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神与死神的对话
1934年，诗人曼德尔施坦姆被捕了。他的朋友帕斯捷尔纳克为了营救他，便通过布哈林向斯大林求情。斯大林暂时地饶恕了曼德尔施塔姆，并亲自给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当时，他们俩还在电话里聊了起来——
斯大林：如果我是诗人，朋友落难，我肯定越墙去救。……他是不是写诗的好手？
帕斯捷尔纳克：是，可问题不在这儿。
斯大林：在哪儿呢？
帕斯捷尔纳克：我想跟您见见面，聊聊。
斯大林：好的。我也想跟你好好聊聊。
帕斯捷尔纳克：你想跟我聊什么呢？
斯大林：生与死。
多么精彩的对话啊！可惜它未能继续下去。
他们确实应该好好聊聊。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俩都称得上是行家。首先是帕斯捷尔纳克。这位写过《生活呵——我的姐妹》的著名诗人，不仅热爱生活，也很了解死亡。他就像他自己笔下的日瓦戈医生一样，已见过太多的死亡。小说《日瓦戈医生》以葬礼始以葬礼终。不错，医生有时与其说是死神的敌人，不如说是死神的伙伴和同行。在日瓦戈医生周围的都接二连三地死去——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同胞，最后，还有他自己。
而上面的谈话伙伴中的另一位，却是一个比诗人（甚至医生）更了解死亡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他决不像诗人那样空谈死亡，也不像医生那样需要通过科学来了解死亡。他对于死亡的理解是直接的。因为，他就是一个“死亡批发商”。就对于死亡的了解和有效支配方面而言，也许只有死神本人才能与他相提并论。
如果这两个人（碰巧他们还是同乡）能真的坐在一块儿，像两位哲学家朋友一样就“生与死”的问题来一番对话的话，那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是不是会比任何一篇“苏格拉底对话”还要有趣呢？——这是一个谜。它就像“生与死”本身一样令人难以破解。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几年之后的一天，也就是1938年12月27日，诗人曼德尔施坦姆还是死了。他的朋友终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他死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然后被埋葬在一个普通公墓里，墓号是1142。当然，再后来，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也都死了。死神战胜了他们全体。
泰山与鸿毛
在我们这个时代，“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关于死的谈论差不多与关于生的谈论一样地无聊，一样地没有意义。人们对于死者的回忆只能持续到死者的尸体完全冷却。只有少数几个伟大生命的光荣的死，才被人们特别地记住，当作纪念死神的节日。有谁能记住那几千万个生命死亡的日子？死者的尸体迅速地腐烂，化作泥土，只有少数几个伟大的尸体才会完好如未死，真正地“永垂不朽”。有谁能记住那几千万个坟墓的编号？何况还有许许多多的游魂野鬼压根儿没有坟墓。现实教会了我们“辩证地”看待死亡，理解死亡所具有的不同价值。死，仿佛是一架天平，可以称量人的生命的重量。“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正是这种重量的级差，刺激着我们生者。为此，生者往往会不顾一切地赌上一记，赌一赌泰山的重量。只有鸿毛的轻，才能显出泰山的重。为了能够死得重于泰山，人们开始行动——消灭鸿毛！在奥斯威辛，在“古拉格”，还有其它许多地方。不过，几千万根“鸿毛”的重量，是不是也与“泰山”相去不远了呢？
“鸿毛”曼德尔施坦姆被消灭了。他的朋友帕斯捷尔纳克会怎么样呢？“鸿毛”的朋友肯定也是“鸿毛”。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本书却被认为是污蔑了当时的苏维埃制度。报纸上开始了对作者的攻击。但幸运的是他没有被消灭，因为那时已是赫鲁晓夫时代。愤怒的苏维埃公民异口同声地要求苏维埃政府将这个“人民公敌”驱逐出境。他们说：“我从未读过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小丑的作品，但是，我要求开除他的苏联国籍”。既然他愿意为资本主义服务，全苏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纳同志坚定地指出，那就“让他到自己的资本主义天堂去吧”。于是，“人民公敌”发抖了，屈服了。他不敢去国外领取奖金，他不断地写信向当权者求情，要求当权者允许他留在自己的祖国。“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帕斯捷尔纳克在给当权者的认罪信中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相当于让我去死亡。”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诗人布罗茨基的命运与帕斯捷尔纳克也有相似之处。年轻的布罗茨基由于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只能在社会上流浪，靠打工来维持生计。这在苏维埃俄国即意味着堕落。也就是说，布罗茨基基本上是一个对社会没有什么益处的人。既然无益，就可能有害。于是，逮起来。审判。罪名是——“社会寄生虫”。既然是“寄生虫”，那么，就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驱除、消灭。谁会愿意把一条寄生虫留在自己的肚子里呢？不过，布罗茨基也很幸运，他也没有被消灭。他也只是被驱逐出境。这些个“鸿毛”，这些个可恶的“寄生虫”，应该统统都送到资本主义世界里去。这样，只会使社会主义的苏联更加纯洁，说不定还能加快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和灭亡。
恺撒的权柄
宁愿看到凯撒做一个刽子手，也不愿意看到他成为一个哲学家。如果凯撒和他的部下也都来做哲学家的话，那么，哲学也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凯撒和他的部下甚至还要做诗人的话，那情形将更为可怕。然而，有趣的是，凯撒常常并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凯撒，凯撒有时还想做一位哲学家或诗人。问题是，我们常常能看到各个国度里的大大小小的凯撒的各种哲学著作和诗集。凯撒们比较喜欢谈论诸如辩证法、认识论、物质观、世界观以及精神、意志之类的哲学问题，还喜欢谈论语言学、宗教学之类的知识。乍一看，仿佛这个国度真的是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国”实现了——君王就是哲学家。然而，这些君王更喜欢谈论诗学，尽管他们也像柏拉图一样并不喜欢自己国度里的诗人。他们对诸如形象思维、表现手法、批评标准乃至文风等诗学范畴都发表意见。当然，这不是一般的个人意见（尽管有时他们会谦虚地将这些意见称之为“个人的”），而是很快变成了法律。依照这些法律，凯撒们消灭所有的哲学家和诗人，从而使自己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哲学家和诗人。因此，在一个极权的国度里，“哲学家之死”、“诗人之死”一类的事才会频频发生，而人民往往只能依靠阅读凯撒的哲学著作和诗集来了解哲学和诗歌了。
相比之下，斯大林是一位缺乏艺术才能的，至少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缺乏自信心的凯撒。他在这个方面遭到了来自诗人的惩罚性的回应。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加林娜·涅高兹回忆，斯大林一度对帕斯捷尔纳克表示出特别的关怀。有一次，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诗（凯撒常常也有诗人朋友！），想听听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些诗看法。“几天后给帕斯捷尔纳克送来了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马上就明白，这是斯大林本人写的，诗写得相当单调乏味。……突然电话铃响了，于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果断地对斯大林说，诗写得不好，让他的朋友最好去干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吧。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您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这位“朋友”当然有“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可干，并且，在那个行当里，他干得很出色。可是，毕竟隔行如隔山。在另一个行当里，权柄却落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手里。当然，凯撒们想要攫取这个权柄也很简单。在历史上，秦始皇时代、希特勒时代以及“文革”时代都采取过同样的、简单而又有效的手段。帕斯捷尔纳克的行为无非是在自己拥有权柄的领域内，充分使用了这个权利。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必须冒着失去生存的权利的危险。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的国度里宣判了斯大林的死刑，而斯大林却有权在现实的国度里宣判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及其诗歌的死刑。
淡蓝色的药片
雅库布是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中的一个人物。这个人随身带着一粒淡蓝色的小药片——这是一粒毒药。雅库布曾在捷克的斯大林式的集中营里呆过一段时间，他知道，在这种地方，死亡会以怎样的方式降临。此人不喜欢集中营的死亡方式，所以，他要将自己的生命存在与否的决定权交给这粒小小的药片。对于雅库布来说，活着甚至比死亡更令人难以忍受。保留一粒“淡蓝色的药片”，也就是保留在无法忍受活着的时候，向死亡寻求安慰。因而，“淡蓝色的药片”所带来的死亡与其说是令人恐惧的，不如说是与人为善的和充满希望的。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死亡”的权利，雅库布把这粒药片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多么奇妙啊！这样一粒小小的药片，就能拥有斯大林一样的权力吗？它看上去就像一枚漂亮的小钮扣。也许还裹有糖衣哩，放在嘴里甜丝丝的，而且容易吞咽。谁能说死亡是令人恐惧的？谁能说死神面目狰狞？更为奇妙的是，它居然还是淡蓝色的！——一种天空和梦幻的颜色，可爱的、富于诗意的颜色。药片的制造者斯克雷托医生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或者说，他简直就是一位诗人，一位了不起的浪漫主义诗人。在当时的捷克、苏联（当然，还有其它许多地方），假如一个人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的生命、随心所欲地决定它的存在或死亡的话，这难道不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吗？
卡缪说，真正值得思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对于这位存在论哲学家而言，哲学的基础显然只能建立在作为个体的存在者的存在意义之上。这样，值不值得活下去，这才是他的哲学的根本问题。真正的哲学思考也就是每一个个人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的思考，而作为哲学之最高境界的“自由”，也就是每一个个人都具有选择是否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雅库布的对于死亡的自由选择的观点，与卡缪的哲学十分接近。他基本上是在履行卡缪的死亡哲学。雅库布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每个人在他或她成人的那天，都应该得到一片毒药，并且还要举行庄严的赠送仪式，这不是为了引诱人们去自杀，相反，是为了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和平，更加安全，为了让每一个人带着这种确定活着，即使他们是自己生死的君王和主宰。
这些观点当然是十分精辟的，但也不免有些不切实际。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总喜欢谈论苏格拉底的审判，仿佛其中有着什么关于“生与死”的深奥的道理。然而，现在看来苏格拉底是幸运的。首先，他自觉而又自由地选择了去死，然后，他又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杯毒药。毒药在最终成全了他作为一位哲学家的最高梦想——“自由”。在一个专制的国度里，人民也总是向独裁者要求自由。但这个要求太过分了。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哲学家。因此，人民不得不为自己的过分的要求而流血。其实，倒不如要求给某个人发放一粒淡蓝色的药片。而事实上，在当时的捷克或苏联，并不是任何人都像雅库布那样，有一位浪漫蒂克的医生朋友，有条件获得这样一粒小小的药片。试想，如果当时的任何一个捷克人或苏联人都随随便便地就能得到这样一粒药片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会由衷地感谢仁慈的主宰者的伟大的恩赐，他们会像小孩子分得了糖果一样地高兴，会争先恐后地比赛吞食这种药片。这个要求太高了吗？也许不高，但太离奇了。所以，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总是这样回答说：“我们不理睬他们！”
对于斯大林时代的俄国人来说，“自杀”与“是否值得活下去”并不是一个（像卡缪和昆德拉所认为的那样的）关于生存的哲学问题。“活下去”不是值不值得，而是能不能够。它依靠的不是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而仅仅是运气。它有时更像是一个算术问题，一个并不太复杂的概率论。另一方面，人人都知道，有一个为个人意志所无法克服的“最高意志”，在决定着某个人是否值得活下去。——这听上去好像是在谈论神学。不错，这正是斯大林时代的“存在神学”。在这个“存在神学”体系中，为自己而活的理由是不存在的。我们活着，是为了他人（多么高尚的生命啊！），也就是说，必须是有某些或某个他人需要我们活下去，我们才能活下去。否则，我们就得去死。谁能拥有最大的活的权利？是那些为最多的人而活的人。斯大林活着，是为了全苏联人民（也许是全世界人民），所以，斯大林活着，才使全体苏联人民能更好地活下去；而为了能让斯大林活着，则又必须让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民去死。——这就是这个“存在神学”所包含的关于“生与死”的“辩证法”。帕斯捷尔纳克懂得这个“辩证法”吗？这位“社会主义的恶毒的敌人和颓废的形式主义者”当然不懂。雅库布似乎懂了——他干脆逃之夭夭。
“寄生虫”如是说
“寄生虫”布罗茨基曾说过，与其在暴政下做牺牲品或做达官显贵，毋宁在自由的状态下一无所成。乍一看，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寄生虫哲学”，是“寄生虫”们在为自己的苟且偷生找借口。但这也未尝不是对暴政下的人生哲学的最好总结。也许，暴政下的人的生存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相比之下，诸如“决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懊恼，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之类的说教，反倒显得尤其的空洞、苍白而且一文不值。这种“人生哲学”鼓励“鸿毛们”努力成为“泰山”，但最终无非是使他们的死亡的痛苦来得更加沉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还不仅仅是说教，简直可以说是欺骗，甚至是谋杀。在“淡蓝色的药片”面前，所谓“存在的意义”之类的问题不会有任何意义。
千百年来，关于“生与死”，特别是关于“死”，人们已经谈过许多，但是，我们终于未能听到领袖与诗人之间的关于“生与死”的直接交谈。在我看来，实在是一个大遗憾。设若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真的有过一次这样的交谈，那会是怎样的呢？也许领袖会教导诗人关于死亡的“辩证法”？关于“鸿毛与泰山”的道理？要么，干脆让诗人永远不再开口谈话？而诗人会说些什么呢？他是用自己的诗歌来宣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谕？还是为他自己、为他的朋友，请求领袖赐给一粒“淡蓝色的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