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简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已进入近代以来最好发展时期。中国要享有世界层面的学术话语权，必须提供一个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新范式、一种超越东西二元对立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范式，这样才能构建出与中国地位相称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即具有“中国性”的“大国学术”，由此才能使“中国性”成为新的世界性学术思想。
1.大变局下的文明之西方现代性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网：
乔治凯南和米尔斯海默等美国学者都认为北约东扩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但是北约东扩却依旧发生了，在您看来北约东扩为什么会发生？
黄平：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柏林墙倒塌、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北约在理论上就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但事情却正好相反，它反而还在扩张，既包括增加军费、扩大实力，也包括扩大势力范围，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进来。
现在的乌克兰危机就是在北约已经第五轮东扩的情况下发生的，俄乌冲突前的问题是乌克兰要不要加入北约。在米尔斯海默他们看来，这是美国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当然他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或者北约的立场看问题的，觉得北约越东扩矛盾就越尖锐，越不可调和。
这背后的问题其实就是苏联解体以后，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集团（包括北约）很多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美国时代，即所谓“一超独霸”的时代到来了。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范围、军事势力或者是势力范围就更要扩张，一步步走下来，到今天要扩张到乌克兰，如果顺利甚至还可以再扩展。它背后的一个实质就是美国这些人认为，世界从此以后要变成美国独霸的世纪。
其实美国这个“一超独霸”是很短暂的。美国并不是1945年以后就取得了世界霸权地位，1945年以后反而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而且这期间实际上还有局部热战（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个阵营之间还有广大的“中间地带”，即后来叫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地区和国家，所以，1945年后并不是美国取得世界霸权的时期，最多只能说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了西方世界的领头羊。
但是随着冷战结束--而且这个结束是以苏联突然解体这样一种方式结束的--美国上上下下很多人就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美国不仅冷战胜利了，而且其一超独霸的时代到来了，这样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北约东扩等，以及由此产生的乌克兰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网：
第二个问题，您认为西方现代化危机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认识西方中心论？
黄平：
这里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西方事实上的发展路径和它的那套体制。一开始是在西欧，英国之前有荷兰，之前还有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到英国式的帝国主义，所谓“现代性”本身是内部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这是一个发展的路径和由此形成的那套体制、制度。这样的现代性发展它带来的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的工业化、城镇化、理性化，并由此形成的现代社会组织方式；另一方面就是它与非西方世界之间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二战结束以后的新殖民主义，它与广大非西方从贸易、经济到政治、文化那样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包括今天谈的话语关系，当然也仍然有不断的侵略战争、武装冲突，乃至于政权更迭和近些年的 “颜色革命”。
所以，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话语。西方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这也就是近两三百年的事，要说长也不是很长，但是它也形成了整一套关于世界的论述——关于西方本身和关于世界是什么、为什么、如何成为这样的一套论述，这套论述也分布在各个学科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学乃至于人文学科里的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等的范式和基本叙述里，但是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对于现代社会、现代性的阐释。这套叙事它和刚才说的西方发展路径和体制是相辅相成的。与那套发展路径相伴而产生这套叙述，又同时不断论证那套发展路径——让那套发展模式、道路、路径、制度正当化。其实，现代社会不仅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传统上一直被关注的西方世界内和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张力问题，它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包括现在人们最关心的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在西方话语体系里面虽然也在不断追问但实际上并没得到解决。这样一套发展模式、道路路径、体制制度，乃至于支撑它们的理念，迄今为止，它连在解决少部分地区、少部分国家的少部分人的发展或者现代化的问题上也不断被发现深层次的问题重重，更不用说为了这少部分国家少部分地区少部分人的现代化，还要牺牲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甚至多数人的发展，这就是世界发展意义上的不平等、不公正和不可持续了，这是一个问题，在发展意义上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在更深层面，价值意义上的认同问题。实际上西方现代性当时最重要就是要超越或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发现“自我”、找到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就是自我的发现。但这个“自我”的发现背后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与自我的发现相伴随的是个人主义、人权等诉求，不仅是理性的发现，也包括欲望的张扬，但是另一方面，人永远是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动物，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不只是东方才有的概念。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到卢梭、康德的，更不用说马克思，从来都是这样看人看社会的。人之所以为人，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在社会关系中才可能成为人。这样，自我的发现与整个社会之间形成的张力，到现在不但没解决，甚至不断产生危机，这个危机也不仅包括我们看得见的经济不平等或地区冲突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个人内心的焦虑、紧张，甚至是变态，反而又失去自我，或找不到归属，发生认同危机。
当然还可以列举比如世界层面的经济不公正、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但是最重要一个方面就是西方这套发展路径模式、体制以及支撑这套发展的理念，究竟是不是普世的，是不是到头来只能解决少数人的现代化。第二就是这个自我和自我认同的问题。即使在少部分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人也越来越陷入自我的紧张、焦虑，不信任、不安全，现代性这个自我的发现过程，同时也是个人的迷失，精神的混乱的过程。这方面西方社会里也一直有大量的不乏深刻的研究与反省。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现代性过程中最重要也最深刻的问题。
2.大变局下的文明之“太庙下的图兰朵”
中国社会科学网：
谈世界的现代性危机也要回到中国，您也对中国的文明做了非常多的研究，特别是其中有一个概念——返回中国性。您还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太庙下的图兰朵”，在您看来应如何解释“中国性”这个概念，目前还是否存在着“太庙下的图兰朵”这个概念？
黄平：
“中国性”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一个集合概念、综合概念，但它也不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它应该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哪怕是从现象上说，它也是一个综合的、几维的中国或者多维的中国。比如，毫无疑问在版图意义上中国是个大国，它不是一个小国；在人口意义上是一个有着众多人口的中国。最近几十年，乃至过去几千年在经济意义上是个发达的，甚至繁荣的中国，现在我们至少在高速发展、快速发展，甚至有人把它叫中国发展奇迹。
接着就是文化的“中国性”。文化的中国，它实际上凝聚的不只是刚才说的版图，经济人口，甚至不只是西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民族国家，这是近现代的事情。中国性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个文化的凝聚，而且它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是多种文化并存。即使是汉族或者所谓汉文化里面，它也是百家争鸣的，是多种学术学派并存的，也是多元和多维的，所谓中国人也是多种民族一体的。
同样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历史的中国。中国是一个活着的历史，不但是古老的文明还是延续的文明，是活着的文明。这个和那些已经灭亡的，最后通过考古发现一些文物，只能在博物馆里来欣赏的“文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们中国人今天在待人接物，我们的交往处事、我们的思维是连绵不断的，是一个历史的中国；是一个版图的、人口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中国。这里面孕育出一套中国的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制度，以及在“中国性”之下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至少不是近现代现代性意义上西方那样个体的发现、个体的张扬，最后个体的焦虑与毁灭。
1840年以来，当时叫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过去几千年，虽然我们也有起伏变化，甚至变化也很激烈，也有过与周边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但是1840年以后，中国遭遇了千年未见的大悲剧、大挑战、大危机，近现代以来就出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甚至关系十分紧张。这个紧张是看得见的：器物层面有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沦为半殖民地，还有看不见的就是思想文化心理，乃至于理论层面的，在交流碰撞中，一方面是不对等不平等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出现了所谓“太庙中的图兰朵”这种现象。
这只是一个比喻，当时是一个意大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歌剧作家，他想象中的东方世界，几个歌剧都是想象中的，蝴蝶夫人也好，图兰朵也好，当时被张艺谋这样的艺术家弄到太庙里来，就出现了图兰朵中的太庙、太庙中的图兰朵这样一个现象。但这个现象其实是1840年以后就不断再现复制升级变换的，其实就是中西有文化交流有碰撞，甚至有矛盾，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不但还没处理好，甚至变得越来越尖锐。冲突误解、文化间的不对等，以至于现在所谓“中国焦虑”、“中国恐惧”、“中国威胁”，它还不只是我刚才说器物层面的经济人口的发展，咱们的发展速度规模势头，也包括背后这套文化。这套历史以及由这套文化和历史孕育出来这套制度治理模式，这是真正我觉得太庙中的图兰朵绕不开，躲不过的，是要在文化交流沟通碰撞，乃至于是文明互鉴中来加以解决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
非常感谢，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的学术话语在世界的影响。您如何去评价中国的学术话语在世界的定位，中国学术话语传播目前还存在着哪些问题？
黄平：
这也是刚才说的1840年以后的东西方交流、碰撞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被动接触，甚至是文化意义上的被侵略，然后有我们对外部挑战的回应，就产生了一个中西文化问题。
第二其实还有一个古今问题。古代中国一方面我们是文化中国，是历史的、是延绵不断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不断遭遇挑战，不断发生断裂的，或者可能的断裂。但是最大一次是1840年以后来自西方的，所以古今和中西成了两个要处理的重要维度。
这是中国文化人从晚清以后一直到今天都想要处理，想要解决，想要甚至超越的。做得好就超越，做得不好就会掉进陷阱里。而所谓中西它也不应该、也不是一个黑白两分、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中西之间还有巨大的中间地带，中东、阿拉伯、非洲等既不是西，也不是东。（当下）广大的世界是以西方为中心。人们从西方视野看世界，对中国乃至于对日本的傲慢偏见无知，需要我们来克服。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不是要么中要么西，中间有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即非西方。中国其实是非西方的一部分。第二就是我说的“中国性”，从我们自己叙述中重新找回正当性、延续性，现在叫文化自信，背后就是文化自觉，主体性的重新确立，找回我们原来的文化脉络，文化传承。优秀文化怎么继承？要弘扬“中国性”。
第二就是这个东西方怎么和外部世界交流互鉴，其中当然也包括今天讲的斗争，文化斗争或者文化战斗。在这里面我们不能掉进西方中心论叙述下的陷阱，中国是次要的、他者的、甚至是被当做蒙昧的，这是不对的。启蒙时代把文明与蒙昧或者文明与野蛮作为两极，其实这个事情不是这么两极化的，连欧洲当时要走出启蒙时代，来发现自我进入现代性。假设所谓中世纪是黑暗的，其实也是不对的。不能简单化二元化地看世界，二元化地看自己的历史，也二元化地看欧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那么从“中国性”来说，最重要是确立我们自己的正当性、主体性，即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然后用这套东西你能够阐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今后。第二就是中国文化有一个特色，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今天叫包容性。中国社会是个学习型、开放型和包容型的社会，一直在不断地吸纳各种文化，自己内部也是多元的，百家争鸣的。对外部文化我也是一个不断地吸纳，接收消化再转换，是创造性地转化，哪怕在中西交流、跟西方交流中他们有傲慢偏见，无知，我们确实也有所谓误读误解，但这个误读误解是创造性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空白的、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一个人在学西方，中国本身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因此我看你的时候，当然是带着我的主体性来看待你，而不是一个客体受众由你来当教师爷传授。
再下来就是我觉得中国学术也好，中国文化也好，它的对外传播其实是下一步的事。首先是现在这14亿人还在建设现代强国的路上、民族复兴的路上，还有很多自己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得更好，现在这叫高质量发展，包括人们关心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等现实的问题，更大的就是生态环境绿色可持续，道德审美能力的提高等等这些当然都要解决。但另一方面就是要解决文化自主性和正当性，有了文化自信才有依托，自己先自信。
然后才是怎么去做。虽然时间上不能截然分开说我今年解决自信，明年去解决交流，但是没有自信的话，你是不可能在和别人至少在良性的文明互鉴意义上的去交流沟通和传播中国文化。
最后即使是传播，也不只是表面的话语层面，比如说是用英语还是用汉语，汉语是用这个词还是用那个词儿，还是汉英或者汉法、汉德、汉西怎么互译的，虽然那个里面也有很多文章要做。首先一个就是议题设置，比如说，我们人类究竟在面对什么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真问题、真挑战、真风险。直接的如俄乌冲突，更长远的如气候变化，还有就是心理上的自我迷失问题了。在过去两三百年，议题设置基本上是西方在主导，开始是西欧，后来加上北欧，后来加上美国，二战后以美国为主了，议题是它设置的。
第二叫规则制定。议题设置是打篮球还是打足球的问题。规则置顶是什么叫犯规的问题，什么叫进球了就可以算一分。
第三才是我们今天讲的传播意义上的。传播话语以及沟通中谁说得好、谁说得差，谁说对了、谁说错了，谁有更多的受众点击率、谁这次讲好没讲好等。这三个层面我觉得都是一个文化建设、文化重建、文化自主性的建构过程，而这个过程确实又是一个文明互鉴、开放包容、虚心学习的过程。中国的文化，虽然也有多重性复杂性，但同时它是一个学习型开放型的，这其实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越是多样的，越是有生命力。在国际交流沟通，包括碰撞，甚至所谓的文明冲突中，越是能做到最后文明互鉴，才越是能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建设起来。
当前，世界面临这么多的危机、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全人类，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是各自为政，还是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比喻，“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今天从世界的能源、资源、环境、生态意义上说，我们都越来越地固定在一条船上。
18、19世纪人们考虑更多是我自己发展，甚至（可以让）别人受损。我说现代性的第一个问题是生态问题，现在走老路越来越不可能。也就是说我破坏了生态，破坏了河流，造成了水污染、空气污染，这样不仅仅造成被污染地区的人民受害，而且会波及自身。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跟当时17、18、19世纪西方刚刚开始发展的模式有很大不同。
当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发动掠夺侵略战争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假设就是认为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环境生态以及地球的资源不是这样的，我们反而要共同珍惜，要用好，要让它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只是从这一个角度看，人类也真是像习近平主席所说，在同一条船上。
18世纪以来所谓西方主导的秩序之所以不可持续，因为它背后是丛林法则、零和游戏，是胜者为王，强者通吃。如果说那会儿通过掠夺别人、侵略别人、剥削本国的弱者，我确实能致富、能发达、能发财，企业也能有利润，但今天这个路越来越走不通。全世界的人们在思想上文化上，甚至所谓种族上没有高低优劣，大家都是地球的一员，既是平等的，也是应该互鉴的，所谓互鉴就是各有所长，包括小国家、小地区、小文化，以前这些在西方中心论里面看不见的。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亚非拉国家也有很丰富的文化历史价值、审美，以及他们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地位。
所以这两个层面，一个是环境生态，今天叫气候变化，再一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为人，不管你是非洲人、亚洲人、拉美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要真正、要彻底地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而不是互相残杀、互相厮杀，文明冲突的道路。
3.智库研究的底色是学术基础
智库听上去是个新词，但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中它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士大夫读书完了或者直接参与社会治理叫做做官或者当谋士，即使不直接做谋士，一个诗人，或一个佛家和道家意义上的智者，他也是经世致用的。所以对中国来说，自己的学术思想文化研究，包括艺术的，要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治理是中国士大夫几千年所天经地义的。
现在的智库概念当然是借用来的、舶来的概念。那么用在今天，我认为第一个问题就是它要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学术支撑。学术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基础，如果没有学术的支撑，学术研究作为积淀，就没有我们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你可以有很多所谓的“库”，但就是库多智少，甚至是有库无智。
因此我觉得在当下中国，智库研究一方面是时代需要、社会需要、国家需要，需要我们大量的学术研究来回应现实问题、真问题，并且通过研究提出谏言、资政和建议参考。它的底色是学术基础，当然也包括各个学科，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当然我们都是有的，无非是要把它做得更好、更扎实、更精准、更有学术性、科学性，要百家争鸣。一个问题，经济学可以，社会学甚至政治学乃至心理学，都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的。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东西，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片面的深刻，这样都是盲人摸象或者摸到的一部分，但是问题本身是一个综合的整体。那么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就可以发挥作用），它既是学术的，又是综合的。
智库研究首先是以学术为依托的，研究为基本。智库研究也是综合的，互相之间还是交流的、沟通的，这样学术的研究就成为智库研究的前提，一个好的智库背后要有学术学科的支撑。当然对于研究本身要有区分，不是说所有的学术研究自然就是智库研究，反过来说也用不着要求所有的智库研究都要从学术做起。你的学术功底越深越好，学术训练越扎实越好。但是处理一个问题，首先要精准、找准问题，不能找假问题，不能找那种想象出来可能有价值的。从长远来说，就是要解决国家、社会、人民、公众最关心的、急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智库研究要有高明的方法。如果有学术学科和自身独有的方法，你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对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是清晰的，因此解决方案至少也可能有上中下的方案，短中长的方案和A方案b方案c方案，那么你提出来的方法就不同于普通人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然后感受之上的所谓评论。像有些智库我觉得学术依托不够，找问题的时候可能不够精准。
再次，所谓智库方案又要与研究分析密切关联。类似甲乙丙开中药铺，拍脑袋写出“大力加强，大力重视，大力发展”的内容是没有意义的，不做研究也可以想到要大力重视教育问题，要大力重视住房问题，要大力加强医疗问题，社会生活中的公众也能天天感受到，更别说记者还有以前还有文学家，他们更敏感，笔头也来得快。智库的特色应该在学术基础上找准问题，然后根据你的学科产生提出你的分析，在这个分析基础上得出解决方案，没有全面的分析是出不来的。这样你能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对国家也好，对政府也好，对整个社会也好。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像雨后春笋一样产生的智库，存在所谓“一人一库”的现象，就一个人，然后不断地写，手也快，也敏感，其实仔细看有很多属于社会评论，甚至是议论。这些内容当然来得快，抓准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可能点击率很高，但那还没有达到我们说的对智库的要求，更没有能够说出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的学术内容支撑。
4.变局下的文明之新征程新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今年我们将迎来党的二十大，新时期以来，在您的研究领域当中，您认为有什么新的发展，面临着什么新的挑战，有什么新的展望？
黄平：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世界近100年在我的理解中也有很多大事：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国为代表的广大非西方世界的解放、独立和国家快速发展等。但是为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我看来实际上指的是过去这100年乃至这两三百年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世界格局、世界规则面临着变化，而这样一个变化带来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甚至产生很多危机，像2008年金融风暴，新冠肺炎疫情，具体地区也有乌克兰危机，之前的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等。一个局部地区危机越多，它原有的秩序就越来越失灵，甚至安全很大程度上也在失控，用涂尔干的话叫失范：原有规范不灵，现在规范还没起来。世界确实进入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二就是回到中国这个层面，从1840年算，从建党算，从新中国成立算，从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尤其最近这10年，真的是进入一个新时期，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连发展理念都提到一个新高度，把创新、绿色、包容这些都列入其中。我们年轻的时候，以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长，经济增长又理解为GDP增长，后来最多加了个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进度。现在对发展的理念也有了全新的理解，因此新理念、新格局也进入新阶段。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几乎同时发生。中国与世界这个关系，与1840年乃至于1949年，甚至刚改革开放的1979年都不一样，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深深地嵌入到世界里面，我们的一举一动影响世界，不再像1840年那样孤立。我们就是世界一部分，因此中国的变化也是世界的变化。反过来说当然也一样，今天的中东变化、非洲的变化、乌克兰危机等等，乃至于所谓最发达的地区，日本也好，西欧也好，北美、美国也好，都影响到我们。美国次贷危机导致雷曼兄弟倒台，最后华尔街金融风暴影响到了我们。美国选举，特朗普上台也影响到了我们。所以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世界又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原有的规则又正在越来越不灵，甚至制度也在失灵，安全也在失控，社会也在失范。整个世界实际上是在重组、重构、重建，甚至规则都在重启，议题也在变化。20年前30年前，更别说100年前，谁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重要议题？
在整个西方面对不确定性高风险的同时，世界其他地区，包括非洲也面临很艰巨的发展任务，中东也在失序，现在还有俄乌之间新一轮的冲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中国怎么看待、怎么做。这是我觉得进入新阶段以后的任务。我们一方面实现双循环、高质量发展，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些都是全新的发展理念。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之中，因此世界的风险危机挑战陷阱，中国怎么防范？各种危机，突如其来的风险，以及各种看得见看不见的陷阱——未能预期到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本来是做这件事，没想到它产生了那样一些后果或者副作用或者连带效应，一个是我们甚至是所有参与这个事的人都没有想到出现了问题，你比如说一战、二战以及今后还可能的局部热战也好，现在俄乌冲突也好，还有别的冲突，至少参战者在当时没想到会有如此结果。
那次大瘟疫（西班牙大流感）人们都没想到有这种影响，更别说今天最关心的生态问题，战争给生态带来的后果，不但当事人没有预料到，甚至很长时间人们都还没法评估这些未能预期的后果，这也是我们化解风险也好，防范挑战也好，处理不确定性也好，要非常重视的。
这样使得咱们选择走一条为人民谋幸福，民族谋复兴，以及追求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还有绿色的以及从心灵、审美意义和文化意义上那样一种发展道路，而不是破坏生态，甚至破坏自我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那样的发展模式。
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黑天鹅”、见怪不怪的“灰犀牛”，还有多种因素产生的未能预期的后果。这是我觉得我们进入新阶段，在新时代要做好的。一方面要加强思想引领，所以现在要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引领认识统一，政治上步调一致，协调、同步。另一方面就是在战略战术规划谋划以及实施中要见效。有了好的思想，有了好的战略、好的政策，那么就要有人来实施，实施以后还要见效。这既包括人民满意不满意，有没有获得感，也包括整个社会的综合效益、整体效益，其中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5个角度的监测评估。这对于我们下一步打通内外双循环和综合权衡眼前和未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受访者简介：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国际战略研讨，2022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