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链性论”的提出，立足于三方面的总结与反思：其一，对人类学/历史学经典“演化论”线性历史观的观念反思；其二，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静态结构论迈向动态过程论的方法论转换；其三，对学术界既有“历史链条”的概念谱系追溯和重构。“链性论”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重置于过程论视域之中，揭示出中华民族演进过程的动态历史链条，构成一条内在历史逻辑完整、连贯的中华民族整合凝聚的“合链”。“链性论”的思考，不以缝补“断裂”、缀“链”为“线”为目的，而是旨在从“断裂”之处，深入思考中华民族演化进程作为“复数历史”的可能，探问多元文化、族群“链环”之间形成至关重要的“可链性”之历史逻辑、动力与机制。

关键词：链性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定位；

作者简介：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李菲，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近30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展开的讨论更多还是在强调由“多元”走向“一体”这样一种单维、单线、去繁就简的民族凝聚和历史演进理想模式，从而使“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定位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正确性的价值论呼吁，而非“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方法论探索。因此，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逻辑与机制等议题的相关讨论尚未充分展开；对多线历史、辩证历史和互动历史榫接的考察仍然不足；同时也缺乏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多元交融”与历史进程中可能发生的“多核”凝聚与“多向度”互动历史联系起来，进行更具辩证性、实证性和连续性的深入讨论。1

那么，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定位由价值论向方法论转换，突破口在哪里？如果说笔者在汉民族史研究中有关“滚雪球”模型的论述，是对费孝通“多元一体”认同凝聚历史动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仅仅是一种初级的“过程论”研究，即自发运用“过程论”以改造“多元一体”的“结构论”。本文进一步以理论自觉的“过程论”为指导，尝试提出“链性论”的研究课题，以“链性论”的考察框架、概念和方法为整合和建构中华民族史的来龙去脉开拓新思路、寻找新路径。笔者不揣浅陋，草成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链性论的提出：基础与反思

1.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示的理论道路

费孝通之伟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学术思想的可探索性和可持续性。事实上，如果细致研读，可看到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思考中，对如何“整体”地研究中华民族是留有反思余地和理论延伸空间的。

1953年，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利用当时有限的历史资料和中央访问团的调查资料，编写了一本有关中国各民族基本情况的讲义。这是他早期有关中华民族形成理论探索的一个尝试。在编写该讲义时他深切体会到：“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在族源上、在发展中都是密切相关联的。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是由这密切相关的各部分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结合成的。但是怎样以这个过程为纲，把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讲清楚，我没有把握。这门功课我只试讲了一年就停止了。但是我的愿望并没有熄灭。”2时隔近40年，1990年5月17日，费孝通在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仍然指出：“我明白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这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规律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由于我自己的知识容量过小，思维宽度有限，要把民族研究或民族学推前一步，总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3

费孝通特别强调要从“整体”出发来研究中华民族史。这个整体不仅是关注“中华民族”，更要搞清楚“密切相关的各部分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如何结合成“中华民族”，因而，这个“整体”更是需要“以这个过程为纲”进行历史性、动态性和连续性的考察。当时费孝通就坦言，“以过程为纲”对“中华民族史”“整体”历史过程的深入研究，超出了他自己的“把握”。即便在1980年代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出之后，他仍然坦言人们对该理论的支持“不是来自我说明了中华民族形成的经过，而是提出了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整体观点”。对此，他希望“得到许多比我年轻的一代学者热烈的评论和补充”4。费先生自始至终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中华民族形成历史过程的探索方面还留有很大空间。如何使共时性的“多元一体格局”能在历史动态进程中得到具体理论和方法的填补和夯实，仍然任重道远。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20世纪还是21世纪初出版的有关中华民族史的著作，要么写成了“中国史”，要么写成了“中国民族史”。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受近现代西方历史发展线性论的束缚所致。在论者心中始终固有两个坐标——一个是代表国家的“王朝”，一个是代表族群的“民族”。在这两个坐标的框定之下，如果没有新的理论视域，就整合不出兼具历史整体性和复杂性的中华民族史。

由此可见，按费孝通所指示的道路，若要“从整体出发”，“以过程为纲”考察“密切相关的各部分在复杂历史过程中如何结合”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其出路不是回到单向度的线性历史观、整饬的历史演化阶段论和以王朝、英雄与标志性事件为核心的“大历史”叙事。

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以单向“线性论”整合中华民族史，不仅走不通，还会南辕北辙。那么，“链性论”的提出，正是旨在提供一种将共时态的“多元一体格局”导向过程论历史考察的新方法。包括（1）在考察对象上，将“密切相关的各部分”理解为一个个具有内部历史逻辑的文化、族群“链环”；（2）在研究方法上，将对“以过程为纲”的“复杂历史”的考察具体落实为对多元“链环”之间的“可链性”与不同“链接”机制的考察；（3）在理解框架上，静态共时的“多元一体”则可由此重置于历史进程之中，转换为动态发生、不断交错重组的族群、文化“链网”系统。

综上，在费孝通那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不是结论，也不是研究终结的句号，而是继续召唤理论补充和对话的破折号，是探索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凝聚力的新起点。

2.“历史链条”的相关研究与反思

将历史进程理解为“链”，似乎并非什么新的思路。迄今为止，事物演进“历史链条”的提法和相关讨论也散见于学术论述之中。比如思想史方面代表人物有李吉、沈志华、张一兵、马成昌，5文学史方面代表人物有郭自强、陈健，6等等。

上述“历史链条”的语用和讨论，都与“发展/进化”和“断裂”这对线性史观当中的核心二元关系密切相关。正如有学者指出：“历史是一条无尽的因果链。人类不断迁徙、不断开拓生存空间，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使人类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大。二者的互为促进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因果链。”7将时间上前后相继、逻辑上因果相随的重要历史现象编缀为一体，以形成完整的“历史链条”。这样的“历史链条”本质上仍是“线性历史”的再现。

若深入追问“历史链条”相关论述的哲学背景，则可借鉴美国当代哲学家阿瑟·O.洛夫乔伊在《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一书中的深刻见解：17世纪西方“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的提出，与随后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有着复杂关联，同时，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史上围绕“存在巨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观念群，其始终与充实性、连续性、充足理由等思维原则和柏拉图的“完满”“连续”“渐变”等观念密切相关。洛夫乔伊指出，“存在巨链”观念群在近现代转型过程中走向终结，由此得出结论：关于绝对的、静止的宇宙的任何设想，都是不可理解的。8可见，“历史链条”的概念内部也潜藏着对于静态理想历史模型的深重执念。

3.“链性论”：方法重塑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是费孝通基于中国本土的多民族历史和现实，对西方人类学文化演进论和历史学线性史观的大胆反思和突破，但仍在学理上存在一些有待弥补之处。一方面，从“多元一体格局”的表述本身来看，主要还是旨在建立一种“多元”与“一体”之间趋于稳态的空间解释模型，削弱了历史时间的深度，仍需重新处理该空间解释模型内部共时与历时的关系；另一方面，线性论、演化论和“历史链条”都预设了以时间上的先后以继来达成因果关联的合理性解释，“多元一体”也含有由“多元”向汉文化的“一元”核心向心整合为“一体”的理想路线规划，这样的理想路线也容易在理论的后续阐释和移用中导致简化论述的倾向。因此，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如何有机融合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辩证史观和过程史观，还需要在具体方法层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链性论”的提出，立足于以下三方面的总结与反思：其一，对人类学/历史学经典“演化论”线性历史观的观念反思；其二，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静态结构论迈向动态过程论的方法论转换；其三，对学术界既有“历史链条”的概念谱系追溯和重构。“链性论”的考察，不以缝补“断裂”，缀“链”为“线”为目的，而是旨在从“断裂”之处，深入思考中华民族演化进程作为“复数历史”的可能，由此探问无数文化、族群“链环”之间形成至关重要的“可链性”之历史逻辑、动力与机制。

二、链性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方法拓展

1.“链”与“可链性”：费孝通的思想启示

“链性论”考察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对“链”的重新定位；第二个关键问题，在于对“可链性”的深入理解。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回到费孝通本人的思想中去寻找启示。

1996年，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对“链性论”的提出颇有启发。在该报告中，他援引史禄国的“ethnos”理论为参照，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遗憾与不足深有自省：

如果我联系了史老师的ethnos论来看我这篇“多元一体论”，就可以看出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理论并没有学到家，我只从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分合处着眼，粗枝大叶地勾画出了一个前后变化的轮廓，一张简易的示意草图，并没深入史老师在ethnos理论中指出的在这分合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单位是怎样分、怎样合和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道理。现在重读史老师的著作发觉这是由于我并没有抓住他在ethnos论中提出的，一直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更没有注意到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这些变化事实上就表现为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9

一方面，费孝通说他的“多元一体论”是向史禄国“ethnos”理论学习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坦承这学习“并没有到家”，不足之处正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对“多元”之“元”的分析单位的理解不够深入。费孝通将此问题又细分为两个维度：（1）民族（族群）单位的确定：“ethnos”一词是指“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一个个民族只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一定时间空间的场合里呈现的一种人们共同体”。（2）民族（族群）单位本身的变化。不能仅以“各民族”为考察单位，还应该看到“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其二，对于多元（各单位）之“怎样分、怎样合和为什么分、为什合的道理”未能深入进行研究。正是沿着费孝通自我反思的第一条路径，我们以“链”或“链环”，指代历史进程中动态变迁的民族（族群/人群共同体）单位。在历时性的、过程论的视野下，“链”是对“元”之结构论内核的补充，“链”即可视为历史进程中一个动态变迁之“元”。同时，还强调这个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链”在“特定时间空间场合”中的历史具体性和特殊性，以及在多民族单位历史互动过程中不断引发的“链”本身单位规模、属性的动态建构特征。简言之，“链”是“ethnos”在历史进程中的复数存在，在构成规模上，是历史上参与到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之中的各种特定人群共同体（族群、文化、历史等）；在时间尺度上，则打破了“历史链条/阶段”的整饬划分，着重对更加微观历史情境的考察和分析，同时强调，各个“链”的内部和交互演进过程可以跨越“历史链条/阶段”所主张的标志性分割界线。

沿着费孝通反思的第二条途径，我们突破了“缀链成线”的惯性思维，从“可链性”问题着手，讨论不同历史语境下多元复数的“链”与“链”之间交互链合的动力与机制，即费孝通所谓“怎样分、怎样合和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道理”。

2.链合机制：链性论的方法拓展

“链性论”强调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认同建构置于动态的历史过程之中，从特定情境进行辩证讨论，具体方法即可拓展为对不同人群共同体“链”之间的“可链性”的讨论，进而“可链性”的讨论又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对历史链合机制的考察。怎么理解“可链性”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各个族群共同体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有的走到一起，有的走掉队了，也有的掉队了一段时间又再重新链接上来。这里的“可链性”问题就涉及可链性与不可链性，也涉及强可链性与弱可链性的区分，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都会导致多因、多线、多态和多过程的链接可能性。

因此，链合机制就涉及大量更为细致的个案考察和比较，具体包括：其一，链合机制的类型描述。包括两方相互链合、多方交互链合、直接链合、交叉链合，还有暂时脱链后实现跨越式链合。在中国历史上，链合的表现十分丰富，如两方相互链合的以华夏民族与汉民族的榫接为完美典范；直接链合则以汉与匈奴的互动交融为史家之赞例；多方交互链合以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民族与汉民族的深度交融为历史范例；交叉链合以唐到明西北的突厥、党项、蒙古、畏兀儿、回等民族与汉民族的互嵌交叉为历史传奇；吐蕃则从唐代与汉民族的和亲交融，到宋元与汉民族分裂割据暂时脱链，再到清代的册封交融，从而实现了跨越式的链合，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使一部中华民族史显得无限生动而多彩。

其二，链合机制的动力分析。即探讨推动不同人群共同体彼此互动关联的历史动力。比如，在早期华夏认同的形成过程与秦始皇统一中国有很大关联。曾作为周王朝牧人的秦如何链接入华夏集团，靠的不仅是联姻的血缘链合机制，还在很大程度上和游牧与农耕两种生境策略、生计模式互补形成的链合机制有关。由此可见，链合机制可以细分为血缘/（拟）血缘链合、生计链合、语言链合、政治链合、信仰链合，等等。

其三，链合机制的过程分析。具体包括多种不同的链合过程，比如先形成松散链接，再形成内在认同凝聚的紧密链合，这就是从“链”到“合”，如西周时期的夏、商、周、楚、越诸族，经春秋战国的大动荡、大分化、大融合而形成华夏民族；或者事实上彼此间存在历史关联，却长期未能形成内在的认同凝聚，这就是“链”而未“合”，如西北历史族群从突厥到回纥到回鹘到畏兀儿的演进；又或者曾经是紧密关联的“合”为一体，却由于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出现凝聚阻力，导致由“合”化“链”，如吐蕃与唐和亲而建立了舅甥关系的“一家亲”，宋元时却由于分裂割据出现凝聚阻力而由“合”化“链”；而有的始终维持着松散却不断裂的关联。更为多见的，是在一定历史情境中，相关族群共同体的“链环”之间既“链”又“合”。从华夏到汉的完美榫接，正是“汉承秦制”的结果，这就是既“链”又“合”。而可“链”也可“合”，彼此间多元、非均质、富于弹性的交互链接关系，主要集中表现在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

上述这些链合机制的讨论，将从“多元”到“一体”的单线理想化模型重新拉回到历史的凹凸地表，同时也有助于在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史研究中，推动宏观理论与微观个案之间的打通与对话。

3.打通宏观与微观：重建中观的视野

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一般性理论研究与微观田野个案研究之间如何有效对接、对话，一直是重点和难点所在。由于文化认同议题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概观20世纪以来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大部分都绕不开“多元与一体”，或者说“多元如何一体”的问题，只是这些研究大都处于宏观论述和微观田野个案考察的两端。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出之后，之所以更多地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确的价值论呼吁，而难以导向更为深入的方法讨论，就在于其作为宏观理论建构的基本定位。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过程中累积了大量微观个案层面的村落、地方、族群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材料与分析，很难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宏观理论生发反思、追问或修正，只能成为前者作为“正确结论”的一个个注脚。

在此意义上，“链性论”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推进，就不再只关注其总体结构论特征，而是将考察焦点下移，探索一种更为“中观”的理论立场，尝试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寻找中观的分析路径，以此检视诸多田野个案之间的差异、共性和关联，归纳、总结出“多元”与“一体”是如何在动态历史进程中实现“链合”的历史经验、规律，打开新的研究界面。

在结合已有个案成果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之“可链性”与“链合机制”的讨论大体涉及以下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历史上不同地区、背景下的族群认同“链环”有各自内在的历史建构逻辑和路线；第二层次：不同族群共同体“链环”在链接入华夏—汉民族—中华民族的具体过程中，也有多元、多态的动力、方式、过程和效果；第三层次：不同族群共同体“链环”在链接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时，相互之间同时发生着横向、纵向的交错链接关系；第四层次：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海外华人共同体分处于文化认同的不同圈层，故而还应展开对多圈层链合机制异同比较的讨论。

从现实效果来看，中华民族认同凝聚的“雪球”始终越滚越大，涵容越来越多。但正如前文所析，从辩证动态的历史事实出发，“多元一体”与“雪球”论描述的主要还是一种单维、单核递增的运动方向，还需要考虑到不同历史阶段还有许多人群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消失、逸散、脱链以及脱链后重新接续等种种历史现象，这些多元差异性的历史和现实个案都可在“链性论”的框架下获得更具包容性的讨论空间。

三、从表象“连续性”到深层“连贯性”：“链性论”的历史逻辑

在认知科学领域中，认知连贯性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加拿大学者保罗·萨伽德（Paul Thagard）著有《思维与行动的连贯性》（Coherence in Thought and Action）一书，对连贯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分析了解释、推理、联想等连贯关系，提出了解释连贯性、类比连贯性、概念连贯性等类型。10他对于智识活动中“解释连贯性”的主张是：一种信念必须在能与其他信念相连贯、相协调的基础上才会被接受。11这对以“链性论”来整合中华民族史有借鉴意义。

“链性论”的提出，强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行“过程论”的方法转换，即以“链性论”之历史逻辑“连贯性”，对“线性论”之历史现象“连续性”加以修正——正是内在历史逻辑的“连贯性”，而非外在历史表象的“连续性”，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重要的价值内涵。例如，依照“连贯性”原理，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考不是必须以“中华民族”为唯一主体概念来展开，而是可以认识到“华夏民族”“汉民族”和“中华民族”是具有内在历史内涵逻辑连贯性的三个相关概念“链环”。

“链性论”如何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逻辑“连贯性”进行重构，还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做进一步的阐述，具体包括：其一，对链起之源“长时段性”的思考；其二，对过程论之“多过程性”的思考；其三，对历史阶段之“非对称性”的思考。

1.链起之源的“长时段性”

“长时段”（longue durée） 是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等人所倡导的重要理论，被誉为20世纪法国“新史学”的思想基石。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是时段的辩证法，通过时段，历史学才能研究社会整体。12“长时段”的提出，是为了高瞻远瞩、更好地评估历史现象，而不至于身陷其中，因此，其重点在于“从短时段转向较长的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13。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推崇“长时段”为新史学先驱最卓有成效的观点，正因为“历史的发展时快时慢，但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却只在长时段中起作用和可被捉摸”14。“长时段”理论的提出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与水平，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深化理解具有借鉴意义。

1989年，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就对象而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尤其是距今3000年前，黄河中游若干民族集团汇集而成的“华夏”，成为吸纳民族融合的重要核心。他认为，民族格局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并以公元前6000年新石器时代不同的文化区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在具体论述中，尽管他只是简要勾勒了“多元的起源”和“新石器文化多元交融和汇集”就很快过渡到“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15但这些思考已经将布罗代尔所说的反映人塑造和利用地理环境的地理历史时间——“长时段”概念带入讨论之中。

其后学术界围绕“多元一体”展开的讨论，重点多在现当代和古代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考察，我们姑且称之为“中时段”的概论居多，相比而言，对华夏早期文明“链环”之起源的重要部分重视不足，压缩了讨论的历史纵深感。那么，以“长时段”为借鉴，对早期中国文明源起“链环”之复杂关系的细致探索，将有助于从更深历史底层中理解中华民族构成的内在“连贯性”。

一方面，是对既有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充分吸纳以及与之对话，另一方面，则是对近年来最为前沿性、探索性学术成果的借鉴和吸纳。以苏秉琦所提出的中国早期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中原以外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率先提出史前文明考古的区系类型理论，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形成了对中国文化多元发生论的基本共识：即中国史前文化并非是由中原为中心向外传播的，不同地区史前文化是基于当地特定自然环境而发展起来的。16沿着苏秉琦的考古学文化区系说，其后代表性的观点有张光直在1986年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中提出中国公元前4000—3000年的史前文化可以划分为9大区系；严文明在1987年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古代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下属12个文化区系，并指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重瓣花”似的分层次向心结构体系。17苏秉琦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的六大区系说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我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他由此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18和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三类型说等，更为探索我国早期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演变规律奠定了基础。

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苏秉琦对上古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与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形成理论跨越数千年的“长时段”历史遥相呼应，对“链环”形成初期的自然/文化动力以及链合机制的探索就极为关键，尤其具有“原型”意义。在“长时段”考察视野中，这项工作大致涉及以下三个层次的学术对话和借鉴：其一，在学科体系内部，尝试吸纳体质人类学、基因人类学等前沿学科成果，例如，宏观维度的文化族群共同体“链”与微观维度上早期人类迁徙的遗传核酸物质DNA链条的基因生物学证据可以对话。由此，也可推动学科四分之后的人类学研究体系再次走向弥合。其二，在学科体系外部，尝试借鉴地质地貌、气候变迁等人文地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有研究者尝试结合环气候境科学有关龙山时代地球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证明距今4200—4000年全球降温事件是影响中国早期五帝联盟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从而导致早期中国文明的发展路线从“满天星斗”式向黄河文明的“一轮朝阳”式发生转换。19在长时段视野下，丰富了以地质气候动力学的“链合”机制来补充文明“认同”机制，揭示文化与自然的复杂互动。其三，在思考构架上，还需要以东亚为核心，将华夏文明源起的“链环”置于欧亚大陆、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长时段时空框架之中，考察中华民族形成早期历史过程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因素以及华夏与边缘人群共同体“链环”的互动与推拒。

2.过程论之“多过程性”

“多元一体”理论提出之后，费孝通曾指出围绕“多元”与“一体”关系在学术界出现了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有的人认为“‘多元’是指民族来源是多元的，各地区也发展不平衡，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也呈现多元的特点；‘一体’是不管来源如何，经济、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有何差异，都认同为一个民族。如果是这样，中华民族的‘多元’是指当代中国的56个兄弟民族，但中华民族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不能称为一体。如果是指祖国的统一不可分裂，中华各民族都要为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大陆上各民族都要支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改为‘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一体’、‘中国各民族的多元一体’或‘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一统’就比较好懂一些，也确切一些；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一体’是指什么？难理解”20。

事实上，对“一体”的难以理解，正是因为人们容易将“多元”视为“来源”，将“一体”视为“结果”，然后力图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理想化（简化）的认同演进“路线”，但又意识到这个“一”难以包容历史过程的内在复杂性和张力，因此陷入理解的困境。其实，从“链性论”所强调的历史逻辑“连贯性”来说，导致这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弄清楚中华民族的缔造不仅是一个“过程论”的议题，更具有鲜明的“多过程性”。所谓“多过程性”，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不是一条从“多元”到“一体”的单向、单线，而是多链、多向的交织过程。首先，要深入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必须确定此过程与彼过程之间的界限。明确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与汉族以及中国其他各少数民族形成过程之间的界限，不能以汉族的形成过程代替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确定此过程与彼过程之间界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容易把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与中国各民族的形成过程不是对立起来，就是混淆起来。其次，要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还应该明确总过程与具体过程的界限。中华民族形成历史的总过程包含着一些具体过程，如中华民族孕育的过程、中华民族多元共存的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互动的过程、中华民族多元磨合的过程、中华民族多元整合的过程等等具体过程，并通过这些具体过程的交织汇集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过程。中华民族形成的总过程和具体过程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离开总过程就没有具体过程，离开具体过程也就没有总过程。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时，既要认识总过程、又要认识具体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认识的由表及里，由局部到全局，而不至于把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对立起来，要么只见中华民族的“全局”，不见中国各民族的“局部”；要么只见中国各民族的“局部”，不见中华民族的“全局”。因此，在一个确定的条件下我们不能把总过程与具体过程称之为此过程与彼过程。而这正是人们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关键点。

此外，“多过程性”还指，迄今为止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各民族的互动整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认同凝聚过程的当下形态，但从历史到当下直至未来，这个过程并未终结。从中华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具体过程的完结，就好比形成了一个“链环”；但是从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上来说，这个具体过程刚刚开始，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21由此开启了新的“链环”。链性论对“多过程性”的强调，需要我们同时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历史、当下和未来三个面向的“连贯性”内涵。

3.历史阶段之“非对称性”

链性论既然强调历史逻辑的内在“连贯性”，那么它与历史“阶段论”就存在交叠关系。学术界认为，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史的总过程包含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华夏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第三个阶段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中，第一个阶段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又可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即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阶段；夏、商、周、楚、越诸族及部分蛮、夷、戎、狄交往交流交融成华夏民族的阶段；秦始皇统一华夏民族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又可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即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为华夏民族转化成汉民族的阶段；从隋唐到宋元以汉民族意识觉醒为特点的阶段；从明到清是汉民族壮大为主体的阶段。第三阶段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虽然还处在运动之中，但近百年的运行，大致也可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以“中华民族”出世为标志的中华民族概念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以“抗日战争”为标志的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以“民族团结”为标志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阶段。从党的十九大开始中华民族进入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阶段。

中华民族总过程三阶段的划分和延续，不仅是历史演进的先后连续，更蕴含了历史逻辑的内在连贯。“链性论”可为上述整饬的历史“阶段论”注入新的理论血液：从分析单位来看，特定族群、文化的历史“链环”与历史“阶段”存在非对称关系。不可否认，有些较大的“链环”单位可能刚好在时间尺度上与某“阶段”彼此对应，但更多的情况下，这些“链环”单位更加细致、微观，是充实各历史“阶段”的内部构成；与此同时，这些“链环”之间的关系也更具复杂性，“链环”之间的链合，也往往会跨越、拆解、重组“阶段”划分明晰的边界；从划分依据来看，“阶段论”依托于传统史学之事件史和人物史框架，往往以标志性事件来进行阶段划分。而“链性论”对多元“链环”链合机制的开放性讨论则往往在作为“阶段”划分的标志性重大历史事件之外、在跨界与阈限的交叠之间，重新发掘出边缘历史、微观历史和底层人物的记忆和陈述；从考察视野来看，阶段论从宏观维度，限定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稳态框架与特征，倾向于“闭合式”的总结；而“链性论”则强调开放式和非对称的路径，即在“阶段”的整饬外观之下，发现其内部与跨界的复数历史。

综上，“链性论”强调历史逻辑之“连贯性”，以此对“线性论”和“阶段论”长期执着于历史现象“连续性”的问题加以修正。因而笔者再次强调，内在的历史逻辑“连贯性”，而非外在历史表象的“连续性”，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重要的价值内涵。

结 语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要肩负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历史使命，还必须要回答这三个古老的哲学命题。“链性论”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重置于过程论视域之中，揭示出中华民族演进过程的三条动态历史链条：第一历史链——华夏民族；第二历史链——汉民族；第三历史链——中华民族。三条链条构成了一条内在历史逻辑完整、连贯的中华民族整合凝聚的“合链”。然而，“链性论”的探索还不止步于此，笔者再次强调对三大历史链条进行辩证思考：其一，三大历史链条之“合链”，重点在于深层历史逻辑的连贯性，而不在于表层历史现象的连续性，因而三大历史链条之间并非简单呈现为“先后相继”的线性连缀关系，它们的“合链”过程中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重叠、并进乃至交织错综的关系；其二，在三大历史链条内部，由文化、宗教、血缘、政治等“链合”机制所驱动，多元族群“链环”间的互动关系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考察；其三，“链性论”的当下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促使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凝聚形成发展是一个早已发生、但远未终结的历史过程，今天无数“链环”之间的博弈、交织、互动关系仍在动态发生，从未停止。因此，直面历史、借鉴历史，对长时段视野中中华民族演进过程之若干关键性“链合”机制及动力的挖掘、总结和反思，仍然任重道远。

注释

1.笔者借鉴“过程论”的方法反思，揭示了“多元一体格局”固有的共时性“结构论”特征，同时阐明其隐含由“结构论”转向动态“过程论”的理论路线导向。参见徐杰舜、李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定位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2.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9页。

3.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9页。

4.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0页。

5.李吉：《论毛泽东求学至上山前乡村自治思想发展的历史链条》，《大庆社会科学》1993年第12期；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册）的史料价值拾粹》，《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张一兵：《谱系研究：总体历史链条断裂中显露的历史事件突现——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解读》，《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马成昌：《栖居于断裂的历史链条处找寻他者——论福柯对尼采谱系学的理解与运用》，《理论月刊》2017年第12期。

6.郭自强：《历史链条上关键的一环——为白居易新乐府诗论一辩》，《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陈健：《在历史进化的链条上——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梁启超鲁迅的贡献与启示》，《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7.陈衍德：《历史链条中的海峡两岸闽南人移民群体》，《海交史研究》2008年第1期。

8.阿瑟·O.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友、高秉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9.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10.参阅武胜国：《思维是如何把握世界的——萨伽德认知连贯性思想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页。

11.保罗·萨伽德：《病因何在——科学家如何解释疾病》，刘学礼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2.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13.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14.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转引自顾良译：《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15.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6.王保国：《中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再探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7.李伯谦：《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提纲）》，《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18.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赵汀阳、王星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19.付希亮：《从“漫天星斗”到黄河文明“一轮朝阳”——论4000年前全球降温事件与中国五帝联盟的诞生过程》，《邯郸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20.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17页。

21.参见徐杰舜：《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