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炼成老师（1928-2022）是“文革”后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创始主任，也是助我走上经济学正规训练轨道的关键人物。1978年，我个人的命运来了一番跳跃式转折。这既与整个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相联系，又与西大教学行政系统不拘一格育人才的雄远气度分不开，同时还仰仗众多老师和同学不遗余力的扶持。因此，每当想起何老师，我都会忆及那春回大地的年代和校风仁厚的西大。
一、 难忘边家村
前些年全国高校趁“扩招”之机拓展校园，西大也不例外，把新校区建在长安。我与西大的故事发生在老校区，位于西安市南郊边家村。故事缘起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项制度安排，不啻为“老三届”初高中学子搭建了一座社会流动阶梯。当年12月，全国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人数27.3万，考中者于1978年春节后进校（参见：《全国1977年-2020年参加高考人数、录取人数和录取率》，https://zhuanlan.zhihu.com/p/157309869，2022年7月13日下载）。西大历史系历史专业77级入校40余人，我也是其中一名“幸运儿”。同届考古专业的人数比我们班少得多，麦收时节两个班一起支农，女生同住一处很快就相互熟悉。可是我既未记清本系所有女生，也未认识多少男同学。那时候的心思多半在纠结：人在历史系如何学经济。
进校之前的十年里，我先是插队务农，后来去蒲白矿务局机修厂做钳工，接着到职工子女中学当教师。做工教书之余，我和矿工报的编辑一起，自学中外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反复精读《资本论》，合作撰写了一部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朱玲，2019，《上大学前的自学生活》，https://mp.weixin.qq.com/s/GnILhNfrcjjXKO1JXHeMaw）。填报高考志愿时，自然意在经济学专业。然而那一年陕西高校尚无经济系，省外分来的经济学名额寥寥无几。忖度自己教了两年初中地理和历史，选择历史专业考取的把握大一些，便当机立断选择西大历史系。之所以如此果决，还因为冲出封闭环境的渴望压倒一切。尤其深信，上大学必将开阔视野、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果然，进校后还未遭受多少困扰，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就来了！
“文革”结束后首次招考研究生的消息一公布，就在我的自学伙伴中掀起波澜，因为报考条件中有一道弹性门槛：具备大学本科同等学力。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只要证明自己具有相同程度的知识水平，就能报考研究生。鉴于报名和考试期限紧迫，我立即去见历史系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主任张天杰老师。他诧异地瞪大眼：“你这刚上大学没几天，怎么又要考研究生？”我尽可能沉着地回答：“能上哪个台阶就爬哪个台阶，符合考研究生的条件就想试试。现在需要学校批准才能报考。”他沉思片刻：“这得研究研究，你等通知吧！”
在矿区有过多次“等通知”而误事的教训，这回我毫不犹豫地去西大家属区，找多年的忘年交、体育教师汪建成帮忙。他是我母亲的安康老乡，与我姨姨在中学同班。1969年2月，我趁生产队冬闲去北京姨姨家过春节，遇到出差的汪叔叔，迅速在京城游中结为玩伴。1978年2月新生报到日，汪叔叔曾等在校门口帮我搬行李。这会儿一听我求助：“放心吧！学校的人我都熟，需要找谁咱就找谁。”当下领我去跟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李怀贞老师说明事由，又敲开张天杰老师的家门，强调出具证明的紧迫性。
次日下午，系里通知我提交一份申请报告，陈述自学经历和所得。恰好早前我写过一封类似内容的长信，与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一并打包，托人呈送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朱玲，2013，《告别于光远》，《经济学家茶座》第4期）。彼时字斟句酌的叙述此时渐次浮上脑海，奋笔疾书不足一日，我就把报告交给了张老师。又是一天过去，张老师喜滋滋地告诉我：系领导班子开会讨论了那份申请报告，认为朱玲达到大学毕业水准。历史学家张岂之老师还发话：学生有这个水平，系里就应该支持报考。不过，学校教务处（部）才有权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书；开证明之前，朱玲必须通过经济学家何炼成老师的考核。
这一下让我看到了希望之光，赶紧跑到汪叔叔家报信。他正在厨房炒素鸡，马上关了火就引我去何老师家。何夫人开门满面春风：“他还在办公室呢！”我俩又疾步奔向教学区，汪叔叔一进政治理论教研室就戏谑地开嗓：“大学问家！都啥时候了还在这儿看报呀！”只见独自趴在桌上阅读的人缓缓转过身来一笑，原来这就是何老师。他看起来富态圆润，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传递着随和与亲切。我和汪叔叔三言两语讲清上门的缘故，何老师清晰明了地回应：开卷考试，明早上班时间来取考题。
同学们大概都知晓我忙于办手续，找人跟班干部说一声，就请下假来应考。进校时，我带着自学过的书本和积累的笔记，故而并不畏惧考试。何老师的考试不止一门，印象中最难的几道题都出自《资本论》。赶在他下午回家前交卷，我的手指竟然疼得发抖。次日午后如约去见何老师，他笑容满面迎上来：“卷子答得不错，够上优秀毕业生水平了！我把评语给了历史系和教务处。”这一通资格考核完满得令人难以置信，何老师一言九鼎，西大上下一致的支持和校友温暖如春的善意，自此连绵不绝滚滚而来。
二、 情义润无声
当我面临研究生专业与所涉学校选择时，以往学业中断造成的知识缺陷再次显现。数理化和外语均为我的软肋，英文尚可突击一下，余者怕是长期的短板。报考策略只能是扬长避短。报名前咨询过西大两位老师：何老师出自武汉大学经济系，梁继宗老师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两位老师都愿意推荐我报考母校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比较两家公布的规定科目和考试范围，我选报了领衔武大导师组的曾启贤教授。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在《资本论》科目中南大指定备考第一卷前三章；武大要求备考第一卷全书，我的相对优势正在于此。
何老师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我又找出于光远先生关于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的回复。还搜罗了几篇自学中撰写的文章，同班两个女生宿舍的舍友分头帮忙誊抄文稿，不几日就凑成厚厚一摞。与此同时，我又精心制成一份简历。一包材料加清单寄给了曾启贤老师，没多久便收到他欢迎报考的回信。剩下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多月里全力以赴准备功课进考场。
赶巧校园里一座新建的教研楼开始启用，教师尚未全部迁入办公室。我叔叔当时的妻兄周信基和妻嫂袁洁分别在化学系和数学系任教，为我在新楼借了一间办公室备考。矿区的自学伙伴巫继学闻讯而来，与我一起求教何老师。得益于何老师的点拨，我们才初识学术规范和学术系统。根据何老师的提示，我们还不厌其烦地演练专业考试。早晚及其他边角时间，我都用来背诵或默写英语单词及课文，总想尽力而为多考几分算几分。进考场那几天，白日里舍友们代买餐饮，细心地用热水保温饭菜，还用暖瓶放置了蛋汤。到晚上，她们一个个去了图书馆或教室，留我独享静悄悄的宿舍。这些细雨润无声一般的援手，不经意间给我留下强烈的心理暗示：天时地利人和俱全，就差个人努力了！
初试结束后，但凡班上未排课，我就去借用的办公室阅读经济学书刊。一日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历史系的文暖根老师。他尚未给我们班代课，但在系办公室见过。文老师似乎有点儿不良于行，却爬上七楼报喜：“朱玲！我到武大开会去了，找着经济系给你问了一下成绩。你《资本论》考满分啦，肯定能参加复试！” 我强抑狂喜连声道谢，文老师兴高采烈地鼓励：“不耽误你时间了，好好准备吧！”何老师听到喜讯也眉开眼笑：“武大偏重考基础、测能力，你要有随机应变的准备。不要紧张，考不上也没关系。西大很快会成立经济系，你可以过来当教师！”这番话让我明白无误地体会到：何为“坚强后盾”。
结果是皆大欢喜。1978年9月1日开学，武大录取通知书送抵：十月中旬报到。女生宿舍热闹一片，刘长敏同学弄来一台照相机，让全班女生留下意气风发的合影。班长单雨森还在教室组织了一次告别会，同学们有的祝福、有的鼓励，有的提醒我少熬夜，有的叮嘱注意营养。如此暖心的集体不禁让人恋恋不舍，以至全体女生送行火车站时，我忍不住泪洒胸襟伤离别。邻座问明白，这是要去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好事儿呀，哭啥嘛！”
一晃三年过去，武大进入硕士论文答辩期。导师曾启贤逐一为每位弟子精心组织答辩委员会，我那场答辩的主席是董辅礽老师，答辩委员除曾老师外还有何炼成老师、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的孙鸿敞老师和武大经济系的吴佩均老师，系里的伍新木老师担任秘书。1981年10月26日早上，董老师扫了一眼几近满座的系会议室，沉稳的开场白轰然一下将钦慕刻在我心头：“我是董辅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从那一刻起，我用了将近11年的时间，才可以同样自豪地在对外场合申明这相同的职业身份。2012年，我卸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简称经济所）副所长，曾以此为引线向全所年轻同事说明，朱玲何以把经济所视为精神家园。这当然是后话。
1981年我刚通过答辩，何老师就盛情邀请：“回西大工作吧！经济系发展势头不错，西安又离你家近。”虽然不忍拂逆他的好意，我还是不无尴尬地直言相告，渴望去往孙冶方工作的地方：“您就让我能飞多高飞多高，能走多远走多远吧！”何老师的目光慈爱地闪了闪：“早就知道你这性格，那就出去闯吧！需要帮忙的时候就说话。”其实，进入经济所后并未见过孙先生，他已病入膏肓，我等小字辈怎好去打扰？
1982年，我考取了教育部派遣留学美国及国内的博士生资格。鉴于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提供奖学金，经巫宝三、董辅礽和唐宗焜先生力荐，我最终去了德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编，2019：《经济所人文库：朱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办理留学手续的一个前提，是提交经过公证的文凭。我已拥有研究生毕业和硕士学位证书，却拿不出大学毕业证，只好再次求助何老师与西大教务处。
答复来的很快：第一，出于支持国家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学校可以给朱玲补发文凭。第二，领取证书的前提，是通过历史专业主要课程的毕业考试，原因是朱玲的入学记录在历史系。为此，我立即向经济所人事处请假回西大。历史系的善待一如既往，当我入住学校招待所的时候，几门功课的开卷试题已然拟定。更幸运的是，同班好友岳珑整理过所有重点考试科目的笔记和配套书目。借助这些参考资料，我又开启了一轮疯狂的“答卷大战”。
提交答卷后，学校颁发了一份特制的提前毕业文凭而非寻常的毕业证。好在所有证书经双语公证后都得到教育部留学生处的认可。待到拜见德国导师的时候我才确切知晓，他固然关注资格信号，但更看重的是学习、研究和写作能力（朱玲，2018：《导师莱施》，https://mp.weixin.qq.com/s/aQ2ASG7pgtJXD79_56FP2Q）。然而如果证件不齐全，我岂能飘洋过海去留学，更遑论见导师、读学位了！西大的作法堪称合情合理不逾矩，把助力学生的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
在我瞄准“留学路条”而战的时候，何老师为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写了篇序言。拿着这份厚重的“名帖”，我与合作者巫继学去陕西人民出版社拜访了朱玉先生，日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这部书稿的责任编辑。尽管修改和出版延宕了8年之久（1990年出版），何老师的提携和朱玉的努力不但凝固于书中，而且也深留我心底。离开西大前，有个陕北大男孩来招待所找我聊天，他就是当今声名响亮的北大教授张维迎。2020年，张校友让朱玲团队意外见识了一次他家乡吴堡的风土人情；平日里，我俩的来往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朱玲，2021：《县域农村人口与公共服务的集聚—晋陕蒙交界区观察之二》末尾部分，https://mp.weixin.qq.com/s/fiR5BD1x9jktlKE5KoV__Q）
事实上，自打离开西大，我跟历史系绝大多数师友都不曾来往过。大概是2009年入夏，本所经济史研究室一位同事与我联合召集会议。一进门我就跟不相识的与会者握手：“您好！我是经济所的朱玲。”没想到对方含笑作答：“您好！我是你的西大同班同学贺耀敏，现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一阵哄堂大笑之后，贺同学非但未怪罪，反倒几句话就化解了我的狼狈。在近几年的学部委员考察活动或院部会议上，偶尔还会碰到77级同班和考古班的彭卫、魏道儒与王震中。同学相遇，自有一番亲近在心头；打个招呼告别，各忙各的事务；如若急需帮助，各尽所能雪中送炭。若说人间轻松舒坦的关系，于我而言莫过于此。
三、 探究何炼成
自从留学归来，我与何老师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渐行渐远。他只是偶尔吩咐我做些事情，都是出于西大经济管理学院或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的需要。2012年，我去西大参加建校110周年庆典，专程到省医院拜见了住院体检的何老师。那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因为近10年来我还没有去过西安。谈话中得知他仍给学生上课，讲授的科目是《资本论》。心里不免疑惑：不是做经济思想史和西部经济研究吗？怎么没开新课呢？仔细一想，他已高龄84，选择最熟悉的课程上讲台或许会轻松些。又注意到他精神倦怠，直到告别我都不再追问任何。再后来，知道何老师罹患认知障碍症。早几年我母亲也确诊同样疾病，因此结局如何业已了然。
获悉何老师去世的消息，我突然惭愧地意识到，虽然早就相互熟悉却并不了解他。张维迎接二连三地转发同学们的纪念文章，还传来何老师2001年人到七十三时撰写的自述（“辛庄课堂”以《九十岁，我的无悔追求》为题转载，https://mp.weixin.qq.com/s/Van_QpnIOJYos_OwcB_eRQ）。我先给西大发了一条短短的唁电，然后请经济所图书馆快递何老师自认具备开拓性的著作。仔细拜读这些文献后，我才逐渐明了何老师学术人生的几个节点。大致清楚他曾放弃什么，又一直坚持什么。对于缘何如此，心下也略有判断。
第一，何炼成出身湖南浏阳乡间的书香门第，接受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高小迁至深山古刹石霜寺，学业也没有耽误。升中学时，他徒步45公里到礼陵县赶考，原因是那里的湘东中学师资雄厚。中学6年间，何炼成果然获名师传授，英文和古汉语等科目均成绩优秀。1947年，他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四年间，张培刚先生的教学改革让何炼成耳目一新：其一，直接用英语讲授现代经济学；其二，使用国际通行的原版教科书和参考书；其三，启发式教学，广开讨论言路，鼓励独立思考。
如此扎实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无疑赋予何炼成牢固的知识基础，使其具备日后变换或拓展教研领域的能力。特别是，张培刚先生的民主风格潜移默化地浸入学生心灵，并在多年后通过何炼成的教学惠及西大学子。
第二，坚持理想品格不变，然则视社会环境变化而切换教研科目。何炼成早年立志，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标准中选择了“立言”，故而独立思考成为他学术研究中不变的品格。纵观他的发表记录，构成其学术特色的领域依次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和西部经济发展研究。这些研究领域的转换，大多折射出何炼成根据约束条件变化而做出的调整。
1951年，何炼成从武大毕业，响应高教部号召自愿去往西北，最终分配到西大当教师。1952年他奉命参加汉中土改，因对农户成分划分和剥削率计算提出看法而遭受批评。1953-1956年间，先后参加西北地区和中央党校的马列理论学习班，这为他注入了左右其研究特色的新元素。培训结束之时，恰逢党中央号令“向科学进军”，何炼成选择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文章才发表3篇，研究计划就被接踵而来的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冲断。他并未气馁，而是转向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并力图联系实际，争取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劳动论方面有所发现。
没承想，何炼成对生产劳动划分的见解公开发表不到一年就遭批判，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他也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下放农村参加社教劳动。如此逼仄的政治环境在“文革”中越发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学术年华不幸蹉跎了十年。“文革”一结束，何炼成骨子里的韧性勃然迸发，迅速接续了此前的研究，并得到经济学界高度评价:
首先，从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目的推论，“教科文卫”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在此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劳动者。与此相关的一篇论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特殊含义》（载于杨坚白，1983：《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其次，从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家的著述中析出价格学说，将其归纳为十种提法；继而将春秋以降直至民国的价格学说分朝代/时期加以评介，共发表专题论文10篇。此后，又将这一系列板块纳入专著，从而使其在同类发表物中别具一格（何炼成主编、魏杰助编，1984：《价值学说史》，陕西人民出版社；何炼成，2006:《价值学说史》，商务印刷馆）。2009年，何炼成的修订版《价值学说史》获第13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20年，商务印书馆又再版了此书。
第三，在时间和精力愈益紧缺的情况下，精简研究范围和投入，始终把教书育人置于首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大经管学院在经济系学科发展的基础上成立。何炼成作为创始院长，呕心沥血运筹操作，付出的辛劳不足为外人道。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启动了《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编撰。书稿完成后，经济思想史名家赵靖先生应邀撰写了序言。他既肯定该书为“国内外头一部以‘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在全书的十大问题中，每一问题都纵贯数千年的历史”；也点明书中的短板，并宽容地予以理解：“开拓伊始，不能要求精耕细耨”（参见：何炼成、王一成主编，1988：《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这不由得让我好奇：难道在成书过程中，何老师未曾觉察赵先生指出的“缺点和局限”吗？反复阅读他撰写的前言及第一、六、七章，我逐渐体察到，何老师有意识地选择了相对节约时间的作法，书中的薄弱之处或多或少都与他的取舍有关：
其一，确认写作目的为编制教材，故而先布下容易辨识的路标，有待学生和其他研究者继续探索。在资料收集不足之处，专门做上“记号”：“暂付阙如，拟在今后再版时补充”。其二，借鉴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结构，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环节为基准划分全书板块，最终却偏重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而对微观管理学说重视不够。其三，驾轻就熟地采取何炼成在《价值学说史》中用过的评介写法，对管理学说的经济学含义尚欠深入开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有意取简明之道，评介亦言之有据。仅以何老师撰写的三个篇章为例，引证的参考文献少则90、多则200余条。
进入21世纪，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何老师早有建立西部学派的雄心，于是在世纪之交推出一部经济管理思想史新著，便结束这一领域的探索而把更多精力投入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何炼成、王一成、韦苇，2001：《中国历代经济管理与发展思想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然而无论他如何调整科研方向，始终保持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本色，多年来授课与指导的学生以千百计。在张维迎为何老师创作的挽歌发布后，微信朋友圈频频转发（张维迎，2022：《何老师，再听我一曲信天游》，https://mp.weixin.qq.com/s/5m9enb7CRzGxpC_-RNid-A）。有一处留言多达660余条，其中那些散布各地的西大毕业生和进修生深情赞扬：何老师讲课一丝不苟。
更值得称道的是，何老师一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尽其所能为学生提供自由成长的环境。或许因为自身经历过动辄得咎的精神折磨，他分外爱护学生的创造力，甚至为此而不止一次地甘冒风险挺身而出。这可能也是西大经济系/经管学院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几乎每次见到何老师，他都要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发现了哪些出类拔萃的学生。我理解，虽说是教学相长，老师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把学生视为最值得骄傲的作品吧。
四、结语
2022年6月末，华中科技大学的谭慧老师发来消息：“张培刚先生四十年代的最后两位弟子相继而去，继何炼成（去世），前天与董辅礽同班的孙鸿敞（1923-2022）走了。你们这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辈了！”谭慧老师是张培刚先生的夫人，对她那知交零落的惆怅我早已感同身受（朱玲，2022：《传承张培刚》，https://mp.weixin.qq.com/s/J-_cnLtaJ8y8ajYFXYgSXw）。似我这般“五零后”，实际上与自己的老师一起变老，因此亦不禁感慨：人生本就包含无数次相遇、无数次离开，每一次相逢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曾经和现在珍惜了应当珍惜的人和事，尽可能不留遗憾就好。
回忆何老师，我将他作为西大的一个标志深深怀念。作为一座拥有120年优良传统积淀的学府，西大“得天下英才教育之”的雄远气概和成人之美的宽仁胸怀，让我至今受益不尽。2021年底我年满70，课题组伙伴和曾经的学生选了一个星期天（12月19日）组织学术沙龙。思想碰撞还未开始，西大校长郭立宏先生、副校长吴振磊先生和武大经济系主任罗知女士，通过视频连线送来美好诚挚的祝福。来自两校的“盲盒”在现场一个个打开，相继引发一阵阵惊喜的掌声。西大的礼盒中有4枚校徽和朱玲的学籍卡复制件。想起当年入学时，我恨不得天天把校徽别在胸前，即便去公共浴室也舍不得摘下，那是何等的自豪与欢畅啊！面对视频致谢的那一刻，不由人眼眶潮湿：“西大的恩情我永志不忘!”
改革开放初期，类似我这样借助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故事，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那是一代人经由制度转轨而改变人生命运的写照。我有幸得到的种种厚待，浓缩了当时与人为善的社会生态。那是对多元人世的接纳，是对“文革”十年无休止的人整人、人斗人、竟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恐怖生存环境的逆反。伴随这一巨变的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全社会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作风的回归，是社会和解、社会均衡和社会进步趋势的展现，也是中国独立自主融入世界的开端。包括何老师在内的几代中国经济学人都曾参与其中，我深感与有荣焉、幸甚至哉。
（2022年7月14日定稿，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