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510种（传世文献458种，出土文献52种）、282册全部整理完成，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近2亿。韩国之部、日本之部 、越南之部共150余种约60册正在推进中。这标志着《儒藏》“精华编”主体部分顺利完成，《儒藏》工程整体上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在张岱年、季羡林、饶宗颐等学界前辈的大力支持下，提出了编纂《儒藏》的设想，希望在现代技术和学术标准之下，系统整理历代儒家典籍，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这个设想得到了北京大学校方的支持，2003年成立《儒藏》编纂筹备委员会和领导工作小组，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啓动《儒藏》工程的论证。2003年12月，教育部批准“《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汤一介先生为首席专家，季羡林先生任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四位先生任总编纂。2004年6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儒藏》精华本”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04年度重大项目。同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负责组织实施《儒藏》的整理编纂工作，汤一介先生任中心主任。2014年9月汤先生去世之后，学校安排我来主持《儒藏》项目，李中华先生、魏常海先生实际承担起执行总编纂的工作，和杨韶蓉、沙志利及中心全体同仁一起，依靠总编纂、部类主编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确保了《儒藏》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北京大学历任领导高度重视《儒藏》工作，并将其定位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性工程。时任校长许智宏、周其凤亲自担任指导委员会主任，吴志攀、张国有担任副主任及工作小组组长，闵维方、朱善璐、王恩哥、林建华、郝平、龚旗煌等主要领导以及主管人文社科的刘伟常务副校长都非常重视和支持《儒藏》编纂与研究工作。社科部作为业务管理部门，吴同瑞、程郁缀、李强、耿琴、萧群、王周谊等历任负责人更是给予了直接的指导和帮助，吴同瑞先生还直接参与到《儒藏》中心的工作中来。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北大图书馆，作为古籍收藏的重镇，为《儒藏》编纂无偿提供各种支持。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在王明舟社长的领导下，成立了“典籍与文化事业部”，马辛民任主任，专门负责《儒藏》出版工作。
作为教育部有史以来支持力度最大的人文社科领域学术文化工程，《儒藏》在国内有25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等合作单位，主编和项目负责人48位，近5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400名学者承担校点任务。为了更好地统筹和组织，教育部和社科司历任领导一直高度重视工程进展，不断调研协调解决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问题，分别于2007年1月和2009年3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儒藏编纂与研究〉项目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转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儒藏工程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两个文件。2010年，教育部为《儒藏》工程设立了24个委托重点项目，147个委托一般项目。2011年5月又召开专门会议，印发《通知》。这些措施有力地统筹了各参与单位的工作，调动了学者的积极性，为《儒藏》“精华编”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儒藏》工程也得到了中宣部、文化部以及诸多图书馆和博物馆等的大力支持。除了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之外，2016年、2017年、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三次立项资助《儒藏》“精华编”出版工作。北京大学图书馆之外，我们特别感谢国家图书馆以及上海、南京、天津、福建、浙江、湖南省图书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的协助。
《儒藏》也是中国人文学界大规模的国际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项目。历史上，儒家思想辐射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産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典籍解释传统。“精华编”韩国之部由梁承武先生主编，参加人员来自29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日本之部由户川芳郎先生主编，14所高校的学者参与其中。越南之部由阮金山先生主编，由河内国家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承担。《儒藏》的编纂把各国学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国际学术共同体，促进了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
《儒藏》的编纂，正值新世纪开啓之时。改革开放持续深化，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文化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汤一介先生在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曾经讲道：“我们建国已经六十年了，回顾这六十年的过程中间，应该有一些大的文化工程来説明这个时代是在不断地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看待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如何理解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汤先生有非常自觉的现代意识和历史意识、中国意识和世界意识，他认为，我们国家要进步，文化要发展，必须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编纂《儒藏》，是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期待。我理解，《儒藏》编纂的背后，代表着汤先生等一代学人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重新认识。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现代化所要求的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显然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但紧张不等于割裂或断裂，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接续在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之上，贯通旧邦与新命，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同时，如何发掘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的许多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有利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思想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重新点燃思想的火焰，发挥它重大的作用，也是汤先生晚年的关怀所在。这种用心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理解和呼应，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认为，汤一介先生编纂《儒藏》，“旨在为当今中国的思想拓开一条新路，这就是不再模仿西洋的现代化，而要在中国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开辟中国本地现代化的新路”。李学勤先生认为，“《儒藏》的编纂出版，我觉得是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甚至于我们全国的一件非常重大的、极其值得纪念的盛事。……从我的体会，《儒藏》工程的重要意义可説为这样三点：第一点，《儒藏》工程是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其次，《儒藏》工程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基础。……第三点，我认为，《儒藏》的编纂是未来儒学研究新发展的必要依据和起点”。国内外学界的肯定对《儒藏》编纂工作来説，是非常重要的激励。
《儒藏》“精华编”的首席总编纂季羡林先生，以及四位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庞朴先生、孙钦善先生、安平秋先生都是人文学领域的着名学者，他们的文化情怀、学术洞见和工作经验，体现在《儒藏》的顶层设计和具体环节之中。如汤先生在《总序》中所説，《儒藏》的选目范围包括儒家经典及其各个时代的注疏，历代儒家学者的着述，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在此基础上将其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这就决定了《儒藏》具有系统性和集大成的特点，体现为传世和出土文献相结合、本土和域外文献相结合。汤先生始终亲力亲为，关注工作中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确保《儒藏》编纂的质量。“精华编”陆续出版以后，在使用者中已经树立起良好的口碑，很多整理本被认为是目前最值得信赖和方便利用的版本。同时，大家也希望尽快推出单行本、数据库。《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已经按照读者的建议，积极推进相关的工作。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大，亲切看望汤一介先生。总书记特别关心《儒藏》编纂工作，指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传承中华文明，肯定汤老做了一件有非常大贡献的事情，并询问有什麽困难。总书记的肯定对于参与《儒藏》工作的全体人员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得到了各领导部门和学校的积极响应，有力推动了《儒藏》工作的开展。此后，全国古籍保护、整理和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局面。中办、国办2022年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强调挖掘古籍时代价值、促进古籍有效利用、推进古籍数字化、做好古籍普及传播，以及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等，为《儒藏》工程的后续进行增添了新的动力。
按照汤一介先生的设想，《儒藏》编纂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儒藏》“精华编”，第二阶段则是全本《儒藏》。随着“精华编”的接近收官，《儒藏》全本的工作已经有序展开。《儒藏》中心主持召开了几次工作会议，邀请资深学者、专家与中心同仁一起讨论，总结“精华编”工作经验，围绕规模、选目、工作队伍、数字化技术、组织方式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确立了基本的工作方向。与二十年前相比，《儒藏》的编纂具有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学术积累和技术支撑。以技术支撑来説，伴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数字人文领域发展迅速，在古籍整理、研究和普及中的作用日益显着，《儒藏》的下一步工作将充分利用数字人文的最新成果，并运用到古籍整理和利用中去，推进古籍数字化。同时，“精华编”也让我们凝聚了学术队伍，除了中心同仁之外，还有国内和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学界同道。我们相信，在全国古籍工作领导小组、教育部、高校古委会和北京大学的领导与支持之下，《儒藏》下一步的工作一定可以更加顺利地开展。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过去未去，则过去不可谓过去，过去即存于当下；未来已来，则未来不可谓未来，未来即藴于当下。科技发展一往无前，文化建设则要瞻前顾后。《儒藏》工程整理的是过去的文献，但其用心却是面向未来的，这也就是汤先生喜欢讲的光前裕后、返本开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包含着文化的伟大复兴，复兴当然不是回到过去，但割裂不了过去。旧邦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新命也就意味着面向未来的想象和开拓。人的伟大在于，我们不仅是被历史规定的，也是由对于未来的追求塑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