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座谈会，主题是“近十年来儒学研究趋势的回顾与前瞻”。这看起来时间跨度不长，其实是一个大题目，因为：它涉及的是儒学研究的一种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不能说是“时代性”的，也是“历史时段性”的，这取决于怎样理解“时代”概念。

简单来说，这种转变就是：儒学研究从“民间”的和学者自发的活动，或者说“非官方”的状态，转变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

谈到“转变”，当然涉及转变前后的对比。众所周知，儒学的复兴并不是最近十年才发生的。关于中国当代的思想学术，我曾经有一个概括：20世纪的80年代是“思而不学”，当时引进了很多西方的哲学和思想，但都是囫囵吞枣的译介，更缺乏本土的尤其是能够让西学与儒学会通的学术支撑；90年代是“学而不思”，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学者们一头扎进“故纸堆”，却也逐渐积累起比较厚实的本土学术功底，但绝口不谈思想，李泽厚称之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但是，进入21世纪，在这十年之前的那十年，上述“思想”与“学术”两个方面就开始结合起来，产生了若干既具有原创思想、又具有相当的学术功底的儒学研究，特别是开始出现一些标志为“XX儒学”的理论建构。

21世纪的这种新兴的儒学研究，应当与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区别开来，称之为“当代新儒学”，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但远不限于所谓“大陆新儒家”。

所以，我刚才讲的最近十年的转折，其实就是“这十年之前”和“这十年以来”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转折。“这十年之前”的儒学研究是“民间”的和学者自发的，即“非官方倡导”的；而“这十年以来”的儒学研究，则与“官方倡导”密切相关。

但是，尽管如此，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一个客观的情况，这样才可能真正完整地了解所谓“近十年来的儒学研究”。作为一种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的观察，这个实际情况就是：近十年来，其实并非所有的儒学研究都可归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

这与一个更宏大的“时代”背景相关，那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三元格局”，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主要就是指的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

由此观察，不难发现：“这十年以来”的儒学和“这十年之前”的儒学之间，乃至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儒学之间，有一点并未改变，那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三元格局”：有的儒学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会通，有的儒学研究是与自由主义会通；还有的儒学则是复古主义的，即所谓“原教旨儒学”。

不过，这里需要一个特别的说明：“儒学与自由主义会通”这种措辞其实并不确切。严格来讲，这里应当分为两种进路。借用美国政治哲学家安靖如（Stephen C. Angle）的概念，一种进路是“无根的”，即是以西方自由主义、而非中国儒学为根基的；而另一种则是“有根的”（rooted），即是以儒家的自由观念为根基的。

对于上述“三元格局”，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我曾经这样讲过：

他们并非统一的学派；恰恰相反，其思维方式、思想观点、价值取向、政治立场等颇为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乃至截然对立：有原教旨主义者，有马克思主义者、新左派，还有自由主义者，等等。他们之间唯一的“底线共识”，似乎仅仅只是“儒家”这个标签。

鉴于上述价值分裂，儒学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学术派别，而成为了各种不同思想学术派别的公共话语资源，人们用儒学话语来表达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

这就是我所说的“客观评估”。

以上算是“回顾”；至于“前瞻”，作为一种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评估，那么，我的估计是：上述格局仍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更准确地讲：会发生改变的只是“量”的对比消长，而不是“质”的格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