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举行的“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引起人们对这一波“非遗热”的注意。辽宁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不无担忧地对记者说：“现在，各地都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而我们要警惕的却是，这股热潮有可能演变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集中毁灭。”虽然中国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这位专家的忧虑并不是子虚乌有，《经济参考报》的报道显示，许多地方政府在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感兴趣的只是那些“申遗”能够成功的。能评上世界级的、国家级的往往是全力支持，能够评上省级、市级的，也会适当支持。如果什么级都评不上，基本上就不予支持。即便是那些“申遗”成功的，也只是在申报上积极、包装上积极、表演上积极，要的是某某级的等级，好在对外做广告宣传时有凭据。简单地说，就是不想在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真正下工夫，而是着眼于旅游开发、文化产业的角度寻求眼前的实际好处。其实，不光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对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如此。

为什么“非遗热”可能会畸变成“毁灭潮”？今天，许多投入到“非遗热”中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奉行的是唯经济论。唯经济论就是遵循实用主义原则，能不能赢利，能不能赢大利，在多快的时间内实现赢利，怎样才有可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什么事情都是经济挂帅，什么事情都要量化，都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经济上的计算压倒一切，文化只能纳入经济框架内加以考量，以经济价值为衡量世间万物最首要的乃至是唯一的指标。在这一指标之下，如果无形的文化不能带来有形的经济利益，那么文化就是随时可以舍弃、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文化也能带来GDP，而且无形的文化可以成为有形的产业，换言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能直接创造效益，文化立马就会变成香饽饽。“非遗热”由此而来，在“非遗热”中的抓大放小也是顺理成章的。在唯经济论者看来，抓住最有含金量、最能创造效益的项目才是根本，至于那些没有多大经济价值的文化遗产失传与否，当然就顾不得了。

在“非遗热”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行政官员，专家意见在这里常常只是辅助性的、次要的，是为行政服务的。行政官员有其特定的思维惯性，在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他们真正看重的不是这些本身蕴涵的精神价值，在意的不是其非物质的意义，而恰恰是其物质上、经济上能否带来立竿见影的成效，能否给地方当下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能否给行政官员的政绩目录增添新的光环，能否将非物质的因素尽最大可能、最快速度转化成物质因素。行政有自己的强大逻辑，行政主导的车轮滚滚向前，几乎能碾碎一切与行政逻辑不和谐的声音。在行政主导下，那些有幸上了某个等级而受到保护、包装和宣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看重的也只是其中可以挖掘的经济能量，而不是文化本身，所以这种保护到底是祸是福，还是个未知数。看看那些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就一点也乐观不起来了，以自然风景著称、富有独特魅力的名山，还有几个能免于现代机械的摧残？看看缆车之类在名山之间穿梭往来，我们就会进一步明白，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工具，人类的破坏能力之强。对此，我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感，这种不安感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体会到的。

“非遗热”的兴起本来绝对是好事，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体现出人类创造精神、审美理想、智慧含量，展示人类的生命记忆与精神源泉。专家之所以担心“非遗热”很可能变成“毁灭潮”，就是内心有了一种不安感，这种不安来自对现实的真实感受，毋庸讳言，我们当下的现实有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浮躁气，浮躁的背后是一种急功近利、惟利是图的心态，眼前利益几乎遮蔽了一个时代的天空，我们的目光不能投向远方更辽阔的空间，我们的手脚为自己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所捆绑，我们成为经济的奴仆，而不是相反，我们来驾御眼前这个物质世界，在“非遗热”中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