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说过: “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句话, 用来形容汤一介先生与《儒藏》,实在再贴切不过了。汤先生一辈子,立功、立言、立德,有很多工作可以写进学术史,有很多事情会被后人记住,他对我这样的后辈的关爱 (尤其是在岁月艰难之时, 雪中送炭一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也将持久地温暖这个世界。而在他晚年,最大的工作就是《儒藏》,最大的心愿是编好《儒藏》,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事情,我认为,也可能就是《儒藏》。

为什么要编《儒藏》,汤先生有过很多很深刻的说明。我作为外行,理解得比较肤浅,但汤先生提出这个大的思路之后,我马上就认定,北大应该全力以赴支持。汤先生的家族,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了不起的学术世家,几代人的积累,使得他的境界和判断力能 够超越同侪。汤先生对 “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传统、何为中国经典”有着成体系的思想。他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状 况,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而且他又在北大,北大有足够的人才, 有很好的图书馆,有做大事的基础,所以,他来主持《儒藏》这个 “工程 ”, 是最合适的 。

我还记得,向教育部申请这个项目之前,张岱年先生、季羡林 先生、汤先生、何芳川先生及我,在静园一院的会议室里,开了一个会,商量相关的事情。几位老先生都讲了话,我一条一条记了下来。那时我刚接何校长的班,负责学校的文科建设。跟何校长比, 我的水平差得太远,所以我就坚持一条,萧规曹随,按何校长的办 法来做事情,而何校长是最尊重这些老先生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张先生、季先生、汤先生、何校长都是高人,他们讲话的神情我都还记得,老先生们虽然都走了,但他们共同倡议的《儒藏》还在,这就是学术能够超越时空的价值所在吧。

拿着老先生们的意见,我向学校办公会报告了一次,领导们都认同,于是决定向教育部申请《儒藏》立项,并由北大来做牵头学校,由汤先生做牵头人。

申请这个项目时,何校长、程郁缀老师和我陪着汤先生去开教育部的会,地点是在北三环马甸桥附近,高教出版社的一个内部招待所里。那天很冷,我扶着汤先生上下车、上下楼,一步一步走, 印象深刻。人民大学也来竞争 “牵头单位”,他们也很重视,但汤先 生出面了,北大当然更有优势。

这个项目的经费,按后来的标准看,其实并不太多,但在当时, 在人文学科,还算可观,所以应该感谢教育部社科司的时任领导。 我始终认为,做学术的和做管理的,并不必然有矛盾,很多学术事业的领导人,都是极其善于管理的,而且要有一点政治的头脑。外行和内行,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事情才能办成,外行管得太过了 不行,光是靠内行,也未必能行。

此后,汤一介先生在校内选了几个副手协助他工作,其中最后一名是我。前面几位助手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大教授,只有我是外行。 汤先生要我参加,主要是要我帮他做校内资源的协调与研究团队的 后勤保障工作。我十分乐意,虽然自己很驽钝,但却有心向学,平时也乐于读一点旧书,而且,到学校工作以后,要想为文科老师服好务,我正需要补文史哲方面的课。所以对我来说,参加《儒藏》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自从担当了《儒藏》主编的重任,汤先生就专心致志地做事情,十几年如一日,把这么一项浩大的工程做出了眉目、搭起了架子。 这件事情太辛苦了,很不容易做好。毋庸讳言,我也听到过一些质 疑的声音,但是,因我身在其中,所以理解和外间就不一样。我知 道,做成一件大事,总会有许多遗憾,甚至会有一些错误,做事情的人总比不做事情的人更容易犯错,但建设比批判更有长远的意义。 汤先生带着大家做了十几年,认准了大的方向,久久为功,这功不仅在当代,还将传之久远,他给大家立起了一个很高的标杆,因此受益的人会越来越多,影响也已经超出国界、超出时代,这就值得大书特书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北大,专门看望了汤先生,聆听了他关于《儒藏》和儒学的见解,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这之后不久,汤先生去世了,我想,汤先生 “做了一大事而去”,他的心里应该是特别踏实的。

这十几年来,汤先生多次招我到府上去谈工作,谈得比较多的, 是关于《儒藏》的事。非常惭愧,我也许做了一点点微小的服务工 作,但很多时候,汤先生提出的要求,希望学校提供的资源,我没能办成,让他失望了。此外,他也谈一些对北大发展的思考。他在北大长大,后来又在北大读书和工作,一辈子都在这里,是北大培 养了他,他打心眼里爱北大。在北大,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经历过风风雨雨,所以他看问题也很准。

现在我回忆起来,汤先生主要谈了这么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北大办学,不能什么都搞,应该要有取舍。例如,有的学科,北大没有太好的基础,没有这方面的师资,连图书资料都没有多少积累。现在看到别的学校搞这个学科了,好像比较容易得到外面的资助,所以你们也要搞,这样恐怕是不行的。办学是百年大计,要靠几代人的积累,急功近利是大忌。

第二,北大的优势还是在基础学科,如文史哲,北大不能把看家的本钱丢了。现在基础学科的日子不好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注定要受冷落,但学校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发展基础学科。市场的选择,往往是短期的、表面的、直接粗暴的,但还会有社会历史的选择,所以要看长远。北大这个大学,和别的大学也许不一样,北大就适合静下心来,好好研究学问。北大赶时髦的本事当然也很大, 但北大不能去赶时髦,一旦浮躁起来,是要吃亏的。

第三,评价基础学科的发展状况,标准更加复杂,不可能是数量化的。有的东西,同时代的人理解不了、接受不了,这在历史上 常见。现在学校重理轻文,用理工科的方法来管人文学科,不合适, 当校长的人,头脑要清楚。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可以也应该结合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是过去的主流,现在的时代,儒家又开始复兴,生命力很顽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不能完全脱离儒家。北大哲学系有着 “打通中、西、马”的传统,北大应该来 做这样的工作。

当然,汤先生最关心的还是《儒藏》,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他岁数大了,身体不好,可一天时间他都舍不得浪费。《儒藏》是个慢活、苦活,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可惜,现在熟悉古文献的年轻人难找,愿意从基础的点校工作做起的年轻人更难找,但正因 为如此,他才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推动《儒藏》工程往前走,只有这 样,才能让年轻人理解 “功不唐捐”,愿意坐在冷板凳上,一点一点 进步,要不然基本功都丢了,将来还谈什么做大学问。

汤先生还反复跟我说,志攀啊,你回去跟校长讲,你们要考虑, 我以后《儒藏》谁来牵头啊? 你们要找人,要多投入一些,要不然等我走了就来不及了。

我每次听他说到最后时,心中都充满伤感。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后来之人,或有后来的理念、办法,或有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 方,但要像汤先生这样,做成一生的事业,就太难了。汤先生的睡 眠,似乎一直不太好。自从承担这项重任后,他的心事更重了,睡眠更成为困扰他的一个大问题。有一次,他跟我说到睡眠问题,我是长期睡不好的人,所以同病相怜。他告诉我说,一般的安眠药吃了都不管事,又不敢吃太多了,因为对肝脏和肾脏都不好。我那会儿的胆子也大,也许因为我心太急,所以当即就打电话约好了北医六院的张岱大夫,他是我的好朋友,也给我看过病,因此我特别信他。约好时间后,我陪着汤先生去医院,张大夫看失眠症非常有办法,他跟汤先生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又把我叫进去,给我一点点药, 对我说,让汤先生临睡前服半片就行,明天看看服药后的情况。

我将汤先生送回朗润园,拿出药叮嘱半天,您只能吃半片啊。 当天晚上,我突然放心不下,因为不知道那是什么药,更不知道汤 先生服药后会怎样? 我辗转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上午我就来到汤府,看到老人家坐在那里,气色不错,我的心才放到肚子里。汤先生对我说,服药后,一觉睡了九个小时,他从来也没有睡过这么长时间。我听了非常兴奋,立刻给张大夫联系。张大夫说,这药很厉害, 虽然管用,但不能经常服用。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偶尔才能用一点。 他让我转告汤先生,他的失眠症状不严重,吃半片就能睡这么长时间,所以不用再服了,调理之后会好的。

汤先生家里有很丰富的藏书,他生前就与学校签下协议,将他父子两代人的珍贵藏书都捐给北大,这很让人感动。和某些人利用 “家学”或者并不符实的虚名谋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这体现了他的家风,这是君子之风。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学者是为天下人的公益而生的,私心、私欲不是不能有,但总归应该少一点,多替别人考虑、多替未来的人考虑,如此,气象方能大。

拉拉杂杂,写下这些回忆的文字,表达我对汤先生的崇敬和感激。借这次撰文的机会,也真诚祝愿乐先生健康长寿,祝愿《儒藏》能够按照汤先生的构想,一步一步做下去,成为惠泽千秋的 “名山” 工程。

2016年12月6日于南京—北京高铁列车上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本文收入 《汤一介与儒藏》，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９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