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丝绸之路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以丝绸之路史为主题的学术刊物已经相继出现了多种。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方向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高密度地集中面世，但是大多注重断代研究、专题研究，包括具体的交通路径、历史事件、往来方式，以及闻人与文献的考论，或涉及和丝路文化交流相关的外交史、战争史、民族关系史等。张国刚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作为长时段的比较全面的综合研究的成果，正是学界所需求的可以扩展考察视野，实现宏观分析，补足相关学术认识的论著。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有上下两卷。上卷副题“从张骞到郑和（1500年以前）”，下卷副题“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1500年-1800年）”。论述年代跨度如此之大的“中西文化关系”，如马克垚先生所表扬，“体大思精，资料丰富，条分缕析，论证细密，实为不可多得之佳作”（序二）。陈高华先生也有这样的肯定：“全书高屋建瓴，资料充实，分析细致，多有创见，在内容安排与论述思路上都很有特色，不同于以往的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之类的著作。”（序三）荣新江先生也指出“撰著一部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张著实现了这样的学术作用，即“给读者一个中西文化关系史的整体面貌”（序四）。
对于前张骞时代的东西交流，《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参考了考古学研究获得的实证认识，指出：中国最早培植了粟和水稻，“同时，西方培植的小麦沿着塔里木河、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马车西来，“很可能也影响到了殷商的马车及其式样”。青铜铸作技术由西而东传入，而中原青铜礼器的制作，其实是一种“再创造”，可以看作“冶金技术本土化的范例”（第7页）。周穆王西行见西王母故事，“说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对中亚及西亚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历史地理知识”，黄河流域与葱岭以西地区“早在公元10世纪之前已经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第12-13页）。《山海经》《淮南子》等文献中，也透露出中原人对西方地理人文知识的片断信息。张国刚介绍，“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希腊文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译名Sinae/Sina，其音译为‘秦那’‘支那’‘支尼’‘秦尼’或‘秦奈’，而这个希腊文名词还可追溯至更古老的时期。”一种意见认为，这是“秦”的译音。明末入华耶稣会会士卫匡国最早在《中国新地图集》中提出的这一认识，“得到20世纪许多学者在赞同，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但是他们做了一点修正，认为此‘秦’应指战国时的秦国，而非一统中国的秦朝”（第18页）。我们看到，在《史记》《汉书》的记录中，西汉时期西域人称汉人为“秦人”，通过新疆拜城《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城诵》石刻得知，东汉西域人仍然称汉人为“秦人”。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可以助证“‘秦那’‘支那’‘支尼’‘秦尼’或‘秦奈’”可能是“秦”的译音的推定。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指出，“对于西方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大家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第19页）“有些学者认为希腊词Seres和拉丁词 Sericum 的语源当为Sir。Sir的来历，或如上文提到的观点，是‘丝’之音在中亚地方被加上单数后缀的结果。”“或有人认为，Sir是‘缯’‘绢’或‘蚕’的对音。”（第21页）
张骞出使西域，开创了中西文化往来的新纪元。正如《中西文化关系通史》所说，“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对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第31页）。张骞西北出使获得的历史性成功，司马迁称“凿空”。其首要意义，是开拓了交结西域地方的正式的交通路径。汉武帝封张骞“博望侯”，肯定了他的功业。“博望”名号成为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形成了长久的历史纪念，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骞之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史记· 大宛列传》）。1963年8月湖北鄂城出土一件汉镜，铭文有“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字样，体现了当时社会对“西北”远方建功创业有所成就的预期。所谓“博望”指示的方向，正是“宜西北万里”所体现的当时社会共同关注的文化热点。张骞的历史贡献之一，是将亲身考察所获得的有关中亚地方的知识传递到中土。这不仅丰富了中原人的地理知识，也拓展了中原人的人文眼界和世界胸怀。张骞之“博望”，打开了中原西望中亚乃至万里远国的明亮的视窗。《隋书·西域传》：“史臣曰：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理解张骞之“凿空”，应当注意其历史功业体现英雄主义和进取精神的积极意义。这应当是《隋书》所谓“好事”的另一解读。而《隋书》所谓“宏放”，使人联想到鲁迅语：“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他热情肯定的当时民族精神之所谓“豁达闳大之风”（《坟·看镜有感》），也可以通过张骞“凿空”“博望”的事业有所体会。
在由“身所至”和“传闻”获得有关中亚诸多文化信息之外，张骞倾向积极的外交实践与交通开拓也多有成就。“张博望”成为纪念西汉军事与外交成功的文化符号。关于著名的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所谓“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后汉纪》作“丈夫当为傅介子、张博望立功绝域”。使用了“张博望”名号。潘岳《西征赋》：“衔使则苏属国，震远则张博望。”梁何逊《学古三首》之三：“昔随张博望，辞帝长杨宫。独好西山勇，思为北地雄。十年事河外，雪鬓别关中。季月边秋重，严野散寒蓬。”其中“十年事河外”，或许说“张博望”被匈奴羁押的艰辛苦难。又唐人吴均《入关》：“羽檄起边庭，烽火乱如萤。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马头要落日，剑尾掣流星。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其中“马头要落日，剑尾掣流星”诗句，在颂扬张骞的英雄主义气概时，说到丝路行走的武备及交通方式。
张国刚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上卷第一编“西域南海与胡天汉月”的第一章为“中西陆上交通【上】：发展与鼎盛”，第二节“‘丝绸之路’的由来及其开拓”专门论述了“张骞出使与西汉对丝路的开拓”。第四章“汉唐对外关系：西域的拓展”第一节“中国与中亚的往来”中论“两汉魏晋时期与中亚的往来”，也涉及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到达大宛和第二次出使西域遣副使访问大宛事迹。在第二编第八章“中国文化外传【下】：科技与文化”的论述中，首先讨论了“纸张与造纸术”。书中写道：“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考察时发现一片属于公元前52年（汉宣帝甘露二年）的西汉古纸。1950-1970年代，又陆续发现数片西汉古纸。”（第182页）罗布泊地方西汉纸遗存的发现，当然与张骞之后汉文化对西域的直接影响有关。纸的普及对于世界文化史进程，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在第九章“胡风东被【上】：物产与技术”的第一节，作者在论说“生物物种”时写道：“由于张骞凿通西域之举直接导致许多西域物种传入中原，因而许多物种的引种都归于张骞名下，见于史籍记载的植物就有葡萄、苜蓿、石榴、红蓝花、酒杯藤、胡麻、胡桃、胡豆、胡蒜、胡葱等，但实际可确认为张骞引进的仅葡萄和苜蓿。不过张骞引进的这两种植物却很具代表性。”（第210页）关于“引进的动物品种”，作者写道：“张骞通西域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引进良种马匹，《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自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报告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张骞第二次出使至伊犁河谷的乌孙，乌孙国王派使者带良马数十匹答谢武帝”，于是“命名为‘天马’。”（第214-215页）而骆驼、驴、骡的引入（第217页），如《盐铁论·力耕》所谓“驘驴馲駞，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成为生产动力和交通动力。
后世流播甚广的张骞“浮槎”传说，使得“博望侯”在民间信仰等级中升入神界。据说张骞奉汉武帝命，西行寻求河源，“浮槎”而上，竟然到达“天河”，见“织妇”与“牵牛人”。《博物志》出现这个故事，“浮槎去来”者不著姓名。可能由于《史记·大宛列传》有“汉使穷河源”，“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的说法，《艺文类聚》卷四梁庾肩吾《奉使江州船中七夕诗》：“天河来映水，织女欲攀舟。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故事主人公成为“汉使”。《玉台新咏》卷八《七夕》诗：“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注引《荆楚岁时记》明确与张骞事迹相联系：“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一处，见一女织，一丈夫牵牛饮河渚。织女取榰机石与骞而还。后为东方朔所识。”元代已经有以“张骞泛浮槎”为主题的《泛浮槎》剧目，可知这一故事的普及程度。由张骞“浮槎”“天河”传说，可以体会民间社会对张骞“博望”事业及其文化精神的广泛肯定和深心尊崇。张骞的品格和魅力，《史记·大宛列传》有“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的记述。他历险、创新的人生成功，有个人资质条件的基点，也体现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时代风格。
在千百年的中西文化关系史中，汉武帝信用张骞通使西北的时代，是中原人在交往中取积极进取态度的历史阶段。后来的历史表现，则多有波折，亦见反复。要全面了解文化史的总体进程，应当以“博望”态度、宽怀精神和开放胸襟全方位地考察各种信息。比较便捷的方式，建议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先阅读将此历史演进总结至于1500年的张国刚新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张国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