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为追求美好的未来，与社会主义有着不解的情结。远的不说，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科学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至今，已经有一个半多世纪。在这以后，从19世纪到20世纪，举起社会主义旗帜为之奋斗的政党和人民，不知有多少。中国从1903年《浙江潮》杂志最早提出要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建立新社会之理论，“以增人间的福祉而消除厄难”，也有一百多年时间。从那以来，中国人民几经挫折，几经奋斗，一直在艰难地探索到达社会主义的路线图。

1949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回顾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大同的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惊震了世界，也极大地鼓舞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民。毛泽东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除了共产党人，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也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

走俄国人的路，开始还是比较谨慎的，看到经济落后又经历连年战乱的中国实际，认为当时苏联的今天，还只能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先要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设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要发展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多种经济。搞社会主义还是以后的事情。毛泽东说，以后还要大家开会讨论。但是全国解放没几年，还是按捺不住要奔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全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在城里，连夫妻开的小店，都作为资本主义，要消灭干净。在农村，连农民的一点自留地，都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彻底割掉。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大搞“兴无灭资”，认为只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就可敲锣打鼓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

这时原被认为是光芒万丈的苏联，暴露了黑暗可怕的阴暗面。赫鲁晓夫在苏共党代会上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消灭异己、滥杀无辜的恶行。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受到极大的震动，纷纷进行深刻的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样走。

中国也参加了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讨论，发表被称为“九评”的许多雄文。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从苏联严酷的事实中，正确总结出经验教训。毛泽东说斯大林的刀子不能丢，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也就是说，还是要继续走俄国人的路。只是“苏联老大哥”的权威不灵了，中国人要放开脚自己走了，大搞“公社化”、“大跃进”，宣布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连爱说大话的赫鲁晓夫都紧张地说，要“与中国对对表”。这一跑步的结果，出现所谓“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死亡几千万人，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全国人民陷入了挨饿的苦难。各级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心气从热情高涨的波峰，跌到灰心丧气的谷底。

严酷的事实迫使全党要进行冷静的思考。于是召开了全国县委书记以上7118人的干部大会，简称“七千人大会”。会上毛泽东带头进行自我批评，他原想“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他承认这是“违反了经济规律”，“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在大会将要闭幕时，毛泽东还要大家开“出气会”，鼓励大家讲真话，会上一些人讲了真话。刘少奇在会上说，并不是什么“三年自然灾害”，而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是错误的。会上只有林彪唱调与众不同，他说目前遇到的困局，“恰恰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结果。”

中国的形势并没有因为召开这样空前的七千人大会而改变。大会刚刚结束半年，我党的最高领导人又发出号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接着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作为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斗倒斗死，而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副统帅列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造成比“大跃进”、“公社化”时间更长破坏更严重的十年大灾害。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才松了一口气。原本是想奔往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大目标，回头来看，却是做了一场又一场连续二十年的大噩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胡耀邦等的领导下，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纳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中国逐步走向繁荣。邓小平要大家冷静来对待社会主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说中国目前称社会主义还不够格，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摸索出社会主义的路线图。中国农民在农村改革开始，就说：“摸摸肚子圆了，摸摸脑袋糊涂了”，现在走的究竟是什么道路。有人说是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说是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着资本主义的道路。邓小平说，先不要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先走着再说。

二

作为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必须有先进的理论指导，才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奋进。这些年来，人们边实践、边探索，逐渐认识到原来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路线，有几个大误区，这正是造成大噩梦的原因。

一是以为只要加快改变所有制，就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大家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马克思早在该书的序言中清楚地写道：“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资本主义不是你想灭就灭得了的，在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力还未发挥出来，还有强大生命力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在生存的物质条件成熟以前，是不能拔苗助长，自以为是社会主义就能是社会主义的。因此，正如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应该把经济搞上去。

一是以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道路。马克思在总结法兰西革命的经验时，是讲述过很多关于阶级斗争的话。但历史的发展表明，改革、改良、议会斗争，对推动社会前进同样起着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晚年就更重视议会斗争。

一是认为只有“一大二公”、公有制、国有企业才是社会主义。传统公有制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实践证明，无论是苏联、东欧或中国，传统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事实是全民所有制成了“全民无份制”，农民集体所有制则是农民没有制。这与马克思所主张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不相符合的。事实证明，怎样分配，人民能否享受实际福利，才是体现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只有将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为全体人民谋福利，提供社会保障，才是社会主义。没有为全体人民提供社会保障的社会，就不是社会主义。

一是认为搞社会主义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而把民主、自由、人道统统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予以批判、抛弃。其结果是历经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忽然自动崩溃。而高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旗帜的中国，则陷入全国十年大动乱的灾难。

在中国，最早认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危害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曾任五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挥。由于指挥的错误，导致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沉痛地说：“我自1920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执行国际领导人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补过。”从被囚于国民党监狱，一直到最后病死于四川江津，陈独秀经过多年的反思，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之逻辑的发展”，“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陈独秀又指出，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不能分裂的。“我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或说它是过时的东西，在东方落后的国家，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把它当作战斗的目标而奋斗”，“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三

噩梦终于过去。重重的挫折，使人们终于认识到，我们不能再在以往的误区中徘徊。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构建了社会主义的最新的蓝图。可以说，这是中共在总结过去种种误区教训的基础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阐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未来的希望。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我国的现实，却与这张社会主义的最新蓝图相距甚远。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要为人民谋福利。社保、教育、卫生是体现人民福利的主要方面。目前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许多城市贫民没有社保，上学难，看病难，是普遍的现象。从社保、教育、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看，2003年德国为34%，法国为30%，俄国、巴西、南非、伊朗在10%-27%，而我们中国却仅7%！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公共卫生社会公平排名，我国在191个国家中为倒数第4位！公共卫生投入，政府投入所占比重，发达国家为70%，发展中国家为55%，我国2000年为39%。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称社会主义我们还不够格。人们要问，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格？二十多年来，我国的GDP不是年年高增长吗？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是已经突破一万亿美元了吗？我国高速增长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否用的都恰当呢？

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恒提供的情况：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几千亿。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曾嘱咐胡启立：“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人民啊！”以上情况却表明，我国剩余价值的相当部分，是被官员们用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况呢？早在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西方政治家早就总结出经验教训：“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因此西方国家十分警惕权力的过分集中、专制、独裁，而采取种种措施和制度，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而在中国，常常把这一切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对此噤若寒蝉。邓小平又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又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样的论断，与几十年前陈独秀早就指出的“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的论断，是一致的。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再好的社会主义蓝图，必须对权力过分集中的一元化领导制度进行改革，才有实现的保证。　　

（作者钟沛璋：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