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的以发展经济学为主体的发展学，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发展问题，因此可以称作宏观发展学。那么20世纪60年代后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农户如何摆脱落后、脱贫致富为主要对象的发展学（亦称穷人经济学），将可以称为微观发展学。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地成为发展学的研究对象。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期开始的大规模扶贫攻坚实践，为微观发展学的提出、构建于完善提供了丰富素材。期间，李小云等一批发展学家们为创立微观发展学作出了并正在继续作出不懈地努力。
一、李小云是中国最早一批引进、宣传和实践微观发展学观点的卓越代表①
1989年，李小云担任中国农业大学“中国—联邦德国综合农业发展中心项目（CIAD）”的常务副主任兼项目中方副代表，德方专家艾迪特博士送给他一本名为《综合农业开发指南》，使他第一次了解到发展学的社区开发、参与、性别、赋权等新概念。
1990年，在CIAD项目的支持下，李小云到德国和荷兰从事发展学的系统理论学习。“发展变化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律、人力、知识、技术、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可持续发展。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还包含着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民主参与、平等权利、妇女地位、科技创新、社区建设、风土人情、生态平衡等方面的改善。”这次学习，让李小云看到了发展学对于国内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业、农村问题的积极意义，这让他有了将发展学引入国内的想法。回国以后，开始进行微观发展实践。1994年,李小云从德国明爱基金会争取到30万元扶贫经费，在北京延庆的珍珠泉乡的4个村庄，开展了以养羊带动村民脱贫的工作,引入国际上推崇的参与式扶贫理念。之后，他又在宁夏盐池县以及云南红河地区（涉及4个县）、四川仪陇展开展工作。
多年多地的微观发展实践让李小云更加明确发展对于中国乡村转型的意义，他也逐渐从实践者开始向研究者和教育者转变，开始将源于西方的微观发展学理论和中国乡村发展实践相结合，并形成了系列出版物，包括：《农村社区发展规划导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区域农村发展规划指南》、《参与式发展概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1年）、《参与式扶贫培训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技术发展与农民参与》（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年）等一系列应用性指导性图书，这些书籍也成为国内后来从事发展实践最早的启蒙读物，其在国内微观发展实践领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也是我把李小云称为是中国最早一批引进和宣传微观发展学的优秀代表，国内也有同行戏称他是中国“发展学之父”。
与此同时，李小云为在国内高校设立发展学科积极奔走。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向农业部和教育部提出建立发展研究本科专业的支持，1998年，中国农业大学在全国率先开设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并成立农村发展学院，他成为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创设院长。2002年，农村发展学院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培养发展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李小云就任院长，一直到2015年。
有了专业之后，教材建设就格外重要，李小云带领团队先后出版了发展学最早的一批教材，包括《普通发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发展项目管理》、《参与式规划》、《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方法·实践》（与卢敏，成华威、罗尼·魏努力合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等，这些教材奠定国内发展教育基础。随着实践和学科建设的不断深入，李小云又带领团队开展发展研究，研究发展的核心议题，包括科技发展、发展援助、风险管理、减贫与发展、非洲农业等，他带领团队出版的图书《参与式科技发展：在行动中改革中国农业科技体系》（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发展与风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发展：中国与非洲的比较分析》（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公益与发展》等，这些著作至今仍是很多国内发展组织、公益组织的参考材料
李小云在很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并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总是希望能够提供公共产品，让国内更多同行能够快速地理解和把握专业基本知识系统。2013年，他开始建立国际发展援助知识系统，带领团队先后出版了《国际发展援助-非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国际发展援助—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国际发展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和《国际发展援助——援助有效性和全球发展框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等，随后，他带领团队开展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研究，出版了《新发展的示范——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微观叙事》（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2018年，他将个人这些年的实践和思考结集发表推出了《发展援助的未来：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他还致力于推动中国发展研究的国际化，他领头著述的关于中非农业比较和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两本图书在英国出版，成为英国知名高校国际发展专业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李小云让人钦佩的地方是他不仅仅是一个在书房里著书立说，即便他成为了知名的教授学者，但仍然躬身实践。2015年3月，李小云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注册成立了勐腊小云助贫中心，选择勐伴镇河边村开启了后来备受关注的“河边村实验”。此后，他应邀先后在昆明、曲靖、昭通、临沧、怒江等市州选择34个村进行巩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验示范。至今，35个示范村中已有20多个基本建成，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云南省乃至国家有影响的示范村。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反思，这实际上也就是微观发展学的最本质的特征。
李小云不仅做实践还善于总结和理论提升，从实践中来，但又不止步于实践，所以虽然和李小云同期也有一大批学者从国际上引进和宣传微观发展学，但后来影响力的持续时间和影响广度、深度都远不及李小云。例如，1990年，我的同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于晓刚、王东方夫妇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约翰•W•布鲁斯所著的《社会林业快速评估--—林地权属冋题》一书，是至今查到的国内第一次介绍了国际上流行的社会林业、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等发展学理论。早两年的1988年，经国务院扶贫办批准与安排，国际援助中国的第一个大型项目“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与推广项目（云南扶贫项目，YUM项目）”启动，聘请国际上最著名的发展及参与式专家如美国加州大学南希·裴鲁索博士（1990年），澳大利亚迪金大学乔•雷梅尼教授（1991年），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中国晏阳初先生创建）专家团队，泰国清迈大学乌莱旺•泰其涌教授等，来作国际上先进的扶贫理念、农村快速评估、参与式发展、妇女在项目中的地位作用等的培训。我由于是项目领导小组成员，曾有幸参加过多次培训。1992年，我所在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与云南省林业厅联合承担国际资助的“中国云南山地林业试验示范项目”，也先后聘请上述国际专家前来培训。此后的国际援助云南的一大批项目如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区保护、国家公园、妇女儿童权益、卫生保健、艾滋病预防等，也进行了相应的国际先进发展理念的培训。更应该提出的是，YUM项目先后资助云南青年学者70多名赴国外深造发展理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些学者学成回国后，都成为当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系统、发达国家政府及国际公益组织援华发展项目的咨询、评估、培训专家，替代了不懂中文的国际专家。特别是多位留学归国学者参加组建的“中国云南PRA网络”，分土地、森林、妇女、卫生与健康等4个小组，组织成员分别选取典型农村社区和国际援华项目进行参与性的调查研究，还对国内绝大部分国际社会援华项目进行咨询、培训、评估等，在引入试验、推广并本土化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了重大贡献②。我的同事左停研究员出国留学回国后不久就被李小云教授引进到了他的团队。
云南省学者对比1990年代以来李小云教授在发展学理论引进、推广普及与研究方面，贡献与影响力都相对要小得多。李小云教授具有个人理论造诣深、活动平台高、工作能力强、团队影响大的特点，永远是云南学者学习的榜样。
二、李小云对微观发展学观点的贡献
当代发展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李小云在其论著中，对古典发展理论、新古典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代世界发展学理论，特别是对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依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评述反思。在以农户为研究对象的微观发展学的引进与宣传普及中，李小云详细介绍了参与式发展理论的起源、概念、范畴、研究与实践、发展指标、贫困范畴的发展指标，包括阿玛蒂亚·森的贫困指数、UNCSD的贫困指标、基尼系数、综合发展指标、可持续性发展指标，以及贫困与发展、性别与发展、治理与发展、公民社会与发展、社会资本与发展、冲突管理与发展、健康与发展、权利与发展等流行理论与观点。在此，仅对他有关微观发展学的几个观点加以说明。
（一）贫困的元问题与贫困陷阱
国内外学界和扶贫者们一直在探讨贫困的真正成因，中国也不例外。国际发展学有关贫困原因的理论形成三个流派：一是归咎于个体的失败，二是陷入贫困文化的群体则无法摆脱贫困，三是认为贫困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结构性的问题。中国多数人赞同复合原因，即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大类互相作用。外部原因主要有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气候恶劣，灾害频繁；内部原因主要有素质不高，没有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等，因而流行“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的口号。
李小云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了贫困的元问题命题③。他认为贫困的元问题可能是“生存性竞争导致的基于物质获取差异的社会化过程，基于对物质的崇拜和基于物质贫乏而产生的耻辱，社会化的道德出现；社会阶层对于差异的固化以及现代社会理性扩张导致的不同种群和国家之间在物质供给方面的差异。”。简而言之，当代的贫困问题主要与现代性的缺乏有关。更具体来说，贫困主要是就业歧视和社会保障缺位造成的结构性失败所致。他说：“河边实验在微观上则将河边村的贫困看成是农户陷入了一个只能获得低收入的传统生产方式和体系中，需要开发新的收入空间，但是农户能力不足，无法挖掘出新的机会。”由此，他继而提出了“贫困陷阱”理论，认为：扶贫的难度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群体。当一个群体已经进入现代化，其中的个体如果被落下来，跌入贫困，问题容易解决，因为整个群体富裕起来了，帮扶个体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一旦群体陷入了贫困，治理就很难。“河边村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没有富人的村庄，村里没有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致富。”“说穿了，这里的贫困是结构问题，与懒惰无关。”④李小云尖锐指出，扶贫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基本行动，而不是促进社会成员致富的社会行动。将贫困视为个体的失败，是富人逃避自己社会责任的天然借口，也是富人维系自己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力的政治武器。更为重要的是，将贫困看作个人不努力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在社会的整体面上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价值体系⑤。
（二）扶贫的元方案：把现代性扩张到没有掌握现代性伦理的群体。
针对贫困的原问题，李小云相应提出的扶贫元方案，就是把现代性扩张到没有掌握现代性伦理的群体。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发展”。李小云从河边村的扶贫实验开始，在云南省35个村实验示范全部都是这样做的：一是在农户改造过的房屋里嵌入一间高标准客房，配备星级酒店设施（河边村接受了不少公益组织捐赠），邀请昆明等大城市高档酒店管理者来手把手培训服务与管理；客房定价在300～1000元，滇东地区定价在100多元；二是每村必设计建设咖啡屋（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餐饮服务设施），既满足城市游客需要，又可以使当地村民疲劳时喝一杯放松；三是每村还要设计建设会议室，用于接待会议和城市研学冬令营和夏令营等活动游客。这样的新业态完全按照城市现代化的标准打造，实践证明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到大中城市周边村庄的农民，都能够很愉快地接受。这说明，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各地老百姓所欣然接受的、所向往的，并不像有些人担心的会遭到村民的本能排斥抵制。正如李小云所说，我们看到他们对现代化、对改善生活、对进入现代社会的强烈愿望、动力和激励，也看到他们在结构陷阱中挣扎，看到一些制度性的约束，等等⑥。有种意见担心现代性的扩张是否会过于激进以致于看起来像“殖民”？这当然有个尺度把握问题，不过应该相信，人民群众会在接受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传统有用的东西。
（三）理性看待扶贫标准
世人公识，贫困主要由收入多少来衡量，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类，绝对贫困指的一个人不得温饱的状况，即我们常说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相对贫困指的是相对于富裕人群来说的低收入者，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问题。我国由于努力，至2020年所有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全部脱贫退岀绝对贫困户、村、县秩列。
李小云认为，我们脱贫是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标准是人民币2300元，基本上与世界银行的赤贫标准相当。世界银行根据2011年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的最新赤贫标准，指一个人在一天内仅仅能够支配不足1.9美元、3.1美元和5.5美元,对应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我国则是2300元，加上“两不愁三保障”的福利，估算相当于2.2美元，达到了低收入国家的标准。目前，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已进入高收入国家。如果按照中等收入国家3.2美元来计算，现在还应该有3700万到4000万的平均水平。即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即使我们仍然使用一个绝对贫困的概念，那么我们按照中等收入国家来衡量，我们的贫困也没有消失，反贫困与预防返贫的任务仍然艰巨。
李小云担忧，如果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得不到改善，那么贫困的代际传递、阶层固化很可能将不断复制，如此一来，贫困问题，将永远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为此，他设计了多维脱贫目标，认为贫困不仅是收入维度的问题，更是涉及健康、教育、养老、社会保障及信息获取等等多个维度⑦。他指出，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问题依然突出，虽然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大量的乡村依然无法解决学前儿童的学习。在义务教育阶段，也存在师资质量堪忧的问题，很多乡村小学甚至中学开不出音乐课、体育课、外语课。还有一些地方，乡村医务室形同虚设，而在农民一方，他们收入本身有限，但却经常处于过度性治疗。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即便把一个乡村建设得很好，也不能说是实现了乡村振兴⑧。
（四）揭示出扶贫资源到户的难题
李小云深刻分析了扶贫资源到户的难题。认为，农村是由基层精英组成的利益结构。他们一方面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与农民讨价还价，建立权力和利益空间；另一方面，代表农民与政府协商，获得更多的扶贫资源。对于那些争取到的扶贫资源，基层精英们一般会优先分配给“自己人”（包括亲戚朋友，也包括支持他的选民）。但是，出于长期管理和不要“授人以口舌”的考虑，也同样会分给其他村民。对于一些意见较大的贫困户，他们一般采取“轮流来”的安抚措施。“今年给你，明年给他”，显得不偏不倚。于是，扶贫资源成了一些人在农村寻求其政治合理性和“双向代言人”身份的有力工具。从而使得原本仅能扶持少数贫困人口脱贫的扶贫资金，成了“一碗水，平均洒”，穷人依旧穷，富人也不过占点小便宜而已⑨。
（五）重视与试点防贫迭代
李小云发现陷入贫困的青年人一旦处于无助状态，他们就不可能像富裕家庭的孩子那样每天对未来进行规划和努力，他们面对的是眼前的困境，因为困境而产生的基于眼前需求的行为会不断地延续，从而造成这个人一生的困境。在这种循环下，他们很容易受到欺骗、盘剥，有的甚至去犯罪，出现贫穷的个体循环。而当一个家庭处于这种状态时，应对眼前需求和生计压力的行为又会通过家庭的教育传递到孩子身上，这就是所谓的贫困代际传递；当一个村庄有很多这样的家庭时，通过邻里效益，又会进一步形成贫困文化。
为此，李小云提出要设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从学前教育开始，实验防贫迭代，在每个示范村都配套建设幼儿园。帮助示范村的幼儿在幼儿园学会普通话，过“语言关”，为小学阶段顺利学习做好准备，打牢基础。李小云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卢迈先生的推动，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出资七千万元人民币）在云南怒江展开的学前儿童全覆盖的“乡村幼儿园”⑩。又和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一起，在勐腊县勐伴镇茅草山村发起众筹幼儿园，解决80余名学龄前儿童待入园⑪。这样一来，李小云的扶贫就从当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扶贫转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防贫迭代。
（六）强调性别与贫困
世界发展学非常重视性别与贫困问题，发现在父权笼罩的赋权意识影响下，妇女福利的缺失成为常态，很多情况下贫困女性化客观存在，因此贫困农户的贫困首先是妇女贫困，解决了妇女贫困，也就相应解决了农户贫困问题。我们在小额信贷扶贫中也曾发现妇女由于在家庭中挣得钱比男的多，地位随之提升，而且妇女由于参加小额信贷的中心组会议，各类知识增多，素质提升。李小云在云南示范村的实践的民宿加客房，主要由妇女经营而增加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李小云还发现示范点妇女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空间中获得的收入，大部分转变为家庭成员的福利支出，妇女自己的支出却增加不明显，出现“赋权的异化”。
（七）揭示出扶贫既有天然的伦理合法性，也有功利角度的社会合法性
我国学者一致从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论证扶贫的必要性与意义。世界发展学强调扶贫既有天然的伦理合法性，也有功利角度的社会合法性。同情、怜悯、关爱等都会促使我们去帮助那些深陷困境的同类，与此同时，人类的社会理性，又会从制度方面来缩小贫富差距，从而避免对社会产生破坏。李小云认为，不平等不仅直接伤害了穷人，同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让富人直接受害，如绑架和谋杀等。更重要的是不平等产生的社会裂痕更是给社会上每个人造成了永久的伤害。无论是消除绝对贫困还是缓解相对贫困，都不是简单的各种指标数字的变化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过程。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不在于有多少富人，而在于有多少穷人。很多的社会“美德”，实际上都是按照富人的行为来设定的，这就是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往往崇尚富裕的原因。一个谨慎而负有责任的扶贫行动，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相反，一个不负责任的扶贫行动，往往会导致爱心的滥用，从而使扶贫失去其社会的正当性。
（八）担心产业扶贫最终能否真正帮助穷人增加收入
对于国内推崇的产业扶贫，李小云认为，产业扶贫最终能否真正帮助穷人增加收入，取决于很多条件。首先，产业扶贫的关键是发展特色产业和同类产业不同结构的产品。其次，如果产业扶贫项目开发的产业有市场需求，那么这个产业一定是有发展前景，产业扶贫出现问题的案例很多，主要原因是很多产业扶贫的项目脱离了市场机制。其三，这个产业还需要有可持续性。农业产业的投资相对较大，产生效益的周期较长，如果产业的可持续性差，即使开始产生收入，但收入不稳定，那么产业扶贫的效果也会很差。其四，为避免单一依靠会议和自然教育潜在的市场风险，李小云和团队相继规划了其他产业。目前，在河边村，中药材种植、雨林蜂蜜、自考酒酿制、养鸡、养猪的示范都已展开，能够抵御风险的复合型产业也将逐步成型⑫。李小云反对外部企业进入示范村，认为外部企业进入后土地被流转，房租被租赁，企业成为了新产业的主体，农民在哪里呢？⑬
三、李小云在云南示范村实践着微观发展学的观点
微观发展学与宏观发展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微观发展学的实践性。李小云在云南示范村的建设实践中，逐步创立和丰富完善着微观发展学的体系与观点。
（一）把示范村建成带动周边农村的“发展极”
李小云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极理论运用到云南35个示范村建设的实践中，使示范村象一个磁场极一样产生极化作用、吸引和辐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周边其他村庄的发展。
李小云及其团队在每一个示范村初期设计时，都按照城乡融合的理念，把现代化城市的某些功能考虑进去，如高档民宿、咖啡馆、会议室、活动室等，从而吸引城市游客、重要会议和中小学生研学夏（冬）令营。由于新业态引入和增多，自动吸引本村在外打工者和大中专毕业生回村创业，在示范村本村有效“极端”发展的同时，还起到了“发展极”的吸引中心作用。
李小云云南示范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即使是最贫困、最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的农民，不但不排斥现代化，而且同城市居民一样，对现代化的消费也是接受并欢迎的。比如西双版纳州河边村村民在李小云刚进村时人年均收入几千块钱，但是手机、烟酒等现代性消费并不因他们的收入低而低；如教育和医疗等也不会因为收入低就少收费。在李小云帮他们“嵌入”“瑶族妈妈客房”新业态，由于收入是他们原来种粮食、甘蔗和割橡胶的数倍后，他们也都“理性”地逐步放弃原有传统生产；而当三年疫情、没有游客时，作为小农的韧性，则重新操持粮食种植等，回归传统生产，顺利度过疫情。
（二）整合各类政府帮扶资金
示范村建设需要巨额资金，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个人、民营企业和公益组织对示范村的投资只占小头，大头仍然是政府投资，而政府的投资由于分散在各个部门，在绝对贫困没有解决、各部门分管的都很重要的前提下，要整合各类政府帮扶资金到一个示范村，需要有充足的理由和权威。李小云云南示范村由于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幸成功整合到了政府的各类帮扶资金。如版纳河边村，2015年以来，政府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产业扶贫项目等，在住房、道路、饮水、种养殖产业等项目上累计投入2100余万元，仅政府易地搬迁的帮扶资金，使该村普通农户每户可以得到7万元的建房补助，22个贫困户每户得到11万元的建房补助。2023年，该村还将得到省里“宜居宜业和美示范村”创建600万元扶持。再如陆良县荷花里，现有人口1088户共3400人，已整合乡村振兴等各类项目资金1700余万元，组织农民投工投劳折资600余万元，引导农民投资180万元。又如怒江州施底村2021至2022年累计投入资金1057.12万元，其中古炭河村的示范，就得到对口帮扶单位国家交通部下属一国企帮扶投资700万元。
（三）农民为主体决策需要引导
首先是由村民做出决策。村民决策并不是迁就村民意见，而是加以引导。河边村在决定改造旧房屋时，村民们当时向往的是城里的砖瓦房，李小云考虑到热带雨林区多雨，砖瓦房夏天容易潮湿发霉，冬天阴冷，就苦口婆心劝导村民不要建这样的房子；他提出的方案是瑶族风格的干栏式木楼，不但开会反复宣传，而且聘用专门的技术人员，选择一家农户进行示范建设。当一栋具有瑶族风格的干栏式木楼拔地而起，宽敞的落地玻璃、干净的卫生间、平整的地板，最终得到村民们的认同。他认为，乡村建设更多是赋权过程，能带来更多信息让农民来选择，“但不要搞文化暴力，他们有鉴别能力，提供的选择越多，他们选择起来越慎重，这就达到了平衡⑭。
李小云感叹农民的创造力，“我经常讲，河边村就是农民的艺术作品，我帮助他们一起设计、建房，但每家每户的房子建得都不一样，有两层的、三层的，甚至有五层、六层的。”，村民们的创意更是层出不穷，如有的在一间客房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有创意的木桌子；有村民利用木材原有的形状，雕刻出了“手”形椅子；还有村民利用一根大柱子原有的弧度，将其一分为二，做成入户楼梯，游客沿着这个自然弧度走上楼，别有一番乐趣⑮。
（四）把收益全部留给村集体经济组织
李小云及其团队在云南示范村建设一开始，就设计了资产盘活、资产管理和资产经营分离的利益留存机制，将盘活的资产交给村集体，由村集体成立公司，雇佣优秀的年轻人做职业经理人（乡村CEO）。2018年初，伴随着河边村第一家合作社“西双版纳雨林瑶家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李小云将“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正式移交给全体村民，由农民管理和运营，完全做到了不受外部公司干预，所有的利益都回到农民手里。
由此，李小云特别实验利益留存机制创新，就是在乡村里发展的产业业态，一定要以农民为受益主体。这也是李小云反对将乡村开发成新的业态以后，交给外部的企业、外部的资本来运营的原因。企业和农民之间存在着三个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管理技能不对称、资源不对称。一旦把乡村的资源交给外部企业，大部分的利益肯定是被企业拿走，
（五）重视培养经营管理人员
李小云在实践中深感乡村既缺乏致富带头人，也缺乏经营管理人才。村庄内部产业开发和运营、品牌打造和推广、市场对接与开拓，都需要懂管理和运营的人才，但大部分村庄都没有这样的人才。而现行的国家人才政策，更多集中在城市如何吸引人才方面，如何帮助乡村吸引人才的政策几乎没有。李小云的破解办法，一是是在每一个示范村新业态中先由自己的实验团队操作，从而出现了老师和同事、学生忙得团团转，联系各种客源，签订各种合同，想尽一切办法开具发票。团客来了，老师和学生们几乎都是接待员。而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们几乎没有参与。“不是说我们不希望他们参与，而是所有这些工作，农民都做不了，这是扶贫真正的深水区。”二是选拔并手把手地教会当地CEO及团队。2021年11月启动的“中国农大-腾讯为村乡村CEO计划”，首期共从全国10个省、20多个地市州招募了50多名学员，通过为期九个月、四个阶段的课程培训、实训、在岗锻炼和考核，并辅以一对一导师全程陪伴指导，希望培养学员胜任乡村CEO的能力，更好服务于家乡的产业项目⑯。对于云南昭通的昭通学院正在筹备一个乡村CEO学院，李小云非常欣慰，认为未来可能需要更多这样的学院，为乡村振兴的需求，培养更多人才。当然，李小云还关注乡村怎样留住人才。
四、建议示范村需要继续试验示范的问题
（一）政府投入的界定和利润分享
我国现阶段抓典型示范都以巨额投入为前提，已成为惯常做法。在财政资金每年投入为一定数额的条件下，过去贫困面大而不得不“撒胡椒面”、以解决绝对贫困，也是公平的考虑；现在的绝对贫困已经解决进入乡村振兴阶段，集中财力抓典型就是合理选择。这当然是其他非典型示范项目难以做到的。
政府投入包括初始投入，这有账面可查；投入后的增值需要界定。按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属于本职范围；政府投入经营领域应该实现增值，这些增值应该事先有个约定，例如是全部归村民所有，以扶持该典型示范村继续发展，或是有一部分用于支持对其他贫困村的扶持。
李小云的示范村对政府的示范投资摸索了多种与农民合作的形态。第一种形态是股份制的方式，如精品乡村家庭公寓全部由政府示范资金投资，资产量化为集体资产，农民以其房产进行入股，收益的39%归农户所有，61%归集体所有；第二种形态为资产合作，如咖啡厅以及农垦乐园，全部由政府资金投资建设，收入全部归集体，15年后该资产归属村集体。至于农民自己投资，投资收益的90%归农民，10%交给集体，如便利店⑰。
政府投入界定后移交给集体，成为集体资产。实践中集体股产权有个虚拟问题，如何解决？李小云团队在贵州省调研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时发现，有些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率”达到90%以上，且存在大量集体资产无人管护的情况。脱贫攻坚期间形成的规模庞大的扶贫项目资产，由于资金来源广泛等原因难以确定产权归属，造成“管护用”主体不明确，难以发挥扶贫项目资产联农带农富农的作用。在折股量化时，有的地区量化为份额，有的地方量化为股份，有的地方仅针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折股量化，也有的地方把折股量化的对象扩大到资源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集体产权制度的不完善进一步造成了资产管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最终影响农户增收、农民发展⑱。
示范村采取转变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政府统筹协调，合作社整合资源，运营公司经营管理，使农户以出资、出让、转包、入股等方式实现一份资产股份收入。
（二）充分发挥示范村榜样作用
李小云及其团队从一开始就很重视示范的榜样引领作用，将他们成功实践加以总结,为其他单位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例如已经总结出：“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实验示范村建设，培育乡村新产业和新业态，培养创新乡村经营人才；探索出“一个中心、四个主体、四个机制”的推进乡村振兴的系统方案，即以农民为中心，坚持农民是决策主体、建设主体、运营主体和受益主体；建立新的乡村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组织机制，村级以工代赈的乡村建设机制，乡村CEO为主体的经营机制以及集体与农户、外部资本与农户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乡村受益。这些乡村振兴新的探索实践与经验,必将推动国家乡村振兴领域的发展，为社会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积极的贡献。
示范村首先要能够带动本村村民积极参与建设。在昭通鲁甸石水井，政府出资主导的核心实验很快产生了示范效应，很多农户都表示他们要自己出资建设，也有的外来人询问如何与农民合作进行建设。在村里新业态带动下，石水井20多户农户自主经营小型烧烤、餐饮，这些农户每天的营收都能在500元到1000元之间。
示范村还要带动周边村一起发展。对此李小云及其团队已经注意到了。如曲靖市开展的6个乡村振兴实验示范村以点带面，形成示范，将带动22个宜 居宜业和美示范村建设。当然，让当地政府和社会对其它村也投入和示范村相同的资金，因政府财力有限显然是不可能。有的示范村设计了带动当地其它村的条款，值得推广，例如吸收周边村农民来打工、来投资、来经商等。又如镇康县帮东村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就将打造成周边小集市，必将提供不少就业和投资机会。而且，示范村的餐馆、商店等也将可和周边村结成供应其所需农副产品供应者式的共同体、电商销售周边村农副土特产品等。
（三）在引进外来人（城里人）各类投资时防止村民利益流失
有的示范点已出现外来人愿意和当地人合作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示范村吸引社会资本、减轻政府投入的重要选择。问题在于外地的众多的小额资金愿意来，欢迎吗？一种情况是外来人入股当地的集体股份、公司股份，但是要不要限制比例；另一种情况是外来人和村民共建（村民提供宅基地，外来人提供建设资金），利益共享。
李小云云南示范村在整合当地政府资金投入的同时，还注意吸引外来投资。例如陆良荷花里采用招商入驻经营方式，引入鸿定制，由村集体公司招商入驻经营各式服装定制，荷花里实行“一码收费、一账返利”统管运营的经营机制，通过“一码收费”收费系统在后台分类提取2～10%营业额作为管理费。
李小云特别重视示范村闲置资产盘活并不能改变宅基地和房屋的所有权，也防止大资本进入进行流转和买断，更没有让农民出屋上楼，而是把闲置资产盘活起来，让乡村沉睡的资产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实现乡村资源的价值、盘活乡村的闲置资产的核心是农民的根本利益不能流失。农民缺乏足够的资本，也缺乏将他们自己的资源利用起来的管理能力和市场能力，因此在资产盘活进入市场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外来资本和有能力、有资源的群体的剥夺，在很多情况下，会出现“地主变雇农”的现象。农民的这种“双缺口”困境是确保农民主体性的核心制约。
（四）有选择地试验股份流动升值
学界一直呼吁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李小云及其团队在其示范村也已发现城乡之间人口、土地、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流动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体制机制障碍，目前还没有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等市场发育也十分缓慢。没有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就无法形成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统一要素市场，也就没法实现城乡均衡发展，而城乡均衡发展又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
李小云多次表示，示范村在刚开始是由实验团队进行，进行项目移交是李小云在实验一开始就想好的。“我们退出并不是说以后不支持他们，而是说这件事的主体是河边村的村民。”移交后示范村需要市场化运作。示范村由于刚建成，股份流动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买卖交易中被发现，被实现与提升。而市场化运作需要遵循市场规则。市场规则很多。其中之一是股份的增值升值，是在流动中体现出来的。没有流动，价值很难体现出来。示范村的股份，包括政府投入界定股份、农民自投、集体资产量化、外来投入等，怎么流动？怎样保证流动安全？为了保护农民利益，现阶段必须对乡村股份的流动做出怎么样的限制。
（五）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与监管
李小云在《河边扶贫实验：发展主义的实践困惑》（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中曾反思说：一是合作社理事会成员都是村干部，按照合作社一开始的规定，他们是不取酬的，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是领导，吃亏了，所以做起工作没有积极性，甚至给管理层的年轻人出难题。最后经过讨论，只能修改规定，给他们发放一定的报酬。二是管理团队很难分配客源，只能由实验团队出面解决，导致实验团队无法将分配客源的工作转交合作社管理团队。三是客源严重依赖实验团队的协助，一旦实验团队撤出，即会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李小云及团队遇到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乡村CEO的待遇问题。对年轻人来说，回到乡村，当然需要有理想和情怀，要热爱乡村，但同时，又不能只靠情怀，不能否认他们的基本待遇。实际操作中，乡村经理人的工资不能太高，高过了村干部、乡干部甚至县里的干部，是不太好的。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过去经济不发达，着重强调精神鼓励，有一定效果，但不持久；改革开放后付与较高报酬，造成左邻右舍矛盾。其实，古今中外对经营管理人员激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股份激励。云南的示范村要不要引入？如果引入，给多少比例合适？在此的依据，一是马克思说的脑力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以及按劳分配默认个人天赋两个原则，必须坚持；二是个人能力的培养及其培养费用、风险性补偿等；三是有的地方合同条款规定的抵押金的补偿等；特别是社会对管理人才供给的稀缺性。而且，这些观点里，并不含有对国家或集体财产以及村民劳动的无偿占有。
常修泽教授最近提出，为从根本上调动“人本要素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致力于挖掘即知识产权、技术产权、管理产权、劳动力产权“四类人本产权”的潜能。他建议进行人本要素的“身价系统赋能”实验，并探讨将“身价”与银行授信相结合的金融安排⑲。做到了常修泽的这些设计建议，也就和国际接了轨。
深入研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随着“四类人本要素产权”价值得到尊重与实现，终究有一天，“人本要素资源的总价值”将会超过“物本要素资源的总价值”，产权界定对此要有前瞻性；二是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经营管理人才市场，经营管理人才的供给将比较充足，而不像现在那么紧缺，可以通过招聘方式，选择最优秀的人员充任。这样一来，李小云感叹的人才难培养难选择的问题，将可以比较轻松地得到解决。当前最紧迫的是，作为过渡，怎么样通过招聘方式选定合格的经营管理人员？在一个合作社里为经营管理人员界定多少股权才合适？
对于上岗的经营管理人员的监管，一直是困扰我国国企的一个难度不小的难题。本来，我们国企的经营管理人员的监管从设计上看是完美的，同级的纪检委监管、人大代表监管，到普通百姓监管，机构不少，但是漏洞仍然不少。那么，作为村级合作社管理人员的监管，仍然需要多管齐下，关键是这些管理人员是不是真正招聘，真正民主选举、民主监督。
（六）让金融成为村民增收乃至于乡村振兴的核心[1]
邓小平1991年1月28～2月18日在上海视察时提出的：“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6页）中共中央多次决定，要求加快“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落实中央决定，将是农村村民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村民的迫切愿望。
世界发展学家早已发现发展中国家穷人急切需要金融服务、而农村金融服务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穷人经济学家更是阐明，穷人都知道四个道理：一是贷款能作为赚钱本钱，增加收入；二是穷人都有旺盛的贷款需求，而不是“金融抑制”；三是穷人都愿意使用、也能使用好金融贷款；四是穷人有良好的金融信誉。而且，农民特别是贫困户获得金融服务是他们应得的“人权”，体现了社会公平。而这些，正是现代农村金融的理论基础，更是发展学的基石之一，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令人欣慰的是，实践家们早已成功进行了多种穷人贷款尝试。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纳斯在1980年代初创立的“乡村银行”（又称“穷人银行”）小额信贷扶贫到户，成为非政府组织、非金融机构的乡村信贷扶贫模式（简称GB模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扶贫到户。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杜晓山教授团队引入中国实验获得成功，此后绝大数国际援华农村发展项目都在复制。1996年，李小云在宁夏就曾经做过小额信贷项目。
鉴于小额信贷扶贫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运行成本过高，一个由贫困村民自己所有、自己运作、自己监督、自己受益的贫困村互助基金，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村级互助资金是1995～2000年间创立并运作的贵州省威宁草海社区基金，由村民管理，主要向贫困户贷款，后因操作人员工作人员调离而中止。2000年笔者所在的云南省社科院经济所在“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YUEP）”中，在48个自然村试验村民自己所有、自己运作、自己受益的基金、基金按照小额信贷的原则运作，获成功⑳。2006年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财政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试点贫困行政村互助基金，至2008年10月已推广到全国贫困地区，但是这种基金有两个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每个贫困村仅有的政府投入本金较少，难以满足要求；二是同其他扶贫资源一样，有一个宝贵资源被村中干部、富人等精英捕获的问题。据汪三贵等基于5省30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的经验证据，发现互助资金存在较为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达0.31。㉑
发展学的实验充分证明，农民特别是贫困户获得金融服务是他们应得的“人权”，体现了社会公平，他们具有不亚于甚至于叫城里人更良好的金融信誉。而这些，正是现代农村金融的理论基础，更是发展学的基石之一。
李小云的实验示范点也已经显示出金融在村民增收中的重要性。昆明市6个示范村到2021年，共获得资金投入8144.5万元，授信金额达到1.42亿元，贷款金额6606万元。西双版纳州河边村在李小云初到时贫困诊断，发现该村处于债务不断累积的状态，被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划入了不能继续提供贷款的村。在李小云的帮扶下，河边村已经摆脱了贫困村，政府和社会的巨额投入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那么该村的发展就不能不依靠金融，在正规金融对富裕户保证贷款的同时，对一部分相对贫困户的金融需求，也就有必要引入村民基金，让村民基金成为示范村的可持续性的“核心”。问题在于，村民基金只有坚持小额信贷的原则才能从制度上排除非贫困农户的精英捕获，而只有排出了非贫困户，这种资源才真真正正为相对贫困户所用。在此，小额信贷的原则主要是：小额度使非贫困农户“看不上用”，整借零还的程序使非贫困农户“不耐烦用”，较高利率使非贫困户“不值得用”。如果不坚持这些原则，肯定会出现资源到不了贫困农户手里的问题。
此外，示范村有的农户相对富裕或者有存款，怎么样把这些存款引入村庄建设，将是一个大学问；如果听任他们把钱存入正规金融机构，那将是支援了其他地区建设。
参考文献
①李小云：《贫困的终结》，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以下引李小云的观点，未注明者均来自本书）。
②赵俊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云南学者对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贡献》，爱思想2018-12-11 14:22。《农村社区发展理论的引进、本土化与发展》，《云南社科动态》1999年第3期。
③袁治军：《李小云：不能一边生产穷人，一边扶持穷人》，中国慈善家2019年6月。
④⑤⑦李小云：《云南河边村扶贫手记》，中国教育新闻网—神州学人杂志2021年02月25日 17:50:03。
⑥李小云，吴一凡，董 强，宋海燕：《发展性贫困的生产：制度与文化的田野对话，—一个Ｙ族村庄生活的发展叙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５月第41卷第３期。
⑧李小云：应警惕乡村振兴成为乡建运动和竞赛，新京报2021-11-10 16:36。
⑨李小云：精准扶贫须建立村级分权制度，《光明日报》2014年7月8日
⑩探索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新湖乡村幼儿园计划”启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8-06-11
⑪农大学者为云南边境村众筹幼儿园，80余名学龄前儿童待入园，澎湃新闻2019年06月11日 21:14。
⑫李小云：以拼多多电商推动产业发展等为例谈产业经济成功的条件和局限 ，财经2021年06月22日 16:27。）
⑬周怀宗：一个云南山村的蜕变被写进了书里 讲述小农如何现代化，新京报2023-12-21 21:23。
⑭李小云：行走在乡村的教授，中国慈善家微信公众号 2022年02月15日）。
⑮陆培法：一个边陲瑶寨的乡村振兴“密码”——探访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03月30日。
⑯周怀宗：李小云：乡村振兴为何需要自己的CEO？新京报2022-05-26 16:09。
⑰李小云：石水井如何一个多月营收超过50万？小云助贫2022-08-28 17:29。
⑱李小云、唐丽霞、刘祖云、张琦：《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⑲常修泽：“全要素 多资源”：产权交易市场新构想——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实践考察之后的思考，产权导刊2023年11期。
⑳赵俊臣、宋媛：农民基层金融组织是现代农业的核心——云南省社科院在国际项目中试验自然村村民基金组织的案例分析，载迟福林主编：《中国农民组织建设》，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
㉑胡联、汪三贵、王娜：《贫困村互助资金存在精英俘获吗》,《经济学家》201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