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既是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工业化需满足更高的后发赶超要求，信息化肩负弯道超车的重要使命，城镇化事关经济内生动力生成，农业现代化则最具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在空间落实上采取效率优先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从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类型出发，推动最具潜力和最具优势的地区率先实现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为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率先探索和引领示范作用。区域重大战略的六大区域有三个位于东部地区，一个位于西部地区，两个横贯东中西三大地带，在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分别承担不同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非简单的从属关系，两者并行不悖，均是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是一个时空双轴相互交织的演进过程，时间轴上，它要求必须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动力与质量变革；空间轴上，它要求统筹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形成优势互补、主体功能明显、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肖金成和申现杰，2021）。

中国式现代化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进行了界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少文献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五大特征进行了详细阐述和理论分析，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尚未有足够的理论阐述。从西方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既是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将基本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作为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因此，分析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把握好外在和内在的关系，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工业化需满足更高的后发赶超要求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从工业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早期英法两国的工业化均以蒸汽技术为动力，从以纺织工业为核心的轻工业部门率先启动，进而带来运输的改良和重化工业的发展。与英法不同，美国、德国工业化则直接应用已经普及和发展的蒸汽动力技术，在纺织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演化形成以煤炭、钢铁以及机械制造为中心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工业化之路，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叠加。总体上看，西方国家经历了从农业现代化到城市工业化，再到面向全球扩展工业品市场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资本积累、产业结构优化、人均收入提升和国家富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三次工业革命已有的“通用技术”，经历了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工业化到以城市重化工业为主的演进过程，建成了规模大、门类全、韧性强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在循阶而上的演进中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崛起。尽管制度环境迥异，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步骤与18—19世纪的英国，或其他历史时期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并无本质差别。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是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进行的后发赶超，这一国情特征就决定了我国工业化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背景大不相同，不能再走也无法再走类似西方的对外扩张、先污染后治理、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而必须顺应新时代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等发展要求，借助超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市场优势，在吸收利用前三次工业革命通用技术成果基础上，一方面，让工业化进程更具有技术上的创新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经济生产效率更高、更绿色低碳、更注重信息化引领，以实现后发赶超到前沿引领的转变；另一方面，让工业化更具有发展上的包容性，在工业化进程中持续吸纳就业人口，满足超大人口共同富裕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此外，面对西方国家对我现代化进程的阻挠干预，也要求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提升产业体系自主可控能力和全球市场竞争力，以工业化的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镇化具有内生动力

城镇化的本质是从事农业的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从而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从现代化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既是工业化推进的结果，也是促进工业化的动力。由于工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比农业高，农民实现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的转变，可以增进全社会生产效率。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更有利于要素之间的快速匹配、共享与创新，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生活成本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既促进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极的快速形成，也有利于节约资源，推动绿色技术与公共设施的完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英国现代化历程来看，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的城镇化在为工业培育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同时，也为内陆交通的重大改善提供了激励。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经济对运输的需求催生了铁路和轮船，进而又为钢铁、煤炭工业带来市场，引发更多英国或爱尔兰农村的过剩人口进入曼彻斯特、兰开夏等工业城市，推动工业化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升级和普遍的就业增长及生活改善，由此加速了英国现代化进程。

城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内生增长动能。我国的城镇化涉及人口规模巨大，城镇化释放的巨大结构转换效应和集聚效应是扩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引擎，也是带动工业化和引发创新创造的主战场，由此所形成的市场因果积累效应使中国工业化告别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对外拓展市场的殖民掠夺之路，而更具有内生性和和平性特征。通过城镇化并加快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推动工农互促、城乡互动中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繁荣发展。

（三）农业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具艰巨性和复杂性

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来看，只有在农业技术水平提升和生产率提高消除粮食短缺危机之后，更多的农业劳动力才能转化为工业就业人口，同时扩大对轻工业品的需求，进而引发工业革命。由于短期内持续提高农业生产率具有较大局限，农业现代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因此，从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历程来看，农业现代化普遍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以后农业现代化才逐步实现，并呈现出与自身国情紧密关联的特征，如美国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日本农业的资本技术密集化。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最为艰巨。我国人口规模巨大，满足十四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要求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将保障粮食供给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在人多地少的约束条件下，我国必须实现单位耕地面积产量的最大化，科技兴农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顺利实现农村农业人口向城市二、三产业就业的有序转移，要求我国农村土地承担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社会保障功能，为在城市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提供维系最基本生产生活保障的回旋空间，同时将城市资本下乡维系在农业功能之上，这就决定了我国农业现代化无法也不能效仿类似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农业全面规模经营化之路，而采取建立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或适度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兼顾土地高效、经营规模、社会安全等多种功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我国农业现代化必然有着西方国家难以比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四）信息化肩负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实现后发赶超的重要使命

错失工业革命机遇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从我国的现代化历程来看，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才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已经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变革，更承载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使命。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谁在信息化上占据制高点，谁就能掌握先机、赢得优势、赢得安全、赢得未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一轮信息化科技革命，我国现代化后发赶超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因此，加速推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网络信息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创新及其在经济社会的全方位渗透，有利于推动劳动力、资本、能源、信息等要素的快速流动、匹配和共享，促进各行业各领域的相互连接和融合共生，增强政府和社会的数字化治理能力，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释放新红利，大幅度提升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促进共同富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一致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质量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高质量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与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互贯通，逻辑一致。

（一）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巨大的挑战要求我国工业化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近年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全球化逆流涌动，美西方纷纷调整自身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核心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设备等领域加大对我的限制，对我国产业形成高端压制和封锁。如我国市场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半导体芯片，但我国自主生产的芯片不足国内需求的三分之一，制造芯片使用的光刻胶、光刻机等关键核心技术与设备高度依赖外国。与此同时，美西方加快打造将我国排除在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跨国公司供应链系统向东南亚、南亚和墨西哥等地区和国家转移。近年来，沿海地区产业外迁、订单减少，并遭受贸易打压，对我国出口和就业形成较大负面冲击。从国内生产形势来看，我国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与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东部沿海产业加速向国外转移与中西部地区承接不足，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和绿色转型不够，对外部市场依赖较重和内需市场开拓不足，以及由于自主技术创新水平相对较弱所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问题，亟待适应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推动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由成本依赖向创新驱动、由国际循环为主向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由高速度赶超向高质量赶超的转变。

（二）提高城镇化质量，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就是城市面积的扩大，就是把耕地变成建设用地。虽然把城市建设得更大更漂亮，路更宽，楼更高，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量进城的农村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农业转移人口有三个特征：第一，都是农村户籍，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第二，报酬较低，获取的报酬很难把全家转移到所在城市；第三，不能享受与所在城市的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他们在农村还拥有耕地和宅基地，如果在城市因收入下降、无法落户而回到农村，不仅会给农村带来很大的就业压力，也会给城市带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也会对我国经济运行带来冲击，不利于形成城乡区域协调的新发展格局。因此，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农民工收入和消费能力，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要以城市群、都市圈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作为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优化二、三产业在大中小城市的空间布局，形成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三）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弥补中国式现代化短板的迫切要求

作为人口与经济大国，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对粮食与肉蛋奶等副食品供应数量、结构与质量有着更为高质量的要求。当前，在以小农为主的分散经营体制下，我国农业应用新技术和实施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相对较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在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不高，主要农产品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耕地质量下降和农业生态污染日渐加重，农业生产面临较大的脆弱性，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尚待进一步筑牢。按照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我国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最为急迫，也最为艰难。因此，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导向，深化农业农村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创新和土地制度创新，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从数量到质量、从规模到效益、从结构到韧性的飞跃。

（四）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全面融合，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后发赶超的必由之路

信息化的全面渗透能够促进各种信息的集成共享，推动要素资源的重组和经济结构的重塑，进而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与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当前我国信息化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信息化高效整合与数据共享难。受部门分割的影响，我国行业部门内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很难实现，部门往往将本部门信息作为自身权力，很难建立跨部门、多层次、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的信息化网络，进而难以有效改变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局面。二是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存在“孤岛”效应。各个地方都在建立自身的信息化平台，平台之间的标准、内容与数据存储方式自成体系，如各个地级市纷纷依托不同服务商打造自身的大数据平台和云系统，由于服务商之间不同的技术和管理体系以及市与市之间缺乏标准化要求，大数据和云系统往往不能相互衔接和相互连接，结果形成信息“孤岛”效应和信息资源浪费。由于信息化全面渗透融合的程度具有行业与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导致信息并不能实现高效的整合共享，进而制约了要素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相互协调和互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而实现，而同步发展则需要以信息化全面渗透融合打通经济循环与协调共享发展的各种堵点，进而提升经济社会系统互通融合与集成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的信息化引领。

实施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由此可见，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非从属关系，而是并行不悖，均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虽然我国国土空间面积广大，但由于山地多、平地少，各地区自然禀赋差别极大，并不是所有的空间都适宜发展现代工业、都适宜搞城市建设，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必须走空间节约集约的发展道路，即向空间要效率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它要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在推动工业化、城镇化、优化空间发展格局的同时，保有足够的生态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求在空间上采取效率优先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充分考虑我国区域类型多样、差别巨大的客观实际，旨在从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类型推动最具潜力和最具优势的地区率先实现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为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率先探索和引领示范作用。

（一）区域重大战略的提出，是我国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制于地缘政治环境，我国通过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一五”计划与“三线”建设等，扭转了清末以来所形成的沿海与内地非均衡布局，在中西部建立了众多工业基地，并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区域发展格局。但这种自上而下的、以重工业为导向、城乡二元分割的工业化模式缺乏规模化市场的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循环的发展机制并未形成。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东部沿海率先形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模式，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快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为扭转区域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国家又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形成了一批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依托的经济区，空间多极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但由于四大板块空间尺度相对较大，同一板块内部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难以实施统一且针对性较强的区域政策。在行政区经济影响下，各地区在产业分工、招商引资、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流域生态补偿、污染防控治理等方面难以协同共进。为扭转地方单纯以GDP为主的政绩观，推动地方立足当地发展禀赋和生态环境约束，实现分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编制了主体功能区规划，支持城市地区集聚经济和人口，支持农产品主产区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支持生态功能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优质生态产品，通过分类施策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由于工农产品存在价格上的剪刀差，生态价值难以完全转化为商品价值，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往往难以在空间上实现统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任务依旧较为艰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四大区域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基础上，立足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类型和主体功能，聚焦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原创性地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打破行政分割，从国家战略全局上引导区域分工协作、共同发展，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体系。

（二）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空间治理现代化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水平较高，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是增强我国全球竞争力和实现现代化后发赶超的主引擎。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上下游存在显著的经济、产业和收入梯度差距，缩小发展差距，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且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关键。

（三）各区域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使命

区域重大战略中的六大区域有三个位于东部地区，一个位于西部地区，两个横贯东中西三大地带，在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分别承担不同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1. 京津冀重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促进优化发展的路径

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经济规律运行的体现。产业要素向北京持续集聚，导致北京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大城市病”，对北京城市运行效率和服务功能提升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京津冀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在京津两座超大城市的巨大虹吸效应下，河北环京津地区难以实现经济要素的高质量集聚。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京津冀两市一省就开始共同推动区域合作，遗憾的是在三地各自的“一亩三分地”思维之下，京津冀合作发展的成效并不大，北京“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环京津地区发展依然落后。因此，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只有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才能打破省市之间的行政壁垒，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与优化京津冀工业、城镇空间结构过程中（如推动河北雄安新区与北京副中心建设），进一步增强北京“四个中心”功能，推进京津双城功能联动，提升天津开放创新功能和自主创新能力，有序增强雄安新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新引擎。加快推进首都一般制造业向河北转移，提升三地经济社会数据共享水平，促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与合作共赢，将京津冀共同打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2. 长江经济带重在通过共抓大保护，推进长江沿岸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集聚的人口和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均占全国40%以上，进出口总额约占全国40%，是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但上中下游发展条件差异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也较大，区域合作虚多实少，城市群缺乏协同，带动力不足。长江沿岸重化工业高密度布局，是我国重化工产业的集聚区，“化工围江”问题较为突出，长江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沿江产业污染物排放基数大，长江岸线、港口利用粗放，流域环境风险隐患突出。因此，中央启动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意在通过生态优先，探索走出一条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通过区域之间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以及强化信息化在流域生态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广泛渗透，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粤港澳大湾区重在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全球综合竞争力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香港产业转型较慢，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愈发严重，仅凭香港的一己之力已经难以解决，亟待通过新的发展空间为香港塑造新的动能，推动香港经济的加快转型和民生的全面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借助香港一跃成为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新发展阶段，珠三角地区经济开放与创新发展依然需要深化与香港的全面合作，依托香港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地位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继2008年发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之后，需要从粤港澳合作发展的角度，进行全方位谋划和统筹，建立港澳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为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拓展更大空间，为珠三角地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开辟新路径。与此同时，依托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引领，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破除影响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瓶颈和制约，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增强数实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集聚全球高端资源要素，继续在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并在国内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4. 长三角经济区重在构建城市群与经济区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合作起步较早，协同联动发展能力较强，但仅限于以上海为核心的16个城市，苏北、浙南及安徽的发展水平并不高。面临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跨区域共建共享共保共治机制不健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一体化，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推动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增强沪苏浙皖四省市整体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国家适时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纳入区域重大战略，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点，推动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发展。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区域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促进三省一市之间政策协同、产业合作、设施共建、服务共享、产业分工等，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示范区，推动信息化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城市中广泛应用，进一步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和效率，在提升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竞争力、增强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同时，为全国其他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样板示范和创新引领作用。

5. 黄河流域重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和促进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水资源和生态功能极为重要。资源能源富集，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承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但多年来，受黄河一直“体弱多病”的影响，流域生态本底差，水资源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水土流失严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沿黄各省区工业化发展倚能倚重、低质低效、环境污染问题与城镇化滞后问题较为突出。国家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区域重大战略，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优化调整工业、城市和农业生产布局，促进上中下游产业合理分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进一步壮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吸纳能力，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节水型农业发展，强化信息化在生态治理、农业生产等领域的全面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示范，为流域经济、欠发达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路径。

6.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在打造带动西部发展的经济高地和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动力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包昆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具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启动点，也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是“三线”建设时期重点建设的地区之一，在国家安全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成渝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仍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如基础设施瓶颈问题依然明显，城市规模结构不尽合理，产业链分工协同程度不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偏弱，城乡发展差距仍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等。中共中央、国务院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目的在于强化重庆和成都两大都市发展能级，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和成渝城市群，促进双圈互动两翼协同，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一步扩大内需和国际市场规模，辐射带动整个西南经济区乃至东南亚地区，在扩大开放、促进国际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肖金成，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二级研究员；申现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开放导报》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