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称作“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通道，其实早在张骞诞生之前的年代，就已发挥便利文化交往的历史作用了。在汉武帝执政时期，司马迁记述的“张骞凿空”（《史记·大宛列传》），则进一步实现了世界史进程中的重大进步。经由丝路的东西往来，汉文化愈发成熟与定型。笔者似可得出一个结论——倘若没有丝绸之路，汉代文明可能不会呈现出当前我们所看到的风貌。
拙著《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试图分四个部分说明笔者从文化史视角考察汉代丝绸之路的心得。其一为汉代丝绸之路的民族文化交往；其二为汉代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交流；其三为汉代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交融；其四为汉代丝绸之路的文化史料丛考。通过丝绸之路实现的文化联系，让汉代文明空前繁荣。
一
据《汉书》所述，作为汉代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河西交通，有东西方向“通西域”、南北方向“鬲绝南羌、匈奴”的作用。“胡羌”之外，更有“西域三十六国”，可知这一交通方向民族关系复杂。
匈奴是威胁丝路交通安全的强势力量。但《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上》等篇章记载，匈奴“好汉缯絮”，意即匈奴喜好汉地织品，甚至在双方正式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关市”，是汉与匈奴进行贸易的主要场所。可见，考察汉与匈奴的关系，不仅可以看到血火刀兵，也能通过丝绸绚丽的色泽和轻柔的质感，感受经济交流史与文化融合史平缓亲和的一面。
在丝绸之路上，羌人同样表现出交通方面的机动性。丝绸之路从河西通向蜀地的线路，有羌人交通开发的基础。而西汉名将赵充国与羌人的战与和，为丝绸之路的交通安全提供了保障。丝绸之路河西路段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从隔绝羌胡到通货羌胡，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民族渊源不很明确的“商胡”“贾胡”“酒家胡”在内地的活跃，成为引人注目的汉代文化风景。正如陈连庆在《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一文中所述：“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东汉时期，长安仍有人数可观的“西域贾胡”。《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东观汉记》记述京兆功曹杨正的故事，涉及汉光武帝刘秀去世后长安“西域贾胡”的活动：“杨正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京兆尹乘车经过祭祀场地，“胡牵车令拜”，京兆尹疑惑，“止车”。可见长安地方东汉初年“西域贾胡”数量相当集中，在特殊情况下聚集起来，竟使得地方高级行政长官一时难以决断如何处理这一活动。
如上所述，西汉时期，“西域贾胡”这一群体已在长安积聚了相当可观的力量。这说明，丝绸之路的繁荣促成了新的民族关系的产生，为后来中国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开辟了先路。
二
对于汉代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交流，就织品而言，以往多重视丝绸的西输。而东来的毛织品，其实也影响了中原社会生活。《史记·货殖列传》里说，“旃席千具”“比千金之家”。“胡毡”的普及，影响了中原社会家居物用的形式。
传说张骞通西域之后传入中土地方的物种，除“骡驴馲駞，衔尾入塞”（《盐铁论·力耕》）之外，主要是有经济意义的植物。石榴即其中之一，以至于清人俞樾在《曲园杂纂》卷四四《十二月花神议》中，将张骞尊奉为“榴花之神”，体现了民间文化对相关历史现象的记忆。
“酒”是一种在古代中国便已广泛普及的消费品。在对外交流史中，有“蒲陶酒”的发现与“蒲陶宫”的营造等迹象，也有“挏马酒”的引入。另一方面，草原关市的“酒”“糵”贸易以及“汉所输匈奴”的“米糵”（《史记·匈奴列传》），也值得注意。
关于“西方”“北胡”“殊域”异色盐产的文字记录，体现了中原人对较为宽广的空间的经济地理认知，也反映了他们的交通理念与世界意识。这些知识的获得，与丝绸之路交通与文化交流有直接的关系。其早期记录，往往可追溯到汉代甚至汉代以前。
三
论及汉代文化，李学勤等历史界学者曾以“辉煌”来形容。“辉煌的汉代文化”，其构成包含外来文明的元素。
《续汉书·五行志一》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外族音乐舞蹈的传入，以及来自更遥远地方的“幻人”的表演（《后汉书·陈禅传》），丰富了汉地居民的艺术生活。与此对应，我们亦可从《汉书·西域传下》等文献中看见西域民族爱重、喜好汉家“钟鼓”“歌吹”“音乐”，热心接受并有所传播的史例。这些记载说明，中原与西域，曾经形成了以“音乐”为主题的活跃的文化交流。正如《史记·乐书》所说，“乐者，天地之和也”，“乐和民声”，“礼乐”可以使得“四海之内合敬同爱”。据《新书·匈奴》记载，贾谊曾经提出以“音乐”等方式增强草原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后来历史的演进，说明了汉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包含中原音乐通过丝绸之路交通通道向西传播这一方式。
除音乐之外，汉魏上层社会对西域“珍香”的追求，通过曹操高陵出土的“香囊”得到了实证。这一小小的物件，说明了中原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循丝绸之路而来的远国的影响。
《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一书，没有论及佛教来华。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经过陆路还是海路，佛教西来都是丝绸之路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
四
出土于湖北鄂城的一面汉镜，铭文可见“宜西北万里”等字，透露出汉代社会对于西北方向的特别关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面铜镜出土自远离西域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出土文物内容能涉及“西北”，反映了丝绸之路交通对当时汉文化风貌的全面影响。其次，“宜西北万里”，体现了时人对以“西北”为方向的“万里”行程持有乐观的态度，其展现的英雄主义与进取精神是积极的。再次，铜镜铭文“宜西北万里”紧接着“富昌长乐”，或许还体现了向西北方向的“万里”行旅与经济生活的联系。
认为边塞文学极具英雄主义与进取精神的人们，其实应当注意，中华民族雄健有为的文化风貌，较早地出现在汉镜铭文的历史先声中。而这样的表现，是与丝路交通联系在一起的。当后世之人回顾汉代博望侯张骞、定远侯班超等人的励志故事和英雄人生时，也可以体会到，与丝绸之路交通密切关联的诸多文化现象，对汉文化起到了充实和激励的作用。
感谢刘进宝教授和甘肃教育出版社的美意和辛劳，《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得以列入“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面世。然而，这本《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也不能总括从文化史视角考察丝路史的诸多学术主题，缺失与遗憾必然难免。我想，不妨把今天的考察心得当作日后相关问题研究的初阶，以期继续攀登。这样的态度，可能是适宜的。
（作者：王子今，为西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