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先生生前在一次记者采访中曾表示:“我对编纂一套《儒藏》书籍的想法由来已久,大概在90年代初,我就想着手这项工作。我想,中国始终没有把从上古起就相当完备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文献汇编为一个体系,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文化中主流地位极不相称,而且也不能适应中国及世界对于儒家文化研究的迫切需要。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这些想法,一直未能附诸实施。一直到2002年,我感觉这一工作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就有了一个编纂 《儒藏》的提议······”
现在回忆汤先生上述这段话,使我联想起汤先生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些重要学术文化活动所具有的深刻涵义,说明汤先生主持编纂《儒藏》这一旷世壮举,并非一时冲动之所为,而是在他的思想深处,早就酝酿着编纂《儒藏》的想法,从而构成汤先生与《儒藏》编纂的历史前缘。这个历史前缘应包含两个“十年”:一个是80年代,一个是90年代。汤先生在这两个十年中,除了他的日常教学和学术研究外,还做了大量的具有国际性和民间性的学术交流和学术组织活动。80年代中期,在汤先生筹划下,在深圳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国学”命名的“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随后又在北京成了第一个以“中国文化”命名的“中国文化书院”。这两个机构在汤先生的具体领导和指导下,直到今天还发挥着传播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汤先生看来,思想和学术文化要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作载体,才能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 从而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才能做更多更大的事情。但当时的客观条件和思想解放的程度,还远没有达到汤先生所预想的水平。尤其在北京,保守势力仍盘踞着各自的据点,不肯为思想学术研究提供便利。以“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为例,当时虽有中央领导人把“中国文化书院”的建院申请批示给北京大学当时的领导,但从1984年初一直谈到1984年底,汤先生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一再向当时的北大领导提出建议和申请,其中包括多次与领导面谈, 把书院作为北京大学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机构,但未得到当时北大校领导的积极回应,一直把中国文化书院拒之门外。最后实在没办法,才致使我们只能以民间学术团体的名义,注册在民政部。
也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书院”未能建在北大,汤先生才把眼光放在了深圳。当时深圳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大学建校不久,汤先生便接受了深大的邀请,在深圳大学成立了“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乐黛云先生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本来,汤先生早想在北大成立这样的研究机构,有鉴于“中国文化书院”的遭遇, 汤先生把上述想法一直埋藏在心底,一直到90年代初,汤先生由于身体和精力等方面原因,与乐先生退出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同时建议北大成立国学研究院,设计并起草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建院宗旨和章程”,但没有得到学校领导的批准。在此情况下,汤先生不得已,又把“国学院”改为“国学所”,希望学校采纳。报告打上去很久,得到的回答很简单: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的条件也不具备,其中的一条理由便是“国学研究不是一个哲学系所能承担的”,故再次拒绝采纳汤先生的建议。
1993年2月,我在老家过春节,正月初八返回北京。回京的第二天,便接到魏常海老师的电话,告诉我汤先生因感冒引起全身不适,住进北医三院。常海约我一起去医院看望汤先生。常海开车, 途中小车抛锚,怎么也打不着火。我还和常海说,汽车灭火,不是个好兆头,汤先生这次病一定不轻。到医院后,方知汤先生的心脏出了问题,但几天来已有缓解。在病中,汤先生还在关心中国文化书院筹备的“中西印文化融合及发展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情况,以及如何再向学校反映成立“国学研究所”的价值意义,希望学校重新考虑我们的申请。当时是正月初九,离汤先生的生日仅有一周时间。我和常海安慰汤先生说:这些工作大家都在做,请他安心在医院治疗、休养,争取早日出院回家过生日。可是出院没多久,汤先生又第二次住进医院。一直到2月17日(正月廿六),接小刘电话,说汤先生叫我去医院看他。我于是急忙赶赴医院,以为汤先生病情转重,结果见面后才放心,原来是有事与我商量。他虽在病中,但对一件事不放心,叫我来就是谈这个问题。他说在病床上躺着始终在想,学校不同意我们叫“国学研究所”,能不能再改换一个名字,可不可以改作“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 汤先生让我把改变研究所名称的想法及前后过程向魏常海、王守常转达,并嘱我根据原来“国学院”、“国学所”等章程及有关材料,尽快拟出新的申请报告再请学校批准。
由以上三番五次折腾,本应在此时成立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或“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最终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的名称才得以成立,汤先生对此一直心情不畅,其中的甘苦、是非又有谁人知晓、谁人体察。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作为北大的虚体机构成立以后,与中国文化书院一起在汤先生领导下,做了大量的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丛书编纂和出版,以及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等工作。可以说,这两个机构,一个在民间,一个在北大;一个成立于80年代中期,一个成立于90年代前期,可以分别反映汤先生对 学术研究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此时汤先生手里没有任何官方机构所具有的人力、财力和社会公共资源,他所凭借或富有的,就是对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智慧充满敬意以及对“文革”后的当代中国如何发展充满关怀的一颗火热的心而已。
从1993年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成立,再到2003年《儒藏》编纂与研究在教育部正式立项止,这十年,可谓是《儒藏》工程启动前的十年预演,十年准备。这十年中,在汤先生亲自组织及领导下,以北大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书院名义出版的大型丛书十余种:如《神州文化集成》丛书(1993年)、《20世纪中国文 化论著辑要》丛书(1995年)、《道家文化研究》丛书(1996年)、《汤用彤全集》(2000年)、《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2001年)、《国学举要》丛书(2002年)、《百年中国哲学经典》丛书(2003年)等等。纵观整个90年代,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从“国学热”中得到新的动力。汤先生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中,已经密切关注到世界的巨变。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对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回到轴心时代或再创新的轴心时代,回到原典或建立中国的解释学,加强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沟通和对话,提升和发扬光大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传统等话题,不仅成为汤先生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且成为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思考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与此相适应,汤先生开始考虑编纂《儒藏》的问题。
据我的记忆或根据日记的记载,我第一次听汤先生谈“儒藏”这个词大致是在1993年。当时大家经常谈论所谓“盛世修典”的历史典故及文化意义,而当时大家也常对任继愈先生主持编纂和整理的《中华大藏经》和中国道教协会主持编纂和标点的《中华道藏》发表议论,觉得这两部经典重新整理意义很大。此外还有《传世藏书》、《四库存目丛书》以及北大叶朗教授主持编纂的《历代美学文库》等。因为我参加了《历代美学文库》的编纂工作,汤先生经常问起有关情况,并在私下里谈起编纂《儒藏》的想法和可行性。那还是在1993年2月27日,即汤先生出院不久,即打电话叫我去家,谈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筹备问题,我向汤先生提交了修改过的研究所的宗旨、性质、章程及近、远期任务等文字稿,同时又研究草拟“中西印文化的融合及发展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及起草给台湾“传统文化及其前途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组杨景德先生信。这几项工作完成后,天色已暗,汤先生和乐先生留我在他们家吃饭。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在谈到《中华大藏经》和《中华道藏》的重新整理编纂问题时,汤先生谈到“儒藏”。他说:“《佛藏》、《道藏》历史上早就有了,再重新编纂,从技术上说并不难,但在我看来,现在应该编‘儒藏’。”这是我第一次从汤先生那里听到“儒藏”这个词儿。
关于汤先生谈“儒藏”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96年夏天的一次中国文化书院的会议上。据我的日记记载:1996年8月7日上午10点30分,在北大西门集合上车,去平谷县金海湖风景区参加由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书院导师消暑雅聚活动。参加活动的书院导师有张岱年、张世英、汤一介、庞朴、王尧、孙长江、田昌五、谢龙、梁从诫、宫达非、焦树安、林娅、王守常、李中华等十四人。此外还有中国文化书院副秘书长胡晓瑜及支持这次活动的企业家范业强和其手下的几位工作人员。这次活动本是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老总提出的,他准备为一个文化项目投资而向书院导师请教或咨询。当时天气十分闷热,最高气温已达摄氏37度。我们抵达金海湖风景区已是正午。大家吃完午饭后,休息到下午四点,然后开会。会议主题主要是讨论编纂“国学经典大全”及其光盘制作的可行性。
导师们对上述议题看法不一,发言积极。只有张岱年先生因当时已近九十高龄,有时打盹,闭目养神。其实老先生并没有真的睡着,大家的发言,他实际上都在仔细倾听,因此时常睁开眼睛,对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且幽默十足,常引起大家捧腹大笑。会议开得自由轻松,活泼舒畅。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汤先生提出了在他心中存留已久的关于编纂《儒藏》的设想。我现在还依稀记得汤先生发言的大概:汤先生首先对编纂《国学经典大全》提出异议,认为所谓“大全”是全不了的,因为“国学经典”的涵盖面太广,从逻辑上讲,应包括儒释道三家经典,仅就这三家经典说,本身已经够大,再加上“大全”就更大了。第二,《大藏经》、《道藏》已经有人在重新整理编纂,如果再搞不就重复了吗? 第三,佛、道经典已有所集,谓 《佛藏》、《道藏》,而在历史上,虽然也有儒家文献的各种辑集,如《十三经注疏》、《四书大全》等,但与佛、道二藏的辑集形式相比,还远远不够完整。也就是说,历史上唯有儒家文献未以“藏”的形式集在一起,因此我们能否编出一部《儒藏》,以与佛、道二藏对等,以与儒家地位相称。
汤先生的发言,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大家的关注,主要原因一是这次会议是应企业家的邀请,企业家有预设的讨论议题,显然是要听书院导师对原定议题的意见和建议,故汤先生的《儒藏》之议被会议主题所掩盖或淡化,故没有引起大家的讨论。二是当时人们还未认识到汤先生的《儒藏》之议的价值意义,因此对编书的目的性认识不足,故《儒藏》的编纂设想未能成为会议共识,最后只是把“国学经典大全”的名称改为“中华文化大典光盘工程”的名称。尽管汤先生有上述编纂《儒藏》的想法,因为当时确实不具备编纂《儒藏》的条件,但“儒藏”这一概念,在我的心目中,却与佛、道二藏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而在汤先生的心里,“儒藏”也一定成为他晚年编书最具核心地位的思考。在金海湖会议后不久,1996年10月17日日记中记载:上午,晓瑜送来“《中华文化大典》光盘工程设计方案”的第二稿。我即去汤先生家汇报并商议定稿。汤先生对此似乎不太满意,仍对我说:“编书本身不是目的,它应体现时代的需要。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其文献的汇集始终不及佛、道二教。历史上为什么没有编出《儒藏》,这需要认真研究。”
此后不久,即是在1997年春节前,我陪汤先生一起去看望几位老先生。先到邓广铭先生家。邓先生当时已届九十高龄,但精神和气色都非常好,谈话的兴致也很高。当汤先生与邓先生谈起编《儒藏》的事时,邓先生却讲起历史系一位教授编《四库存目丛书》的事。他讲了很多,其中谈到:有一次他偶遇季羡林先生,谈起《四 库存目丛书》编纂的事时,季先生说自己已是“骑虎难下”。邓先生说:“正因为是虎,一定要下才是。季先生听此,大不高兴。”由此, 二位先生又谈起《儒藏》。汤先生请教邓先生说:“《儒藏》可编否?”邓先生回答说:“当然可编,问题是谁来编,怎么编。”邓先生接着说:“编书不是容易事,历史上有价值的选编文献, 《四库全书》自不必说,如大小戴 《礼记》、《昭明文选》、《十三经注疏》等,所以在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且流传至今,皆因其具有非凡的价值,也皆因其编者,德才兼备,能驾驭大局,才能成事,不是谁都能编好一部书的。”
从邓先生家出来,汤先生感叹地说:“邓先生历史眼光独到,他今天的话可谓其意深长。”我们又去看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当时已患脑血管硬化症,行动已显迟缓,说话亦有些不够连贯,但头脑还十分清晰,其现状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周先生说他过完春节就要去日本,接受一个什么文化大奖。还说该奖是第一次颁发给中国人,所以他一定要去。在与周先生的谈话中,汤先生也同样就编纂《儒藏》的想法,征求周先生的意见,周先生也同邓广铭先生一样,对汤先生编纂《儒藏》的想法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我也陪汤先生去看望了季羡林和张岱年两位先生,他们都对汤先生的想法表示支持。
可以说,从90年代初,到进入21世纪,在近十年的时间里, 编纂《儒藏》的想法一直存留在汤先生的脑海里,一有机会便谈起这件事。尽管汤先生关于编《儒藏》的想法,大都是在与少数人的交谈中谈到,但已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直到今天,我仍在想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汤先生没有把编纂《儒藏》的设想正式提出并加以实施呢?我想这个问题,同当时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和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据我的观察和体验,在北大要做成一件像样的事,要具备最基本的两个条件:其一是历史的或时代的条件,即如晋代郭象的一句名言“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再如李白诗中所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90年代整整十年中,可能都不具备编纂《儒藏》的“时”。第二个条件是领导的支持。尽管这一条件说到底也属于“时”的范畴,但问题恰恰在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者,虽然面对“有时”,然而却不知“时”,即跟不上历史或社会发展的步伐。哲学家最重要的品格或本质,即应该是知“时”者,汤先生即是一位知“时”的哲学家。
当时间的脚步跨进21世纪,汤先生迎来了他一直期盼的编纂《儒藏》的“时”。2002年国庆节这一天的上午,汤先生打电话叫我去他家。他告诉我,昨天吴志攀常务副校长来家看望他,他正式向吴志攀副校长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汤先生兴致很高,心情甚好,他高兴地说吴是管文科的副校长,对编《儒藏》,态度积极,且认为北大文科力量很强,应该发挥北大文科特长。他说吴代表学校领导,全力支持他的设想,并请汤先生把该设想具体化。汤先生还谈到,人民大学的戴逸先生主持编写《大清史》,已在文化部立项, 而我们首先要提出编纂《儒藏》的方案,其中要解决目前编纂《儒藏》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价值意义,以及要解决历史上有《佛藏》、《道藏》,为何前人未编《儒藏》等等问题。汤先生让我从现在起,针对上述问题也作些思考和研究,以帮助他做好编纂《儒藏》的前期筹备工作。
在汤先生向吴志攀副校长正式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之后,汤先生便繁忙起来,我也差不多隔一两天便跑一趟汤先生家,准备和筹备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在此期间,我陪汤先生分别到季先生和张先生家,就如何展开《儒藏》的编纂工作及与此相应的各种组织形式和方案设计等问题,征求张、季两位先生的意见。经过一番准备,终于在11月8日,在一院的一楼会议室召开了“北京大学《儒藏》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极小规模的会议,打出的横幅是研讨会,实际上是一次编纂《儒藏》的小型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吴志攀、陈来、李玉、张玉范、程郁缀、丰子义、耿琴、李中华等共十余人。会议由吴志攀副校长主持,汤先生作了系统的发言,谈到编纂《儒藏》的目的、价值、意义及可行性、必要性等,同时还谈到人才培养及如何避免北大人文社会学科人才资源流失等问题。此后,季羡林、张岱年、陈来、张玉范、程郁缀等参会的几位教授都根据自己对“儒藏”的理解发表了看法, 大家一致赞同汤先生编纂《儒藏》的主张和思路。张先生说:“编纂《儒藏》有重要意义,古代有佛、道二藏,而没有编《儒藏》,是因为儒家以自己为正统,不屑于跟从佛、道二教之后去编‘藏’。佛、道二藏,自古即有宗教文献汇编的性质,而儒家不自以为是宗教,所以也就不必把自己的文献汇编成‘藏’。实际上,《四库全书》即可相当于《儒藏》,或是一个宽泛的 《儒藏》。我们现在编《儒藏》,是打破儒家正统的看法,站在超越的立场,以新时代的眼光,对《四库》有取舍,更突出文献汇编的儒家性质,从而对儒家做更深入的研究,我看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我完全赞同汤一介同志的看法 。”(据2002 年11月8日的日记)。此后发言的几位先生,其中包括季先生也都对汤先生的报告表示赞同。最后吴志攀副校长作总结发言,并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儒藏》编纂委员会”,由张、季二老亲自领衔,汤一介先生具体主持,我与陈来负责协助(以上文字均据日记整理)。
从1993年2月27日我第一次听到汤先生谈《儒藏》,到2002年10月1日汤先生第一次向吴副校长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再到同年的11月8日第一次关于“《儒藏》学术研讨会”在北大召开,沉积在汤一介先生心中近十年的《儒藏》编纂的设想,终于实现了,由此标志《儒藏》编纂这一巨大的学术文化工程正式踏上了自己的历史轨道,成为《儒藏》编纂的历史起点,因此也构成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汤一介先生与《儒藏》编纂之历史前缘。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本文收入《汤一介与〈儒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