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属历史学的专门史（专题史）研究范畴，它与传统的民族史、族别史和边疆史研究既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又有明显的发展。“三交”史研究，以史学研究为基础，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专题领域，挖掘、整理和研究中华民族内部及其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史实，揭示出中华各民族在政治上凝聚共识、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最终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历史。“三交”史研究，顺应新时代对史学研究的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史 多元一体格局 专门史 民族关系史
历史时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既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也包括同一民族内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之间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交往交流和融合。顾颉刚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断，费孝通与之的相关讨论，都有特定的历史内涵，他们共同的愿意都是在国难之时，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确实，中华民族历史经历了自己特有的发展轨迹，它是由古代多个民族（族群）不断发展孕育汇聚而成的，即中华民族是经历了每一个民族内部的充分发育和各民族之间的充分交融汇聚，从一个个小的组织或小的共同体不断生发互动，最终凝聚成了全中国大统一的政治体。我们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满天星斗”“群星璀璨”，到“众星拱月”“百花齐放”，在中原文化崛起后，从充分吸收中华民族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到中原王朝文明逐步形成，最终呈现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为引领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此而言，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对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以下简称“三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突出的学术价值。
近三年来，在组织参与国家“三交”史编纂工作时，笔者一直在学习领会编纂的相关要求和精神，多次参加相关的专家论证会，对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学习摸索中不断梳理总结和思考。本文源于新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70年发展的学术路径，结合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21年8月27—28日举行）精神，就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的学术基础、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等问题，尝试予以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三交”史研究的学术传承和时代意义
（一）“三交”史编纂的学术传承
“三交”史研究所关注的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史研究，与传统的历史学、民族学领域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有最直接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既是学术上的继承，也是研究上的发展和超越。“三交”史研究既是源于70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丰硕的成果和奠定的基础，又是在学术层面服务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的再出发。
1.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20 世纪50 至60 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年间，中国共产党全面落实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这一时期，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摸清各民族“家底”，解决“吃饱肚子”问题，中央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民族调查和民族历史研究等工作。大批专业学者联合民族地区的各界人士，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大调查”，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口述资料和影视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时期撰写完成了5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各民族地区《概况》初稿等，为此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出版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开创了新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也促进了这一时期民族团结和进步事业的发展，还培养了新中国一批从事民族学、民族史、民族理论和民族语言研究的专门人才。
2.第二阶段。20 世纪70 年代到21世纪之初是第二阶段。此前有大约十年时间（1966—1976），受全国性错误思潮的影响，民族史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春天，学术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的同时，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使得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凡涉及历史时期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政权组织、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宗教风俗、民族文献和非物质文化等研究内容，均有长足的发展，研究水平逐步提高，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一时期，各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各少数民族学者，专注于民族地区、民族群体或个体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大量的汉文文献、非汉籍文献中的满、蒙、藏等多语种文字档案、古籍、碑刻以及非物质文化资料，以及西方文献史料和论著等都有丰富的整理、研究和出版成果。在理论和方法上，除了历史学外，考古学、语言学（古文字学）、民族学、文献学、地理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等都得到应用。传统的中国民族关系史越来越呈现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点。
3.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尤其是最近十年，相关研究在中华民族认同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包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阐释和再研究，中国历代治理研究以及边疆开发与经略史等研究，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加强。2020年以来，随着“三交”史编纂工程的启动、探索和研讨，学术界在多学科领域迅速响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更为深入的“三交”史实证和阐释，边疆民族政策、族群多维互动、国家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等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多民族语言文献的运用受到重视，呈现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研究格局。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委四部委共同建设的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发表了一批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传统的中华民族史研究进入了新的研究发展阶段，这既是学术路径的传承，也对学术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可以说，长期以来对中国边疆史、族别史包括单一民族基本史实在内的研究，为今天“三交”史的编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随着“三交”史编纂的不断深入，还会对族别史和边疆史的深入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它们之间是互相推动，从而不断增进共同性的研究。
当年，费孝通曾说：“如果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如实地摆清楚，也就是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了，也可以说就是我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悬想已久而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院李国强副院长认为，这需要“大历史观”，“要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通过对中华民族史长时段、全局性、整体化的理论探索，透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价值理念、文明要素，进而以更深入、更完整、更系统的理论阐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华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对正在进行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颇有启发意义。“三交”史编纂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充分挖掘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历史上国家团结、民族繁荣的成功经验，以促进各民族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为目标，不断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二）“三交”史编纂的时代意义
2021年3月12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第十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有“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小节，在该篇“专栏13：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工程”中明确提出“启动新编中国通史编纂工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2021年10月15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汪洋同志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2022年1月25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部署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编纂“三交”史是认真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编纂“三交”史，是在国家层面为整个中华民族著史立传，是赓续盛世修史传统的重要文化工程。通过挖掘、整理、宣传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启动会之后，由笔者主持编写、经全国“三交”史编委会和国家民委审订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编纂体例》正式发布，也标志着全国“三交”史料汇编工作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
2022年9月22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纲要》编写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交”史纲编写的基本思路和重大理论问题，强调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深入阐释“四个共同”的学理内涵，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要提升历史叙事的导向性和针对性，弘扬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等。在这次会议上，国家民委主任潘岳明确提出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方面为主线来撰写“三交”史纲要。2023年4月13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编纂工作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潘岳在会见培训学员时指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系统性工程，进一步明确了“三交”史编纂的时代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通过编纂“三交”史，讲好“三交”历史故事，其意义就在于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智慧，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复兴凝心聚力的目的。在学术层面，“三交”史编纂对推进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历史、中国通史的研究，同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三交”史的多学科研究
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新的时代，基于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观，继承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优良传统，需要多向度地开展“三交”史研究。
“三交”史的编纂至少要完成两个超越：一是要超越传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主要以单一或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二是要越超中国史学科中的专门史主要以单一的族别史、边疆史和区域史为研究对象的路径，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史观来开展“三交”史研究，以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为整体进行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史研究。因此，多向度研究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既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也是“三交”史编纂的必然要求。
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理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调查、研究和思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与他一起奉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还有陈连开、谷苞等众多学者，他们则是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领域对其进行了拓展、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强调了历史学在追根溯源和考镜源流中的重要价值和时代意义。中华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多元不断汇聚于一体的动态过程，各民族文化既是多元的，又呈现出明确的共性特征。“三交”史编纂，必须坚持以历史学为中心，遵循历史学研究求真求实的基本属性不动摇，同时也一定要坚持考古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缘学等多向度研究。
（一）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时强调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意义。他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此前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等都邑性遗址，以及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及其周边的聚落群实施发掘和大规模考古调查，实证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重大原创性成果，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重大突破，为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方法实验和科学基础。“从考古学视角”，就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始终秉持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发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边疆考古更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对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初，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西藏自治区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通报切热遗址等4项重要考古成果，以考古实证西藏各地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史。大量的考古成果，揭示出了中华各族人民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机制和历史脉络，构筑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文物谱系。
（二）历史地理
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自然地理环境在中华民族的孕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有辽阔的疆域、复杂的地貌、多样的气候，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和文明形态，它们之间通过交往交流才最终汇聚融合在一起。无论是费孝通在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时，还是钱穆在论证中国文化类型时，都认为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文化。诚如钱穆所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不同的文化因为内在的属性不同，决定了它们是流动的或者静止的，它们之间通过充分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本特征。因此，编纂“三交”史，对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要有充分的认识。
（三）民族文献
中国传统古籍中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或称为非汉文文献，或以多语种（合璧）文献呈现，数量极其宏富，真实记录了多元文化并存、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疆域、创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进程，生动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编纂“三交”史的重要资料。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更为直接地实证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史事实，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源。藏、蒙、满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不仅为多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也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条件。比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八思巴蒙古文和满文等的创制等，均是在吸收了别的民族文字基础之上创造的，文字既把本民族内部凝聚在一起，更有大量的民族互译文献的出现，多语种文献之间的交流融合，有助于对多民族之间共同历史记忆的追溯、整理、研究和阐释。同时，大量的少数民族文献也同样证实了中华“大一统”思想古已有之，它把不同民族凝聚在一起，是中华各族儿女共同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创中华的历史事实，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融合。
中华民族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的多向度视角，主要体现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上，需要多学科的研究者参与其中。马戎认为：“中华民族史的研究队伍中除了历史学家外，还应积极吸收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除上述我们重点分析的“三交”史研究中的考古学、历史地理和民族文献等学科外，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也与“三交”史编纂密切相关，比如中国传统医药、天文、历法等等视域下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也是要特别关注的。
三、“三交”史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
“三交”史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传统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即通过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之内的交往交流交融，揭示中华民族交融汇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四个领域的研究，看似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但正是这四个方面，建构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主体框架。
我们今天进行的“三交”史研究，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多以55个少数民族历史为研究对象，而是把中华民族视为一个整体，研究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各民族内部、汉民族与其他55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融合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汉族发挥了重要的核心作用，中华各民族的大交往、大发展、大交流和大融合的过程，既体现在传统的中国少数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当中，更体现在以汉族史为主的中国传统历史学研究中的“专门史”研究领域中，诸如中国政治制度史、商业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以及中国移民史、人口史，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史，以及中国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等领域。中国经济史当中，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之下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对外关系史当中，以朝贡促进了边地与腹心之间的交往交流；传统交通史、驿道传递史，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而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中央辅政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司法监察制度以及任职回避制度、官员流放制度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在不断融合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
四个领域如何分别体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呢？交往、交流、交融这三者之间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交往是过程，是民族间生存和发展、互通有无的基本要求；交流是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是交往的深化和拓展；交融是关键，是长期的交往和深入交流中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果。交往、交流、交融三者呈现出递进关系，但又不可简单化为从初级到高级的直线演进。研究交往交流交融史，实际就是寻找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关系和联系，揭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主流是“合”，过程是“交”，最终达到“融”的地步，从而增进各民族间之间的共同性。挖掘、整理和研究中华各民族内部及其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发展历史，可以主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领域或者说四个层面体现出来。
（一）政治方面
中华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增进政治上的“共同性”，逐步形成政治上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局面，所表现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主要包括各级政权组织在中央和地方的政权建设、机构设置、行政区划、政策法令等政治措施，以及政权之间的战争、冲突、朝贡、宗藩、盟约、交通、和亲、联姻等关系，把不同民族（群体）之间越来越密切地联结在了一起。
中国传统政治体的形成，自先秦以降经历了不同的形式，从宗亲到联姻，分封之制的实质是以国造家，构造“家邦”，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放到家族性血缘亲属的“位”上，人的“位关系”才是构建周礼的纽带和维持周礼的根基。周代以后，长期用模拟血缘方式维护族群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部族争雄中原，辽宋夏金元时期，诸政权之间的战争与对峙，都形成了多民族政权之间的分合关系，民族关系在战争与交往中不断发展。传统中国的各民族政权之间，以盟誓、宗亲、婚姻、和亲以及“拟血缘”等多种方式（如各政权君主之间的父子、伯侄、兄弟关系等），建立了在妥协之上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这种方式延续数千年之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共同体。以和亲为例，有学者统计，中国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和亲至少有 843 次，多数的和亲是中原王朝的公主出嫁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及其子弟，通过和亲结成政治同盟和军事联盟，是想“以亲情换安宁、以亲戚关系促成睦邻友好”，所以“（和亲文化）既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又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边疆地区的团结稳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外文化交流及人类文明的提升，都能发挥其独特作用”。
传统中国在政权并立时期的“政治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体现出来，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实现“天下一统”，构建“大一统”王朝秩序是传统中国各政权共同的政治理想和追求，是实现、维系“政治一体化”的政治基础与思想核心。在王朝统一时期，诸如唐、元、明、清等朝代的政治一体化，主要通过国家管理体制和治理体系，如州县制、科举制、行省制、土司制、督抚制、科道制、驿馆制和宗法（宗族）制等，促进和保障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交流和持续发展。
（二）经济方面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辽阔疆域之内，生产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在不断加深，全国统一性的市场逐步扩大。不同地区、各民族之间在经济上交往交流和交融，体现在生产生活物资的互通、全国性的货币流通和工商业市镇的兴起等诸多方面；体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金融等行业的发展；体现在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密切的关联；体现在国家层面的经济制度、经济部门、经济开发等计划和保障，以及侧重于经济方面的朝贡互市、商贸互动、对外贸易等等。经济活动因交往、交流逐步融合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流通是商品生产的前提。如《资本论》所言：“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来说，都不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而对它们的非所有者而言，却具有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进行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之间发生价值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综上所述，商品在发挥使用价值以前，必须先以价值实现交换。”因此，商品经济自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天然地自带了社会流动性。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商人为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就会不断推动社会分工，市场日趋细分，受到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影响的社会流动性因之越来越强。商品和货币之间，又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商品生产必须以商品流通为前提，而商品流通又以货币流通为前提”。
近年，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明末场遗址陆续发现了大量残碎白银文物（即所谓“张献忠江口沉银”），科研工作者通过现代自然科学的手段，在充分了解明代晚期世界范围主要白银产源地球化学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套基于微量元素成分和多种稳定同位素比值的明代晚期白银示踪指标体系，以多学科交叉方法，实证与思辨相结合，论证了晚明的白银、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晚明中外关系等重大历史问题，揭示出晚明全国白银市场的流动及其与世界市场之间密切的关系，实证了商品和货币把不同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
清代中期，河南小说家李绿园在他的《歧路灯》中写道，普通读书人家谭绍闻在重要的宴请或人情礼节中，所使用的物品是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物产，边疆民族地区、甚至海外的奢侈品也在其中。在小说第52回《谭绍闻入梦遭严谴，董县主受贿徇私情》中，谭绍闻为免吃官司，要备一份重礼，开列的长长的礼品单子，物品遍及全国各地。又在第78回《锦屏风办理文靖祠，庆贺礼排满萧墙街》中写道：“第六对桌子，一张是外省的品味：金华火腿，大理工鱼，天津毛螃，德安野鸡；一张是豫中土产，黄河鲤鱼，鲁山鹿脯，光州腌鸭，固始板鹅”，清代河南的经济水平已远远落后于全国许多地方，从中仍可见当时中原地区商品流通范围之广。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盛况、商品物资交流水平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三）社会方面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纽带或方式联系起来的群体集合，也是不同群体采取的社会组织或存在形式。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由于政治、军事、商业、社会、宗教等因素引发了人口流动、群体迁徙等。各民族之间促进社会共同性的交往和交流，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的服饰、饮食、居住、医药、交通、婚姻、家庭、娱乐、习俗、节日、交际等方面。促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和融合，还会直接受到社会各群体的多种流动形式，包括出仕、调任、贬谪、调军、行商、坐贾、流民、流寓等等的影响。从历史的发展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整体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不断冲击着传统社会设定的或固化的各阶层间的壁垒。但也不排除某些时期社会流动性的下降，比如某些族群因为特殊的原因，离开了社会交往和交流的主要区域。中国古代社会群体的社会流动性，往往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展开的，某些边疆特殊地区（如民族走廊）、不同族群之间社会流动性在某些时段也可能表现得较为突出。
明朝取代元朝在全国建立统治后，要在内地安置大量的“入仕”中原的非汉族群体，他们当中既有元朝的皇亲贵胄，也有勋戚高官，中下级官吏及军士则占了绝大多数。对这批人士，张鸿翔认为，“所谓明代新氏族者，乃指非汉族之华化者而言也。盖明自太祖崛起淮甸、化家为国，成祖继武，声威益振，一时殊风异俗，若女真、鞑靼、兀良哈、瓦剌、哈密、沙州、西番......天方诸部族，畏威怀德，相率内附。明为怀柔远人，固我边圉，于是授之职位以结其心，赐之田园以固其志，而来归者遂乐不思蜀，改名易姓，占籍华土，久而乃为中原之新氏族矣。”由于他们身世不同、经历各异、职业有别，明朝采取不同的方式，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务其业。明中期以后，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与服饰方面多有趋同，而和平稳定的边地民族关系，给各民族交往交流提供了良好环境，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发展。
（四）文化方面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共同体是在长期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文化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主要包括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儒家经典、诸子思想、宗教信仰、民风民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在长期的交往和交流过程中，各民族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交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交流和融合或许有强制或引导性的，但潜移默化和不经意间的变化为数更多。
明孝宗时，北京街头出现了百姓用“胡语”骂人的现象。弘治四年（1491）正月，明廷颁布了一份“禁约军民并妇女人等胡服胡语，初犯照常发落，再行枷号匠作一体治罪”的告示，原因是时任刑部尚书何乔新等人奏报称：“切见近年以来，京城内外，军民男妇，每遇冬寒，男子率用貉貂之皮制尖顶卷檐帽，谓之胡帽；妇女率以貂皮作覆额披肩，谓之昭君帽。又去冬今春，童男童女在街嬉戏聚谈骂詈，不作中华正音，□成一种鸟兽音声，含糊咿□，莫便字义，谓之打狗吣。传闻北直隶各府，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地方，互相仿效，亦有此习。”这则史料表面看是官府要通过禁止胡服、胡语等民间现象，以整治社会风气，但实际上反映了明代中期华北地区的汉族对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普遍仿效，反映了不同民族之间生活方式的互相影响。不仅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服饰、语言多有相互影响，“回回”人对京师本地生活的适应和融通也有鲜明的丰富的例证。
明清时期，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在加速，这体现在诸多领域，比如在西南地方志的书写方式和“土司国家化进程”方面。在明代云南永昌地区，中央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允许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读书。弘治十六年（1503）开始，要求土司应袭子弟必须入学，对入学土司予以奖励，否则不能承袭。一些土司地区还有开科取士。大量的边疆地区推行儒学教育，在提高当地文化教育水平的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知相识，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交融，促进了边疆和内地的一体化。
在明代，因卫所制度的推行，军事移民普遍存在，这促进了明代全国人口大规模、大范围的流动。以河南为例，大量的史料证明，在全国所有的都司里都有河南籍武官，表明了卫所军事移民的大规模和普遍存在，人口迁移必然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在贵州平溪卫（今玉屏县境），当地的风俗因军卫移民而发生了变化：“宋元以前，土彝杂处，自明开设，语言服习，大类中州。俗享淳厚，民耻健诉，有太古之遗意焉。”类似的例子在明后期和清代的地方志中记载甚多。明清易代并没有割断这些移民来自祖居地的文化记忆（如家谱的编纂和饮食风俗的延续等），同时这些军卫群体又因迁入地的地理环境和物产风俗，与当地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呈现越来越多的相似性，多民族文化因此融合在了一起。
当代新疆学者德力夏提·肉孜用大量的、实证性的研究告诉我们，“汉维对应关系词中音义一样的有775个”，在现代维吾尔族的口语中，藏着中上古汉语的遗传密码，且与生俱来，薪火相传越千年。对此，杨圣敏评论说，上古时，同属蒙古人种的狄与汉族的先民长期生活在中原，有相同的语言和生活习俗。
四、“三交”史研究中的坚守与突破
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新性工程。这项研究在继承中国优秀史学编纂传统的前提之上，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基础，充分体现编纂工程的政治性、政策性和学术性要求，要实现创新性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编纂过程中的坚守与突破的关系。
（一）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
“三交”史编纂，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的历史观念（理论和方法）指导历史的认知，用“大历史”的观念，用中华民族整体历史的观念去认识中国的历史。还要坚持发展的观念，守正创新，回答时代之问，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深入阐释“四个共同”的学理内涵，提升历史叙事的导向性和针对性，始终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既要有扎实的史学根基，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同时又要对错误的历史观保持清醒的认识。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要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场上，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通过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刻体现出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情感上的相互亲近。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各民族“四个共同”为引领，讲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交”史编写，要加强边疆话语体系建设。以学术戍边的使命担当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回应“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强化边疆治理”“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等重要论述，充分体现时代性、民族性和专业性的要求。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的中华民族史观。在准确把握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内涵的基础上，批判民族领域历史虚无主义，分析研究当下错误的历史观主要代表性观点及其危害，如解析和回应“内亚史”“新清史”“征服王朝论”以及分裂势力宣言的“突厥民族史”“象雄文明史”“大元史”“台湾民族论”“香港民族论”等错误的历史观。
近年来中外流行的主要错误史观，其危害已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形成基本的共识。错误的史观均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我们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没有客观的认识，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没有正确的了解，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没有基本的认知，以“去中国化”的态度，挑战中国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事实和立场。有的明显夸大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甚至从根本否定或部分否定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基本事实，有的部分观念超出了学术层面上的讨论。此外，在今天的全媒体时代，错误的史观以偏激、甚至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的形式体现出来，需要高度关注和警惕的。“三交”史研究作为专业学术工程，虽然不必直接对之进行批评，但在史实的论证方面要有必要的论断、有针对性的回应。
（二）正确看待历史上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
深刻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观念和多元一体格局，要正确看待历史上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对此问题把握的基本原则是应该，客观评价战争的性质，承认战争是交往的重要方式，不回避；同时应该去标签化，即把历史时期凡是有少数民族参加的战争，都标签化为“民族战争”，这是不妥的，也是不客观的。应从客观的历史史实出发，转换观察引发战争或冲突矛盾的视角，主要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角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普遍意义上看，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主要解决的是“互通有无”问题。通常，引发民族交往的因素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各民族基于不同经济类型的互补性交往，二是基于生存竞争和趋利避害驱动的群体的社会性交往，三是由统治集团组织的、以扩张为特征的战争等交往。换言之，战争是各民族之间交往的重要形式。中国地域辽阔，文化类型多样，族属众多，文明类型的差异导致的冲突、甚至是兵戎相见的情况很常见。通常，冲突是交往和交流的起点，许多战争因矛盾而起，战争的终止是建立在双方新型的稳定关系之上，比如蒙古部的俺答汗为了建立与明朝稳定的经济来往关系，利用一次次南下侵扰的方式，试图达到目的。所以战争不仅可以促成双方的交流，可能最终达到了融合。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
与战争相关的还有对古代民族起义、民族英雄的评价。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冲突，以及民族政权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它们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多数战争和冲突是一样的，不能因为这些战争中有民族族属性质的差异，就一定要加上“民族战争”的标签。实际上，许许多多的民族战争，其背后首先是个人或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所需，出于改善生存和生活环境的强烈愿望。许多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是由于民族首领（英雄）出现后，将分散的部族组织起来，逐步走向统一，变成了一级政权组织，战争外化为不同政权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各政权之间的战争，本质上并不是民族战争，而是政权组织或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因此，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英雄。如在“俺答封贡”之后，明蒙政治和经济关系就理顺了，而东北的女真人在辽东与明朝之间的马市贸易中并不遂愿，随着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的出现，他便以“七大恨”为借口与明朝公开决裂，明与朝后金（清）之间的战争实质是政权之间的战争。清入主中原后，就把满汉一家、天下一家作为自己政权的主流政治思想，就很能说明问题，民族战争往往是旗帜，其实质是政治关系或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
（三）多向度“三交”史研究亟待加强
据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度“三交”史研究报告，学者们对多维度的族群互动有所关注。诸如传统区域内的族别史研究中，关注到了族群多维度的交往交流，从国家建构视阈观察各民族间的“三交”历史。有学者关注到各阶层、各族群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的碰撞与交流，还有学者通过族际通婚揭示民族交融史的侧影。不同族群的个体人物在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成为“三交”史研究的着墨点。学界还积极采用多元学科方法，以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利用田野考察、口述访谈和文本分析等手段，丰富了“三交”史的研究内涵。同时，“三交”史研究的多向度还有明显的不足。学者相对更关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融，对少数民族内部及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关注较少；关注民族交融的正面范例多，回避了交融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经验教训，缺乏反思深度；关注内地对边疆的单向度输出，而忽视边疆对内地的影响；描述性的研究成果众多，而问题意识与深度思考则有所缺失，此外，中部及东南沿海地区、港澳台及海外侨胞的“三交”史研究，还非常匮乏。
以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为契机，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过程及规律的研究，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中华民族史研究等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尤其是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讲述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历史，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