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1月24-25日，百川论坛——“第三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亚洲的安全与未来2023研讨会”在深圳顺利召开。郑永年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亚洲的安全与未来”的开幕致辞。本文内容根据郑永年教授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和扩充而成。
郑永年教授从“中国味道”或者“中国性”出发来讨论中国在构建亚洲秩序和世界秩序中的独特角色。他指出，当今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需要以整体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理解亚洲局势。中国应跳出传统思维，不仅要考虑为亚洲做些什么，也要考虑为世界做些什么。中国还需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传承与创新“朝贡体系”中隐含的“大国责任”传统，对周边国家进行单方面开放和普惠式外交。作为世俗文明，中国没有宗教和地缘政治的负担，更有能力提供更多好的国际公共品，并在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来塑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中国味道”与“中国性”
我邀请北京大学的袁明教授为百川论坛——第三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亚洲的安全与未来”2023研讨会作一个主旨演讲，袁老师不仅答应，而且给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主题内容，她告诉我她想讨论中国学者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中国味道”（视角、语言和文化等）。
“中国味道”的概念使我想起了王赓武教授的“中国性”（Chineseness）的概念。我在王赓武先生指导下工作20余年（1996-2020），“中国性”一直是我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和课题。
王赓武先生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著述。他出版过一个题为《中国的中国性》论文集(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92年，他在挪威诺贝尔学院作讲座，之后其讲稿以《中国道路》(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5)为题出版。更多的观点见于他由东方大学出版社(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出版的多卷本论文集中。
我自己也早就发现“中国性”这一概念在构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的潜力。在英国工作期间，我们专门召开学术会议，请王赓武先生来阐述这一概念，和王先生共同主编了一本题为《中国与新国际秩序》的论文集(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之后，也召开专门的研讨会讨论王先生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并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和国际关系：中国观与王赓武的贡献》的论文集(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view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Wang Gungwu,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实际上，“中国性”的概念不仅见于王赓武先生对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也见于其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研究。2018年，我组织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专门讨论王赓武先生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出版了题为《中国性与现代性：王赓武纪念文集》的论文集（Chineseness and Modernity in a Changing China: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 Singapore an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2020）。
袁明老师的“中国味道”和王赓武先生的“中国性”概念有高度的契合性。我自己觉得，如果要构架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味道”和“中国性”等概念不仅是不可或缺的，更是前提，正如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体现的是“西方味道”和“西方性”。我今天的发言也是从“中国味道”或者“中国性”出发来讨论中国在构建亚洲秩序和世界秩序中的独特角色。
在亚洲和世界之间，中国如何定位？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或者说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亚洲是世界上发展最快、也是最为和平稳定的区域。正因为这样，今天亚洲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但今天亚洲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聚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这里，我想就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关系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初步思考和看法。总体上，我认为，亚洲具有世界性，世界具有亚洲性，我们要从整体国际关系来理解亚洲的局势，也要从整体国际关系来寻找亚洲安全及其未来。而作为亚洲最主要的国家，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在一般学术文献里面，中国和亚洲国家或者与亚洲相关的国家，两者之间都是互相抱怨的，都在指责对方。对于中国，今天大家抱怨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如何被恶化的。这里，中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而在亚洲其它国家或者西方，人们抱怨最多的就是中国或者中国的崛起是如何改变甚至恶化他们的国际环境的。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也一直在指责中国。但如果客观一些地看，除了情绪之外，两方面都有点道理。原因也很简单，就国际关系而言，至少涉及到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必然涉及到两者的行为，关系的变化是两者互动的结果。
我在想，我们是否能够跳出这一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如果能够，那么说不定我们会有不同的答案和不同问题的解决方案。
因为中国是亚洲的最大经济体，我想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能够为亚洲做些什么？第二，中国能够为世界做些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的结论是否会和以往的结论不一样？
从地理位置上说，中国永远是亚洲国家。但从影响面来说，中国具有巨大的外在性。因为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崛起的，因此中国内部无论怎样的发展都会对亚洲国家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是人们必须意识到的。那种认为中国内部发展和其它国家不相关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中国是亚洲的，也是世界的。
对中国来说，处理国际事务和处理亚洲事务分不开。亚洲是世界的。二战后，亚洲主要经济体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尤其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而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前提是美国市场的开放，也就是说，东亚经济和美国经济是互相深度嵌入的。更为重要的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也是和美国深度嵌入的，甚至可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是美国安全的一部分，是美国安全在亚洲的延伸。
这些都是中国能够为亚洲、为世界做些什么的客观前提，无论人们喜欢与否，都是存在的。
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亚洲秩序及其现代化
就亚洲区域秩序而言，中国并不缺失自身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这里，首先需要重新评估所谓传统的“朝贡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一直被视为是中国构建的“国际关系”体系，“朝贡”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实际上，近代以来，这个体系一直被曲解，首先被西方曲解，然后被中国本身所曲解。
我自己有全然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尽管朝贡体系包含着当时盛行的“封建性”，但要全盘否定这一体系既无可能、也不合理。用今天的概念来说，朝贡体系可以说是中国文明中所包含的“大国责任”概念。
近代以来，西方从自身的帝国主义外交经验出发，批评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纠结于中国是霸主，周边各个附属国对中国是臣服和纳贡关系，中国利用强大的国家能力对邻国实施霸凌压制。西方更是妖魔化“朝贡体系”为“磕头政治”。
的确，近代以来，西方流行的观念认为：在内政，人生而平等；在外交，基于主权之上的国家也是平等的。但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尽管人生而平等，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而东方传统则不一样，东方传统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但却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公平。在外交上也如此。传统东亚国家间的关系并不平等，不同国家间通过礼制确立了其在朝贡体系中的等级地位，形成了以主要国家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从而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了一个等级化的和平的区域秩序。中国如此，日本也如此。
就中国的朝贡体系而言，这一秩序本质上是中国对周边国家实施了单方面的开放，是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向周边国家开放了市场，在促成周边儒家文化圈形成的同时催生了当时的“共同市场”的形成。不同于西方，中国很少通过武力扩张强行打开别国市场，而是通过单方面开放促进市场的形成。
更为特别的是，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纳贡”从来不是剥削性的，回赠朝贡国或藩属国的远多于纳贡，用今天的概念来说，体现了中国在这一等级秩序中的“普惠式”外交理念。正是因为朝贡体系隐含着“大国责任”的概念，这一体系的一些精神往往体现在一个再次崛起的中国外交行为中。今天，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上海进博会，都富含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单方面开放和普惠式外交的智慧逻辑，与西方资本扩张所伴随的“铁与血”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可持续性而言，“朝贡体系”是一个可以“伸缩”的体系。传统上，亚洲国际关系并没有因为朝贡体系的收缩或者扩张而导致剧变，这是因为朝贡体系并不破坏地方自下而上生成的区域秩序。这和美国二战后所确立的联盟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战以来，美国力量深度嵌入到各个区域的秩序中，并且成为区域秩序的主角。正因为如此，美国迄今依然深陷其中、难以脱身。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警示，指出霸权撤退所可能引发的全球领导权力真空和混乱。他认为，若美国撤出现有国际秩序，全球有可能再次出现30年代“灾难的十年”的失序局面。
事实上也是如此。美国已深陷“金德尔伯格陷阱”。当美国相继从北约、中东回撤，俄乌冲突、哈以冲突接踵而至。作为深度嵌入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美国一旦退出，就会对整个区域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美国已经无法从现有的国际和区域中秩序中退出，被迫维持着成本高昂的联盟包袱。特朗普政府短暂的“退群行为”给美国盟友造成的负面影响有目共睹。因此，拜登政府快速地对此进行了纠正和补位，重返美国外交的结盟传统。但今时不同往日，“再结盟”的沉重包袱使得美国力不从心。
因此，个人认为，一个现代版本的“朝贡体系”可以延长至世界各个区域。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这必须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体系：第一，它必须符合现代世界主权平等原则；第二，它必须建立在规则、规制、标准之上——延伸但不嵌入。这可以是中国构建国际体系的一个可供考虑的方向。
“中国性”与中国的国际角色
就世界秩序而言，中国文明所具有的两个主要特征，即世俗文化和没有类似美国和其它一些大国所具有的地缘政治意识和文化，这使得中国较之宗教文明或者具有地缘政治文化的大国更有能力来塑造一个公正公平的世界秩序。
就文明的性质而言，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中国是一个世俗的文明，我们并没有宗教的负担。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一句话就解决了宗教问题。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在孔子那里，“敬鬼神”或者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但不可把“鬼神”带入国家治理领域。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中，在公共事务领域，不存在必须在不同的神之间做选择的情景。因此当美国在不同的宗教中让中国去选边，选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中国总是说“不”。此外，中国更不会诉诸于神来解决现实问题，这一传统迄今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文明的世俗性质在近代早期曾经很长时间里被视为是中国落后的其中一个根源。在西方世界，无论是科技的发展还是民主制度的产生，人们总是可以在其中找到“神”（上帝）的因素。无论是早期的西方传教士还是像英国哲学家罗素那样的学者都认为中国人“不敬神”导致了中国的落后。近代以来，一些中国学者也接受了类似的观点。但经验地看，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且不论宗教与科技和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因果关系，宗教绝对是导致国家内部冲突和国际战争的一个重要（有时甚至是核心）因素。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类似西方那样的宗教冲突，更不用说战争了。
同样重要的是，就世俗利益而言，中国也没有其它一些大国所具有的地缘政治文化。中国经常坚持说自己的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国人爱好和平。尽管西方根据其自身的逻辑和经验并不相信，并且往往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中国，但经验证据的确指向中国文化的和平性质。无论就古丝绸之路还是郑和下西洋而言，较之西方，中国人更早到达世界各地，但并没有一块地方成为中国的殖民地。马哈迪尔在其任马来西亚总理时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同中国做邻居有两千年了，但他们从未试图征服我们。欧洲人1509年来到东南亚，两年后就占领了马来西亚”。
尽管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总是喋喋不休地预测，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要征服亚洲。但经验告诉人们，一个崛起的中国，除了坚决地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之外，中国并没有对亚洲国家有地缘政治的野心。中国的崛起过程也是亚洲的和平发展过程。中国是根据自己的文明逻辑而非西方的逻辑而崛起的。
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地缘政治野心，中国也不需要在不同地缘政治阵营中做选择。正因如此，当美国在不同的阵营中让中国去选边站，选俄罗斯还是乌克兰？中国总是说“不”。在地缘政治领域，中国更不会像美国那样通过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来制造对他国的不安全。在中国文化中，安全总是相对的，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总会导致另一个国家的绝对不安全。
因为没有任何宗教利益，也没有任何地缘政治野心，中国就可以超越这些利益之上，协调这些不同的利益。诚如中国一直所强调的，中国选择的是和平与发展。这也是中国外交所践行的。
一直以来，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所提倡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是中国的地缘政治项目，相信中国要通过这一地缘政治项目称霸世界。但中国一直坚持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发展项目，这是一个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倡议。尽管美国、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质疑甚至反对“一带一路”倡议，但中国迄今一直向这些国家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以实践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和平和发展性质。
正是因为这些特质，中国可以超越宗教、超越地缘政治利益，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做到公平公正。中国成功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就是因为这两个曾经的敌对力量认同中国的公平性。尽管美国也试图促成中东和平，但美国使用的是力量威慑和惯常的“分而治之”。
大国大责任
在有关国际秩序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公共品理论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国际秩序的由来和维持的方法，大国应当承当提供更多公共品的责任，而小国则更多地是选择“搭便车”，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国际公共品理论也可以解释当今国际秩序的乱局和乱象，即好的国际公共品不足，而坏的国际公共品过度。很显然，在这种局势面前，小国无能为力，坐以待毙。无论是好的国际公共品的有效提供，还是坏的国际公共品的减少，都依赖于大国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应当肯定的是，二战以后，美国在提供国际公共品方面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但美国的方法到今天已经难以为继。尽管美国也在调整其国际战略，但因为其国际战略是针对中国的。人们可以预计，如果这一大方向不改变，那么好的国际公共品会越来越匮乏，而坏的国际公共品则会越来越多。如果那样，那么国际乱局是大概率。但如果中美能够合作，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并不缺失提供好的国际公共品的能力，也不缺减少坏的国际公共品的能力。
对中国而言，在世界乱局面前，责任是重大的。尽管美国把中美关系界定为竞争关系，但正如这次习近平主席旧金山之行所显示的，我们还是在争取与美国的合作。我们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因为我们没有“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同时，因为中美关系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我们也在通过包容性多边主义全面推进其它方方面面的外交关系。在我看来，无论是对美关系还是其它的外交行为，中国外交所体现的都是上述中国的文明性。
一句话，从国际公共品的供给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国际定位，那么我们会找到如何与亚洲、与美国、与世界相处之道，也会明了如何在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来重塑国际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