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人的因素为主的内生动力是一个国家共同体现代化建设赖以推进的最为重要的内在动因。一个国家共同体如果拥有强劲的现代化内生动力，那么，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顺利、可持续的推进便会成为一件大概率的事情。相反，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内生动力如果偏弱，那么，这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无疑是十分艰难的，甚至会半途而废，或者变形走样。现代化内生动力具有两个明显特征：向共同体自身“内部”而不是“外部”寻求动力；现代化内生动力是现代化内容与民族传统两者的有机结合。现代化内生动力主要是由原生动力、提升能力和调适能力这样三个最为重要的关键要素所构成的。这三个关键构成要素各有各的重要功能，缺一不可。原生动力侧重于现代化建设基础动力的启动和维系；提升能力侧重于现代化建设能力的不断升级换代；调适能力则侧重于现代化建设安全环境的保障和现代化建设动能的释放路径。

关键词：现代化内生动力 原生动力 提升能力 调适能力 现代化建设

作者简介：吴忠民，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北京 100091)。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每一个国家的必然选择，除非该国甘于落后和灭亡。对此，人们恐怕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对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能够保持二三百年之久却仍然长盛不衰?为什么有的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虽然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不久却下滑落伍或停滞不前?同样都是已经独立了半个多世纪甚至一百年以上的后发国家，按理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用以摆脱原来殖民主义的影响，来进行自主性的现代化建设并取得基本的成就，但是，为什么其中有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最终得以起飞，而有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却仍然步履维艰?对于这样一些现象，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各个国家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强弱状况不同所引致的。

一、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内涵及特征

早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主要是源自其自身内部的推动力量。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的问题。而对于大部分后发国家来说，其独立之前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源自早发国家亦即当时殖民主义国家的阻力。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纷纷获得独立，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至今日，对于大部分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而言，越来越主要地取决于这些国家的自身努力状况及其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状况如何，而不能将其自身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困境主要归因于早发国家的阻碍。

曾经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在解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难以得以正常推进的现象时，将其主要原因归于曾经的殖民主义国家亦即早发国家的阻碍。这种观点认为，不发达与发达，并不是必然衔接的两个发展阶段，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早发国家的发达是以后发国家的欠发达为必要条件的；后发国家的主要障碍是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核心国家的人口，可以经由边陲商品的低价格而得到边陲技术进步的好处。然而边陲的人口却因为必须增加实质价格来支付核心国的商品而受到核心技术进步的苦楚。”①在这样世界不平等格局已然确定的情形下，后发国家不可能进行正常的现代化建设。以拉美国家为例，“拉丁美洲是一个不发达地区；造成本地区不发达的原因是单一作物的出口经济与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并存，这种单一作物的出口经济是从19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外向型’发展模式，即以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为基础的发展模式。”②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一类的理论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不少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在初始阶段之所以步履维艰或难以成功的症结，但是，时过境迁。自二战结束至今，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主义体系早已烟消云散，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都已经获得民族独立，拥有了民族自决，从而使得其自主性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可能。客观上看，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的七十多年这样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当中，大量后发国家的作为余地很大：不但能够形成民族之间的平等意识，能够拥有一个主权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件，而且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恰当路径的选择，逐渐地走向现代化，其中的一些后发国家甚至能够跻身于比较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行列。现代化历史进程显示，一些后发国家正是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恰当路径的选择，不但已经普遍形成了现代理念、建立起现代的产业结构体系、确立起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现代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而且建成了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现代化国家。比如，新加坡、韩国不但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韩国则成为世界的造船强国和电子制造业强国。像中国这样一个体量最大的后发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依靠其自身的不懈奋斗和恰当路径的选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迈进现代社会的门槛。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1978年为1.7％，1990年为1.6％，2000年为3.6％，2010年为9.2％，2014年为13.3％，2017年为15.2％；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的位置，2016年占世界的比重为28.1％；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的比重，1978年为0.8％，1990年为1.6％，2000年为3.6％，2010年为9.7％，2016年为11.5％。③

上述情形表明，自二战结束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后发国家能够做到将原殖民主义国家对本国的制约性影响降至最低限度。可以说，大多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越来越取决于自身的因素。换言之，越来越多的国家，无论是早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其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主要是取决于自身努力及现代化路径选择状况如何，而不是取决于其他国家影响如何。如果说以往的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是同“内生”联系在一起，后发国家往往是同“外生”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在如今，无论是“早发”还是“后发”国家，其现代化建设主要都是同“内生”状况的如何联系在一起。同二战以前的时代相比，这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当中一个很大的变化。

毫无疑问，在每一个国家均已获得独立地位、拥有主权的条件下，现代化建设的终极承载者是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共同体。对于每一个进行自主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共同体来说，内在动因是第一位的，是决定性的。道理很简单。在影响国家共同体现代化基本发展走向的多种因素当中，经济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的基础力量。进一步看，在多种经济因素当中，生产力状况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在生产力的诸如生产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多种构成要素当中，生产者亦即人本身则是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因素。这样看来，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共同体当中以人的因素为主的内生动力便成为该共同体现代化建设赖以推进的最为重要的内在动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④阿马蒂亚·森也指出：“自由、自立的主体才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⑤

在一个国家共同体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条件下，相比之下，外部因素无论多么重要，也只有通过内在动因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外部因素在起作用时，经由内在动因的“内化”处理，其“外在”的意义便会减弱，甚至会逐渐成为该国家共同体“内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比如，自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加。201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90865亿元，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15505亿元，外贸依存度高达31.8％。⑥这种状况，一方面提高了中国的对外交往程度，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共同体的现代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准。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共同体而言，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其现代化内生动力状况如何。一个国家共同体如果拥有强劲的现代化内生动力，那么，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顺利、可持续的推进便会成为一件大概率的事情；相反，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内生动力如果偏弱，那么，这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无疑是十分艰难的，甚至会半途而废，或者变形走样。

所谓现代化内生动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源于自我本体的、与现代化趋势相吻合的内在推动力量。”⑦具体之，现代化内生动力既包括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民众对改善现状的期待、追求现代化的态度和精神，以及相应的包括劳作在内的人力资本投入，也包括该共同体改善现状、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包括创新与提升以及调适等内容在内的一系列实际能力。

现代化内生动力大致具有这样两个明显特征：

第一，向共同体自身“内部”而不是“外部”寻求动力。在世界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对外扩张是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其中，最为典型者当属英国。英国依靠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先进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一跃成为最早的现代化强国。19世纪中叶，英国的钢铁产量与棉布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煤炭产量则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的两倍。1860年，英国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以及西欧总人口的10％，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却占世界工业品的40％—50％，占西欧工业品的50％—60％。⑧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除了其内生动力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原因，这就是进行了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和掠夺。在其霸权鼎盛的时期，其本土面积不过20多万平方公里的英国，却占据了拥有全球1/4的人口和接近1/4的陆地面积的殖民地。极为庞大的殖民地成为英国现代化赖以进行的资金、原料和劳动力的基本来源以及资本、工业制成品的输出地。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运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⑨

二战之后，上述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运动的普遍兴起，曾经统治全世界的殖民主义体系迅速崩溃。二战之后新出现的一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选择了同以往现代化建设完全不同的路径，即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主要的只能依靠本国内部的力量，以往殖民主义国家依靠对外扩张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作法越来越成为完全不可能之事。一个国家意欲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自身的内部寻求动力，包括建立现代大工业体系，勤奋劳作，想方设法积累资本，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积极对外开放、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制定科学可行的发展规划，等等。唯有如此，方能形成自身最为重要的现代化内生动力，进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并且，其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以阻碍别的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损害别的国家共同体的利益为代价。在这方面，韩国就是典型的事例。在韩国现代化建设的初始，其基础可谓一穷二白，同时也没有优越的资源条件。在这样的情形下，韩国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奋发努力，形成了有效的现代化内生动力，进而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实现了现代化的飞跃。

简而言之，向共同体自身“内部”寻求动力这一特征，表明自二战后现代化内生动力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动力所在。

第二，现代化内生动力是现代化内容与民族传统两者的有机结合。现代化内生动力实际上是由现代化内容(时代内容)和民族传统这样两个方面内容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从历史发展上看，现代化倾向本身就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和延伸。”⑩虽然现代化内容和民族传统两者的比例因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和现实条件而异，但两者缺一不可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凡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均是将现代化内容和自身民族传统两者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现代化内生动力当中的现代化内容(时代内容)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发展性。就其时代性而言，比之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的旧的时代内容，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现代化内容(时代内容)具有明显的先进性，要领先整整一个时代。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两者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有新旧之分。比如，现代社会的生产能力就是要明显强于传统社会的生产能力；市场经济就是要优于传统社会当中的小农封闭经济；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价值理念就是要先进于传统社会当中人们所信奉的人身依附性的行为准则；现代社会当中富有流动性的阶层结构就是要先进于传统社会当中相对凝固不变的士农工商的阶层结构；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知识体系就是要先进于传统社会的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等等。就其发展性而言，现代化内容(时代内容)会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得以持续发展和更新。在现代化内生动力当中，现代化内容(时代内容)所占比例及权重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其变化幅度也比较大，因而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这一部分内容具有积极的直接推动意义。

而所谓民族传统，主要是指“每个民族的某种过去、现在、将来的内在规定系统和倾向，是该民族历史内容借以展开的某种框架。民族传统并非时代内容本身，而是某种超越时代的东西，是通贯民族发展历程中的某种规定系统和倾向，其本身并不显现出一种‘发展’的状况，只能说，它是每一个民族都不可缺少的东西”。(11)与时代性和发展性十分明显的现代化内容(时代内容)相比，民族传统则属于国家共同体当中长期存在的某种“历史基因”，具有较长的历史时效性，表现出某种民族心理或民族文化“相对恒定存在”的情形，而不会随着时代的迅速变化而即刻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民族传统的主要功能在于，能够为国家共同体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某种必要的象征、归属、向心、凝聚、整合等功能效应，同时还能够为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某种指向。如是，民族传统同现代化内容(时代内容)两者便形成有机的融合，两者共同构成现代化内生动力，进而有效地推动现代化建设。由此也可以看到，对于民族传统不能进行先进或落后的判断，而只能进行有益与否、合理与否的价值判断。这是民族传统与现代化内容(时代内容)两者间的明显差别。

需要注意的是，民族传统虽然具有某种“相对恒定存在”亦即相对稳定性的特征，但民族传统并非绝对不变的事物。民族传统的延续，并非意味着国家共同体对民族传统的“全盘继承”。否则，民族传统便成为某种意义上“复古”现象而一再复制。应当看到，民族传统“存在着一个随环境的变迁而有所增删和调整的情形。这是因为，民族传统所处的环境不会总不变化，而变化了的环境总会要对民族传统发生作用。”(12)民族传统必须经过必要的“扬弃”，方能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具有新的生命力。另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种“新的”传统也会形成。比如，在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进行，欧洲的一种新传统即“新教伦理”传统开始形成，并对日后西欧及北美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再比如，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民族独立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新传统”，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现代化内容与民族传统两者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使得现代化内容由于具有了赖以存在和多样化发展的“载体”生命基点而显现出不可回逆的趋势，另一方面也使得民族传统由于具有了新的、“现代”意义上生命力内容的不断注入而得以传承。凡此种种，使得现代化内生动力具有了完整的意义。

再进一步看，现代化内生动力主要是由原生动力、提升能力和调适能力这样三个最为重要的关键要素所构成的。这三个关键构成要素各有各的重要功能，缺一不可。其中的原生动力侧重于现代化建设基础动力的启动和维系；提升能力侧重于现代化建设能力的不断升级换代；调适能力则侧重于现代化建设安全环境的保障和现代化建设动能的释放路径。一言以蔽之，原生动力、提升能力和调适能力共同构成了现代化内生动力这样一个有机整体。

二、现代化的原生动力

从最为基础的层面看，现代化建设的原生动力来自国家共同体当中民众对于利益需求最为广泛和持久的追求。

就一般情形而言，社会成员最为看重的事情便是要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尤其是要满足切身的物质利益需求。“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重要的是，利益需求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是一件“大众化”的、持续不断的事情。“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4)

人们对于利益需求的追求至少具有如是几个明显特征。一是无限性。就人们对于利益需求追求的可能空间而言，是一件没有止境的事情。马克思指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5)二是多样性。人们除了最为基础的需求亦即物质上的需求(生理需求)之外，还有像是马斯洛所说的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比如，“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认可。认可是对他人尊严或价值的承认，又可称作地位”。(16)三是逐渐增长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利益需求的满足程度，取决于特定的生产能力水准。而生产能力是在不断发展中提升的。因此，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利益需求的数量和种类也是在不断增长和扩大的。“由于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17)而且，新的需求类型一旦产生，还会产生连带性、配套性的需求，进而催生更加多样化的新需求类型。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现代生产力呈现出日新月异的趋势，凡此种种，使得人们对于利益需求追求的前述几个特征更为凸显。

既然社会成员最为看重的是利益需求，而且对于利益需求的追求又是无限的、多样化的以及逐渐增长的，所以，民众对于利益需求的追求便成为现代化建设得以推进的涉及面广泛、持续不断的基础性原生动力。

需求固然会产生动力，但这只是一种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对于利益需求的普遍追求如何方能具体转换为现代化建设现实的、基础性的原生动力。弄清这种转换十分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转换，一个国家方能“把人民大众从其自身发展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才能实现发展的内源化”。(18)就此而言，这种具体转换主要取决于市场经济、社会合作以及历史基因这样三项事情具体状况的如何。换言之，市场经济、社会合作以及历史基因这三者具体状况的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建设原生动力具体状况的如何。

第一，市场经济能够激发每一个生产者的潜能和活力。无疑，作为现代社会一项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的原生动力。对此，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市场经济能够将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切身利益与自身的具体投入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活力。与传统社会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独立的自然人，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社会成员自己生活、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的具体状况，主要取决于其自致性努力状况如何，而不是主要取决于他人及其他“先赋性”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必须投入劳动或其他方面的生产要素，并根据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公正原则获取属于自己的收入和财富份额。毫无疑问，人们自身的意愿同自身的具体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必然会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从事生产或其他工作的潜能、活力和创造力。”(19)

再者，市场经济还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有效提升每一个生产者的竞争力。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20)市场经济不仅能够通过市场价格体系，反映出整个社会范围内绝大多数产品真实、准确的供求关系，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问题；而且，市场经济还能够有效增强每一个生产者的竞争力。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优质产品的筛选机制，据此能够对可供选择的众多产品进行“优胜劣汰”。“为了应付价格竞争和获取最大利润，生产者的唯一办法便是采用效率最高的生产办法，以便把成本压缩到最低点。生产者在利润的刺激下，任何时候都会用最便宜的生产方法取代费用较高的生产方法。”(21)

第二，社会合作能够生发出一种不可缺少的积极“合力”。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侧重于从微观层面激活无数个作为个体人的社会成员的原生动力的话，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合作则是侧重于从中观和宏观层面激活社会各个群体的原生动力。

就现代化建设微观层面原生动力的生成而言，市场经济固然有着基础性、不可或缺的激发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本身的确存在着诸如自发性、短期行为以及丛林法则等“市场失灵”的痼疾。经过对市场经济的多年反思，萨缪尔森指出：“经过两个世纪的经验和思考之后，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一学说的适用范围和现实局限性。我们知道，市场有时会使我们失望，存在着‘市场失灵’的情况。”市场失灵主要是指“缺乏完全竞争以及外部效果的存在”。(22)正因为如此，所以，如果将市场经济视为一切，当成唯一而不顾及其他的事情，那么，就会过犹不及，使市场失灵的痼疾迅速加重。而市场失灵的痼疾一旦加重，那么所带来的，一方面是局部的理性选择和高效率，另一方面却是社会整体上严重问题的形成，如环境生态的破坏、社会公共事业的漠视以及社会共同体内部的撕裂等等，进而使现代化建设当中的中观以及宏观层面的原生动力减弱、消失或变形走样。

而作为一种对“市场失灵”痼疾的矫正和弥补，社会合作能够有效激发社会当中的中观以及宏观层面上的现代化的原生动力。

社会合作能够积极推动社会中观层面亦即具有直接利益相关性的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整合团结，催生内生动力。社会合作的理念依据是社会公正。基于社会公正，社会合作强调具有直接利益互动关系的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互惠互利，即社会各个群体在利益增进方面的相向而行。“处在较高位置的阶层的利益增进不能以损伤处在较低位置的阶层的利益为必要的前提条件，相反，在较高位置的阶层的利益增进的同时，较低位置阶层的处境应当随之得到改善。”(23)这样做的结果，能够有效化解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增进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团结整合，蓄积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合力”势能，促成正和利益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现象的出现，进而生成强劲的中观层面上的现代化原生动力。

社会合作还能够从宏观层面上促成社会各个领域之间具有间接利益相关性的各个群体之间的团结整合，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合力。基于社会公正的理念，社会通过系统的社会福利等制度安排，保障未成年人群体、退休的老年人群体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尊严底线，保障失业者群体的基本生计。“社会援助应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社会援助应该本着提高每个人独立的生活资源这样一个原则来设计。”(24)如是，不但有助于社会共同体的团结整合，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有助于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而且有助于代际的社会合作。这一切，能够为整体和长远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

总之，通过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合作，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内耗，而且能够获得一种超过单个社会成员能量简单加总的、社会整体化意义上的现代化原生动力。

第三，勤奋劳作精神能够有效助推现代化基础性原生动力的持续生成。对于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民众来说，是否具有一种普遍的勤奋劳作精神，与其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等“时代”条件并无直接的正相关性。相反，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休闲时间趋于增多，工作时间趋于减少。可以说，一个国家共同体当中民众普遍的勤奋劳作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民族传统或“历史基因”所塑就的。像是中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当中民众所具有的勤奋劳作精神是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当中形成的，美国的勤奋精神则始自于其民族形成之初。而在当时，这些国家尚谈不上现代化问题。特别是在以往的中国社会，“为了人的简单生存和简单再生存，中国农民必须充分用好面积极为有限的土地。为此，就必须勤奋努力地劳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久而久之，勤奋努力便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习以为惯的、‘本能化的’、延续至今的历史文化的传统基因。”(25)

勤奋劳作精神对于现代化基础性原生动力的持续生成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在生产力水准、劳动生产率给定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共同体当中的民众越是勤奋劳作，就意味着其民众的劳动越是持续的多投入。而劳动的持续多投入，则必然会有效助推该国现代化基础性原生动力的持续增强。

民众劳动投入强度的大小，主要表现在其劳动参与率的高低以及劳动投入时间量的大小。对于一个国家共同体来说，民众的劳动参与率越高、劳动投入时间量越大，则能够表明该国现代化建设基础性原生动力越强。反之则相反。具有强烈劳作勤奋“历史基因”的中国就能够比较典型地说明这一点。2015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为70.9％，要远高于世界62.9％的平均水平，远高于高收入国家60.1％的平均水平，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62.3％的平均水平，远高于中低收入国家63.5％的平均水平，仅低于低收入国家76.2％的平均水平。(26)中国不仅劳动参与率居于世界各个国家的较高水准，而且劳动投入的时间量同样居于较高水准的位置。有统计显示，就每个劳动者的年工作时间的中间数来看，美国年工作时长约1920小时；德国年工作时长约1496小时；法国年工作时长约1505小时；英国年工作时长约1677小时；瑞典年工作时长约1420小时；希腊年工作时长约1255小时；而中国年工作时长则约有2100个小时。(27)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从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5.16小时，仍然显著高出国家法定工作时间水平。”每周工作时间7天(或48小时以上)人员的“比重为38.37％”。(28)由此可见，勤奋劳作精神有效地增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原生动力，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得以起飞的一个直接推动因素。

三、现代化的提升能力

市场经济、社会合作以及勤奋劳作精神固然能够催生现代化建设的原生动力，能够从基础层面为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但是，这种来自利益需求的动力还不能直接解决现代化建设自身水准的不断提高亦即“升级换代”的问题。这是一个应当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比如，就当下的中国而言，其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合作均已初步形成，其勤奋劳作精神更是不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在劳动生产率这一重要的现代化水准的指标上却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单位劳动产出虽然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同GDP增长速度相比，其提高速度相对缓慢。2015年，中国的单位劳动产出只有7318美元，而美国为98990美元，欧元区为68631美元，日本为7606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18487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比较明显。(29)这种情形说明，中国目前现代化程度之所以还不够高的直接原因，不在于勤奋劳作精神等原生动力的匮乏，而在于现代化建设提升能力的不足。

显然，对于现代化内生动力的理解，不应仅仅限于利益需求所带来的基础性原生动力，还应关注现代化建设的提升能力。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现代化的基础性原生动力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提升能力有着一定的影响，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

就现代化内生动力当中的提升能力的强弱而言，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普遍水准的高低状况。现代化建设是靠人进行推动的。人力资本具体状况的如何直接影响到人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而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准的具体状况与人力资本具体状况之间有着直接的正相关性。在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当中，其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准的高低，决定着其现代化建设的提升能力的强弱。所以，意欲使现代化建设升级换代，就必须提升该国家的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水准。

第一，教育水准决定着现代化建设队伍水准的高低。在传统社会，生产本身和社会分工的相对简单性以及社会的封闭性，使得当时的社会经济对于教育没有很大的实际需求。社会成员大都是通过父子相传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获取必要的生活和生产技能。教育与生产基本上是两个相互脱节的领域，教育远远没有成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之必需，更没有成为一件大众化的事情，教育相对来说只是一种小众人群的“奢侈”事情。在当时，且不说基本谈不上高等教育，就是最为基本的指标——识字率都是普遍十分低下的。比如，即便像是中国这样的文明不曾中断并且相对重视教育的国家，其识字率也比较有限。有人估算，“在清末能识字的人数还只是4000万左右，以当时人口4亿计，识字率仅为10％左右”。(30)正因为如此，在传统社会，教育对于社会经济不可能产生巨大影响。

现代社会则截然不同。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规模愈益扩大，社会分工愈益职业化、专业化以及复杂化，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一个人如果没有接受必要的教育训练，就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从业者，甚至难以适应正常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现代化相伴随的还有文化教育的扩大，传统社会仅有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人识文断字，而现在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掌握了这种能力。”(31)重要的是，现代型教育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已经从以往的知识传输变为综合性能力和素养的培育。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公民素养、合作与交流能力、自主发展能力、信息素养六种核心素养“是21世纪人人都需要具备的关键少数高级行为能力，是知识、技能、态度的统整与融合。世界范围内的核心素养热潮实质上是教育质量的升级运动，是国际教育竞争的集中反映”。(32)在这样的情形下，教育愈益成为现代化建设之必需。

人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具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准的建设者队伍是现代化建设得以持续推进以及不断升级换代之必需。这种情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愈益明显。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成员普遍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国家，其现代化程度就越高。以2016年的高等教育粗入学率为例，高收入国家为75.2％，中等收入国家为34.5％，低收入国家为7.5％。(33)进一步看，一个国家的普遍教育程度越高，其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2017年，每个就业者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法，2011年不变价美元)的具体情形分别是，高收入国家为88908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24884美元，中低收入国家为22626美元，低收入国家为4098美元。(34)这说明，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条件下，教育程度的高低与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两者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正相关性。“教育投资不仅对个人经济收益率的提高大有好处，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亦高。据舒尔茨1961年对美国1929～1957年期间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投资对国民经济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33％；我国1978～1998年亦接近此百分比。”(35)

由上可见，较高的教育水准决定着较高水准的现代化建设者队伍，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得以持续推进以及现代化程度得以不断提升的关键所在。

第二，科学技术愈益成为现代化建设水准得以提升的直接动力。科学技术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无疑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当中的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发展密不可分。马克思指出，在现代社会，“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36)世界近现代历史表明，科学技术的变革必然会带来经济的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变革，不仅解放了人的体力，而且解放了人的脑力，促成了人的潜能的巨大释放，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有一句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7)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20世纪初，“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5％—20％是依靠新的科技成果取得的，到了70年代。这个比例上升到60％—80％，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则达到90％以上。”(38)具体以日本为例：1955-1960年日本国民经济增长率是8.7％，其中劳动因素占5％，资本因素占2％，技术因素占1.7％；1965-1970年，经济增长率是11.6％，其中劳动因素占2.2％，资本因素占5％，技术因素占4.4％；1975-1980年经济增长率是6％，其中技术因素占3.9％。(39)这种情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日益明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水准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准的高低。制造业状况的如何决定着经济现代化基本水准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一个国家当中，制造业一旦水准偏低或比例偏小，那么，不管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有多么的丰厚、服务业有多么的发达，其现代化前景不可能是乐观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不过，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在于体量最大和产业链最全面，但远远不是水准一流。“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40)客观上看，中国的制造业属于世界的第三梯队，第一梯队是美国，第二梯队是德国、日本。提升制造业水准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便是增大制造业当中的先进技术含量。

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如此之重要，所以，一个国家一旦占得科学技术的先机，就意味着拥有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提升能力，拥有了较强的经济竞争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就越高。2015年，高收入国家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为2.6％，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分别为2.8％、3.3％、4.2％、4.4％；中等收入国家为1.5％。(41)在这样的情形下，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超越的重要杠杆。有学者发现，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还落后于巴西和墨西哥，然而90年代他们成功地追上了发达国家，而后者却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42)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学产出和技术产出之间高度相关，其科学水平和技术能力是同步增强的；同时经济增长和科技产出之间也存在高度的相关性”。(43)

科学技术对于非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建设同样有着积极的提升作用。随着科学技术效应的扩散，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大的提升效应。科学技术对于社会阶层结构有着十分明显的提升作用，能够助推其不断趋于优化。比如，英国的体力人员人数比例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缓慢下降，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下降速度加快。英国的体力人员在主要职业团体中的百分比从1911年的74.6％下降到1981年的47.7％，而非体力人员的比例则由1911年的18.7％上升至1981年的52.3％。(44)科学技术对于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科学不只是一些方法上的、技巧性的东西，它是一种文化。”(45)科学技术有助于社会成员科学文化、理性思维的普遍形成。而且，如今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客观上增大了社会成员的学习需求，同时增多了其学习的机会，并降低了其学习成本。如是，有助于学习型社会的形成，进而有助于现代化建设的升级换代。

四、现代化的调适能力

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而言，必然会面临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利益结构必然会发生巨大变革，同时，还必须对外开放，与别的国家包括“强势”的发达国家进行交往互动，因而面临前所未有、复杂多样、数量巨大的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往往错综复杂并交织叠加在一起，生成种种矛盾冲突。现代化建设的路途漫长，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且在这漫长的路途中又会面临新生成的不确定性因素。受这些巨量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前景必然会存在多种可能性。对于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一旦应对不当，就会造成种种妨碍现代化建设的因素。特别是一旦酿成颠覆性错误，就会使现代化建设的前行趋势出现中断的情形，甚至会使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毁于一旦，至少是损失巨大。

显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内生动力当中包括怎样的调适能力，便成为事关该国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健康、可持续推进的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这里所说的调适能力是指人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化解各种不利因素、选择合理路径、减小成本以及确保现代化建设得以持续推进的能力。调适能力是现代化内生动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无论其起步时间的或早或晚，大致都会经历一个在其始初阶段放任“自由”发展或“探索”发展路径，继之又进行调整、确定自身现代化建设主要路径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一个国家就能够形成某种强弱不同的现代化调适能力。现代化调适能力是由属于“现代性”的因素和属于“历史基因”的因素两个部分所组成的。前者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生成，后者则是经过必要的“扬弃”而被激活和延续，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化调适能力这样一个有机整体。

强弱不同的调适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有着迥然不同的重要影响。较强的调适能力有助于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排除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不利影响，避免现代化建设出现大起大伏的情状，减小现代化建设的成本，助推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的形成，扩大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成果，从而保证现代化建设健康、顺利、可持续的推进。而较弱的调适能力则无法保证甚至会妨碍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虽然现代化内生动力当中的调适能力包括很多种类的内容，但大致来看，调适能力包括防范风险能力、纠错能力以及与时俱进能力这样一些最为重要的内容。

第一，防范风险能力。一个国家意欲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基于底线思维的意识，采取种种现实可行的方式，有效规避重大的社会风险，特别是有效规避具有颠覆性危害的社会风险，从而有效维护社会的安全运行。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要有能力将社会矛盾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必然会出现社会利益结构全方位、大面积调整的情形，进而必然会催生大量、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冲突。这是一个规律。所以，在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中，一个国家应当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可控的方式化解已有的社会矛盾冲突，使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局面，以求循序渐进地推进现代化建设。相反，一个国家如果以放任不管的态度或者是以激烈的方式来对待社会矛盾冲突，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矛盾冲突的蓄积、做大，或者会人为地加重并激化社会矛盾冲突。而社会矛盾冲突一旦加重激化并突破了某个重要的临界点，则会压垮整个社会的安全支撑体系。一旦如此，不但解决不了现有的社会矛盾冲突，而且会使社会矛盾冲突呈现出加速度扩张的趋势。如是，整个社会将会崩盘，全体民众将会陷入苦难的生活状态，现代化建设成果将会毁于一旦。

如果说有效化解相应的社会矛盾冲突并防范社会矛盾冲突的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话，那么，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规模超大的国家共同体来说更是如此。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46)

二是要有能力把影响社会安全的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类似于持续加重的通货膨胀、日益增高的失业率以及不断加重的税收这样一些看上去属于经济领域的事情，实际上同样也是属于影响现代化建设安全底线的跨领域的重大问题。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千万不能低估。这三个经济因素事关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如果解决不好，则势必会降低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造成民众的恐慌心理，加重社会成员之间的隔离感，降低公共权力的信任感，使民众失去对于未来的希望，进而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全运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遇到经济严重滑坡的时期，这三个经济因素很有可能会交织在一起，交互感应，交互加重，进而对社会矛盾冲突产生一种导火索的叠加效应。一旦如此，这三个经济因素可能加重的社会矛盾冲突就会更加严重”。(47)

可见，应当特别防范这些有害于社会安全的经济因素。为此，一个十分必要的具体做法是，建立起战略资源的储备，即建立起粮食、石油、外汇、黄金等战略资源的储备体系，有效构筑一个国家基本生命线的保障基础，以备不虞之需，防患于未然。

第二，纠错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建设当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是在所难免的。原因很简单。但凡是人，就不可能不犯错。现代化是一个逐渐推进、展开的过程，与之相适应，具有现代性的“新生事物”的相继出现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对于不断出现的种种现代性新生事物，人们的适应和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而在对于这些事物缺乏足够感受和认识的情形下，人们有时就必须做出某种判断，并据此形成决策，因而难免出错。再者，人们在形成现代化建设的相关决策时，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自身利益偏好的影响，做出某种符合自身偏好而不一定是适合于他人需求的决策，于是便造成某种错误。加之，在各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早中期阶段，制度设计存在不少不合理、不完善之处，由此也会难以有效纠正现有的错误，并且程度不同地形成某些新失误。“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48)

问题在于，现代化建设当中的错误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纠正，便会越积越多，甚至会达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从而严重妨碍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决策防错机制就可能出现大量的决策失误，而缺乏决策纠正机制就可能给整个国家带来严重危机。”(49)比如，当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建设当中如果不注重社会公正问题，就会造成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形成某种程度的利益不平衡情状，造成民众的普遍不满，引发种种社会矛盾问题，进而对现代化建设造成十分有害的负面影响，严重者甚至会中断现代化进程，或者使之变形走样，或者使之长期陷入一种“低度发展”的状态。不少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的现代化历程已经明白无误地印证了这一点。

纠错能力的要义在于，基于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基本规律以及客观环境，并参照别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状况不间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估；一旦发现存在某些问题或隐患，就予以及时地纠正。以此防止一般性的问题演化成严重的问题，隐患演化成现实的严重问题，严重的问题演化为不可收拾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环境生态建设就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在21世纪之交的十年当中，由于过于追求GDP增长而难以顾及其他，致使中国的环境生态曾经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污染破坏。这种情形，不但使得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而且使得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当中国发现这一严重问题后，便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政策予以大力度的纠错。经过十年的严格整治，如今中国的环境生态建设可以说迈上了一个比较大的台阶，其治理水准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居于领先的位置。

总之，一个国家要想保证现代化建设顺利、可持续的推进，就必须具有较强的纠错能力。通过这种较强的纠错能力，一是从概率的角度看，可以减少现代化建设当中的失误；二是从程度的角度看，能够减小现代化建设当中失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三，与时俱进能力。调适能力中的与时俱进能力的意义在于，能够使一个国家顺应现代化不断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失时机地进行自我革新，把握住发展机遇特别是把握住大的战略机遇期，推动现代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与时俱进能力是一件同历史责任感、历史趋势的判断以及决断力密切相关的事情。其一，只有基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国家的决策者们方能形成对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担当，方能顺应社会变革的时代趋势来进行自我革新，方能有勇气面对种种内部积弊和外来挑战，同时能够催生一种应有的社会聚合力。其二，只有具有对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的清醒判断，决策者们方能据此制定出合理可行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和路径。比如，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李光耀等领导人基于新加坡国土面积小、资源有限、民族众多等现实状况的判断，形成了适合于新加坡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路径，即“以国际竞争力为核心塑造亚洲最具竞争优势的城市国家，以国际经济中心为主体打造经济结构，以自由港经济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构建运行体制，以外国跨国公司建立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以发展目标为政策导向促进经济与社会、文化和生态协调发展”。(50)正是遵循这种合理可行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和路径进行努力，方使得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非凡成就。其三，只有拥有决断力，方能防止一个国家对于现代化建设方略的选择陷入一种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议而不决的困境当中，从而在时间上争得先机。邓小平指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5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就是与时俱进的典型事例。从现代化建设大的目标和路径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提出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基本目标和导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世纪之初，又提出科学发展观；继之，又提出现代化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整体推进方略。而且，中国在每提出一个大的现代化建设方略的同时，还会形成相应的中观层面上的规划进行配套。这些依次推出的现代化建设的大的目标和路径，均是在恰当的时代窗口提出的，不但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而且具有相互之间的衔接性，因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五、余论

从以上对于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现代化内生动力基本状况如何，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潜力及前景。作为现代化内生动力有机组成部分的原生动力、提升能力以及调适能力这三者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功能，缺一不可。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内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就无法得以顺利展开和推进。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如果缺少原生动力，其现代化建设就难以持续推进；如果缺少提升能力，其现代化建设水准就难以实现不断的“升级换代”；如果缺少调适能力，其现代化建设就难以有效应对种种风险而顺利进行下去，也难以顺应新的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做出必需的调整。

对此，一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不同表现就能够比较典型地说明这一点。西班牙在16世纪通过大航海以及相继而来的殖民主义大规模掠夺，从拉美地区攫取了巨量的黄金、白银，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由于缺少最起码的现代化建设的原生动力，比如，西班牙当时既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各个群体之间没有进行有效的社会合作，整个国家的民众也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勤奋劳作精神。正因为如此，西班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没有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在20世纪，巴西由于具有一定的现代化建设的原生动力而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但由于缺少应有的提升能力和调适能力，因而其现代化建设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一直是步履蹒跚，难以顺利推进。苏联虽然没有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其社会合作一度进行得相对较好，其民族也具有勤奋劳作的精神，因而其原生动力一度具备；加之其教育、科学技术以较快的速度获得大幅度发展，因而其提升能力相对较强。但是，由于苏联的现代化建设缺乏必要的调适能力，因而长时期陷入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困境却无法自拔，最终走向解体。相比之下，新加坡就具备着比较健全的现代化内生动力。新加坡不但拥有强劲的现代化建设的原生动力，而且拥有较强的提升能力和调适能力，因而其现代化建设能够得以顺利展开和长足发展，用了50多年的时间便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第二，应当有效地推动现代化内生动力的生长。既然现代化内生动力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动力，所以，有效地推动内生动力的生长就成为确保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健康、持续推进的关键所在。就有效推动现代化内生动力的生长而言，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其中，应当特别注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应当重视事关经济基础方面现代化内生动力的生长。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2)这样看来，在整个现代化内生动力当中，事关经济基础方面现代化内生动力的生长是最为基础性的事情。其中有两个方面的事情是基础当中的基础。一方面，应当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用以有效地配置经济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必要资源，激活经济现代化的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制造业，用以奠定、打牢经济现代化安身立命的根基。应当看到，制造业方是经济现代化的根基所在。相比之下，无论互联网技术对整个社会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但具体到经济现代化领域来看，其本身只是一种技术“赋能”，而不是基础。互联网只有依附于实体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如制造业的建设，方能发挥其应有的“赋能”意义上的助推作用。

二是应当注重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整体化发展。正如前面所谈及的那样，现代化内生动力当中的原生动力、提升能力以及调适能力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无论其中哪一方面内容的畸轻畸重，或者是缺失，均会妨碍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顺利和持续的推进。纵观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凡是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其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原生动力、提升能力以及调适能力不但都具备，而且均呈现出较好的情状；凡是现代化建设不够成功的国家，其现代化内生动力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则呈现出整体上的偏弱或某一方面内容的不足的情状。由此，我们也可以将现代化内生动力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判断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能否得以成功的重要尺度。依据这种尺度，进而能够寻找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短板何在，尔后予以补足，以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整体化生长来推动一个国家的整体化的现代化建设。

三是应当赋予现代化内生动力以“人”的关怀。人不但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推动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人是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以人为本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从本质上讲，现代化建设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是用以实现现代化建设基本宗旨、基本目的的基本途径。现代化建设是为了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因此，应当将满足人本身的具体需求、推动人的进步的具体内容融进推动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生长的具体规划或具体目标当中，将推动人的进步与促进现代化内生动力的生长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使现代化建设具有了基本宗旨的意义亦即“为了人”和“依靠人”的正向意义，防止现代化建设走入纯粹“物化”或“自发”的陷阱，而且，能够使民众积极投入到现代化建设当中，进而激发现代化建设的活力和创造力。

注释：

①[美]T.霍普金斯、I.沃勒斯坦：《当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载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湾巨流出版公司，1985年，第342页。

②[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82页。

③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2页。

⑤[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⑥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2月20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⑦吴忠民：《中国现代化论》，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49页。

⑧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200页。

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85页。

⑩[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8页。

(11)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12)吴忠民：《历史原脉与现实走向——历史社会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0页。

(16)[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韦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

(18)黄高智等：《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45页。

(19)吴忠民：《中国现代化论》，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2页。

(20)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6页。

(21)(22)[美]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上册，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73、76页。

(23)吴忠民：《社会公正论》，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15页。

(24)[荷]M.爱纳汉德等：《欧洲七国失业救济与社会援助制度》，陈绵水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310页。

(25)吴忠民：《世俗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26)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

(27)《世界各国工作时长大比拼：你一天工作几小时》，搜狐网，2015年10月15日，https://www.sohu.com/a/35852491_101307.

(28)曾凡雨：《人口普查劳动时间数据释放人力资源市场积极信号》，《中国劳动》2014年第12期。

(29)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国际比较表明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国家统计局网站，2016年9月1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609/t20160901_1395572.html.

(30)陈德军：《南京政府初期的“青年问题”：从国民识字率角度的一个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31)[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32)褚宏启：《核心素养的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21世纪中国的国民素质提升与教育目标转型》，《教育研究》2016年第11期。

(33)(34)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38、130页。

(35)徐东：《发掘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9年第6期。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2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38)刘大椿：《当代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8期。

(39)冯之竣等：《现代化与科学学》，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13页。

(40)《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增速快但不容歇脚》，《光明日报》2016年9月18日。

(41)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40页。

(42)(43)吴晓波等：《科学、技术的互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paneldata的实证研究》，《科学学研究》2005年第6期。

(44)陈晓律等：《当代英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8页。

(45)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

(47)吴忠民：《直接加重社会矛盾冲突的经济因素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6期。

(4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49)崔雯：《论我国决策纠错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

(50)王勤：《论新加坡现代化发展五十年》，《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5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