了殖民地的现代化前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的原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宣告结束，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随之冰消瓦解。同时，世界上又出现了美国和苏联这样两个超级大国，两者开启冷战模式，争夺世界霸主地位。1991年起，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世界霸主。比之原来的英国殖民主义霸权，“美国的霸权主义则是一种新型霸权。这种新型霸权新在不以领土调整、领土兼并、领土补偿为目标，而是要在美国的实力下塑造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说到底，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就是通过各式各样的强权方式来“恃强凌弱”“损人利己”。在经济上，美国选择性地对待国际规则，一旦规则对自己有利，自己就遵守并要求他国也必须遵守；一旦不利，自己则不遵守或干脆退出相应的国际组织。对于在某些方面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美国则采取种种方式予以制裁、封杀。在政治上，美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制度强加给别人，任意干涉他国内政。对于不听从者，美国则采取种种方式进行颠覆，比如在多个国家进行“颜色革命”。在军事上，美国维持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自己所认定的严重“不听话”的国家进行直接的军事打击。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仅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等地，美国军队就实施了近10万次轰炸，造成多达4.8万名平民死亡。”
与霸权主义国家完全不同，在对外交往上，中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奉行合作共赢的交往方式，从而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局面的形成。
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基石。基于这一理念，中国“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以建构新型、平等的国际秩序。虽然中国努力提升GDP总量，以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属于正常的现代化目标，与“争霸”“称霸”完全是两回事情。习近平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中国在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说明，中国所努力追求的完全不是世界霸主地位，相反，中国致力于消除任何霸权现象，致力于结束长期以来霸权主义国家所造成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致力于倡导并推动建立一个公正的、有事商量的、互惠互利的国际秩序。
中国之所以信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合作共赢的方式，大致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和平对外交往的历史基因。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习惯于在中国的大地上辛勤劳作、生活繁衍，而没有向四周侵略、掠夺他国生活资源和财富的意识。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数百年前，即使中国强盛到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30%的时候，也从未对外侵略扩张。”基辛格认为，“同后期的其他区域性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自足的帝国，对扩张领土并不热衷”。可以说，作为一种历史传承，这种和平的历史基因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着不小的影响。其二，近代史上屈辱、深刻的历史记忆。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割地赔款、租界里的治外法权、海关关税由外国人掌控、外国商品的倾销以及外国银行对于中国金融命脉的垄断等等，不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严重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对长时期有着文明自豪感的中国民众来说，更是形成了一种屈辱、深刻的集体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对于获得独立并日益走向强大的中国来说，不但转化为对他国侵略行为的一种本能警惕和抵抗，而且还引发了对其他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同理心。其三，对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顺应。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世界在经济上愈益一体化，各个国家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于经济全球化之外，否则就会落后和挨打受辱。进一步看，只有基于平等的、合作共赢的相互交往，方能促进各个国家自主、平等的发展，方能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而健康的推进。其四，对于世界大趋势的判断。和平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长远来看，战争对于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害的，势必延误现代化进程。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大趋势。现在，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和平与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没有改变。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
总之，正是基于前述几个方面的原因，中国合乎逻辑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相应的合作共赢的对外交往方式，选择了和平发展之路，而不可能走争夺世界霸权、侵略扩张之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愈益重要的贡献。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军队规模及国防支出均保持在合理限度之内。中国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只是维护本国的国防安全，也就没有必要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投入巨额的军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大规模裁军数百万人，现在只保留了200万人的军队规模。“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国防支出1.58万亿元”，“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中国的国防支出不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国防支出、军人人均国防支出等都是比较低的”。
第二，对于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方位、全领域推进以及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幅度跃升，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现代化之间实现了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1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再者，随着强大经济实力的形成，中国逐渐拥有了抵御世界范围内经济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等各种风险的能力，并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方面，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极为艰苦的努力，已经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变为重要的“领跑者”。
第三，在促进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贫困、落后是许多欠发达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是阻碍其现代化建设顺利启动和推进的重要原因，也是这些国家容易陷入动荡、战乱并成为引发整个世界不安全现象的重要根源。欠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滞后，势必会对全世界的现代化建设产生明显的制约效应。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坚持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2702亿元人民币，其中45.73%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通过援建农村公益设施、分享农业治理经验和开展技术转移等方式，帮助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基于长远考虑，中国继续加大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方面援助力度，帮助受援国提升治理能力、规划水平和行业发展能力，对其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增强起了不小的作用。
由上可见，中国并没有基于“争霸”的意识而四处侵略、扩张，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破坏者。相反，比之霸权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意味着中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与之相应的合作共赢的行为方式，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中国愈益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和维护者。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