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我从几个微信群看到如下消息：“Martin Ravallion教授于12月24日因癌症去世，享年70”。其中一个微信群转发了Joel S.Hellman先生的Tweet截图(网上信息显示：Hellman为世界银行欧洲与中亚地区治理与公共部门改革首席专家)：“非常悲伤地得知Martin Ravallion不幸离世。他是一位贫困研究的先驱者，也是世界银行（简称世行）最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还是备受尊敬的乔治敦大学教授（Georgetown University）。他对于我们理解发展问题做出了无可争议的巨大贡献。”中国减贫研究群里也是一片痛悼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吴国宝教授写道：“真是很可惜。今年（2022）在线上还见过他。他应该是近30年对贫困测量、贫困国际比较、减贫战略和政策研究中杰出的引领者和重要推动者。”我把研究群的悼念信息集结成束，转发原任世行发展研究局首席统计专家的好友陈少华并附上一段文字：“请向Martin的家人表达中国减贫研究界的追念和对他的崇敬。少华与Martin合作多年，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玲能理解少华失去合作伙伴的痛苦，请节哀。”
Martin曾任世行发展研究局局长，少华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多年，她选择的纪念方式不出意外地带有学术特色：在她和丈夫赵清华担任特聘教授的厦门大学，发起以“收入不平等、脆弱性与中等收入陷阱”为题的国际研讨会（2023年10月13-14日）。这场学术活动一是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学术支持，二是为缅怀Martin Ravallion教授提供场所。我也受邀参加专题研讨，顺势从脑海觅得些许印象鲜明的图景，用文字刻画出来致敬Martin。
一、主讲减贫研讨班
1991年7月上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亚洲减贫研讨班（参见：朱玲，1991：《飞速发展的马来西亚》，第9期）。我有幸受邀参加这项活动且从中受益匪浅。
研讨班的主讲是来自世行的研究员Ravi Kanbur和Martin Ravallion，那时他们都风华正茂，不仅上台演讲还参加小组讨论。研讨活动结束后，他俩亦兴致盎然地和大家一起乘大巴车外出参观。马来西亚的亚太发展中心作为东道主，安排我们考察槟榔屿（Penang）的新兴工业区和可担州（Kedah）的扶贫工程。研讨班成员还分组到贫困村访问，相互之间也就自然而然地熟悉起来。20多年后，我和Ravi在位于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简称UNU-WIDER）理事会年会相遇，他已是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资深教授。在WIDER组织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Martin做主旨演讲，Ravi和我分别主持专题讨论。故知相逢在会场，彼此不经意间都流露出惊喜和亲切。便是那各自双鬓冒出的丝丝银发，也见证了我们的共同成长。
回想Martin在吉隆坡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官员讲课，一边在台上来回溜达，一边讲解贫困测量方法。我虽听不懂每一句话，却因看过世行《1990世界发展报告：贫困》部分章节，能够专注于欣赏Martin那严密的逻辑演示和明晰的公式推导。其中，以基本生存需求的成本确定绝对贫困线的思路，听来犹如醍醐灌顶。首先，确认特定环境下维持个人生存的最低热量摄入值；再次，弄清提供这一热量的食物组合价格，由此而获知食物贫困线；最后，筛选贴近食物贫困线的人群，提取其非食物消费支出的数据，与食物贫困线相加便得出绝对贫困标准。
研讨班一结束，我就把上述思路融入以工代赈调查问卷的设计，还与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计算中心的伙伴专程前往中国预防科学院营养研究所，向时任副所长的陈君石教授（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请教营养调查和计算方法。抽样调查在1992年展开，研究报告于1993完成，出版的专著获得1996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朱玲、蒋中一，1994：《以工代赈与缓解贫困》，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这项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政策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认可之时，我由衷地感激所有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人。正因为如此，吉隆坡研讨班和Martin的演讲才会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提供知识型的全球公共服务
Martin测定贫困标准的方法通过公开发表和讲座培训广为流传。上世纪90年代，我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队赠送的一本杂志上看到“马丁法”一说。仔细阅读全文不禁会心一笑：文中所述正是Martin关于确定贫困线和识别贫困人口的方法。那时Martin可能还想不到，此法竟会以自己的中文译名命名！事实上，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迅速把研究推进到贫困深度分析、贫困监测和扶贫政策评估领域。
我与Martin和少华首次在北京相遇，恰好在一次扶贫效果评估讲座上。那是世行驻华代表处与北京农业大学（现名中国农业大学）合办的培训，主讲还是Martin。听众既包括教研和统计工作人员，也有年轻的政府官员和来自社会组织的扶贫工作者。或许因为少华的加入，Martin展示的图表比以前更简洁，多国数据的处理更细腻，国际比较也更具说服力。我从中汲取的启示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关注扶贫政策的瞄准机制；第二，关注每一计量单位的扶贫资源投入所带来的贫困缓解（贫困人口数量减少或贫困程度减轻）。
我把第一个关注点，融入需求取向的政策研究和评估，着重观察低收入和贫困群体最需要何种援助，政策实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群体最迫切的需求。村庄、住户和个人调查中发现的需求缺口，即可作为特定政策分析的切入点。近30年来，我组织团队所做的专题研究都包含这样的路径设计，例如农户与农村迁移工人的健康服务、医疗和养老保险、救助与照护、社会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藏区发展研究，乃至近两年的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调查，莫不如此。
至于第二个关注点，我将其视为结果取向的扶贫效率评估。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减贫成效时，直接采用Martin讲过的量化分析方法，评估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减贫边际效果。通过计算官方公布的数据提示决策者和公众：2010-2017年间，扶贫资金的减贫边际效果下降，应对措施之一当为调整城乡发展政策（参见朱玲、何伟，2018：《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减贫40年》，《劳动经济研究》，第4期）。研究报告发表后，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系列中的《农业经济研究》转载（2018年第12期）；政策讨论简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的英文刊物《中国经济学人》（2019年5月）发表，中文浓缩稿被本院内刊和人民日报内参采用。课题组小伙伴开玩笑：“这是一次高效率的传播记录！”
如果说，Martin的专业培训对发展中国家研究队伍的知识润泽日久弥新，他带领世行发展研究局向公众开放的信息服务，对全球减贫、双边和多边发展合作、以及发展中国家扶贫决策的影响，无疑深刻而广泛。其中，为补充世界发展指标而提供的一套贫困数据最为引人注目。在诸多贫困指标值当中，人均每日消费/收入一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成为发展研究和政策制定所不可忽视的参考值之一。
首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1990-2015）中的减贫要求，是在2015年之前把贫困发生率在1990年水平上降低一半。为了提供相应的数据基础，Martin团队一方面采用15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调查数据估算国际贫困线；另一方面，引入购买力平价因子，把80多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贫困线折算成相互可比的货币单位（国际元）；再进一步利用上述数据，计算各国贫困线与国际贫困线之差。同时，把国际贫困线转换为各国币值，并以此为尺度估计各国的贫困发生率。这些信息的发布，既有助于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监测与盘点减贫目标实现情况，也有助于公众督促本国政府毫不松懈地推进减贫事业。
其次，不同的国际发展援助组织和研究机构依据各自的职责，细化国际贫困标准并突出本机构的行动侧重点。2007年10月中旬，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IFPRI）与中国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主办国际研讨会（参见“关注贫困，行动起来”国际研讨会信息，https://www.gov.cn/jrzg/2007-10/17/content_778511.htm），呼吁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关注每日人均消费/收入低于0.5和0.75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把消除饥饿置于公共行动的优先位置。来自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与会者齐聚北京，Martin和少华应邀发言，少不了要与其他代表讨论国际贫困线。我作为IFPRI理事会成员参加会议，一大早与时任IFPRI所长的Joachim von Braun教授在友谊宾馆大院聊天，正巧遇到跑步归来的Martin和少华。问明他俩在华停留时间段，当即诚邀二位到本研究所做一次讲座，成功地搭乘了国际研讨会的便车。
再其次，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变化，Martin团队也适时调整和发布新的国际贫困线。相对于1990年的贫困标准，2005年的国际贫困线上调至每日人均消费/收入2美元；为了突出极端贫困问题，还把1.25美元设定为最低国际贫困线。在此基础上，计算以两条贫困线衡量的全球及发展中国家的国别贫困发生率。所有这些数据，不仅发布在Martin团队利用互联网创建的全球贫困监测系统PovcalNet，而且还纳入世行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系列出版发行。同年我去华盛顿参加IFPRI理事会年会，顺便到世行办公大楼找少华交流近况，她就送了我一本。打开一看，我就被那丰富而精炼的内容吸引住了。回京便将其插入书架的显眼位置，作为随手翻阅的专题研究手册。
最后，国际贫困标准的变动迅速引发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回应。那时候，中国政府在扶贫行动中与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援助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国家统计局深知国内贫困线长期低于国际标准，自2003年起多次建议上调贫困线。国务院扶贫办既掌握国际减贫动向，又熟谙国内财政能力和扶贫格局，设计的方案是小步多频上调扶贫标准。2010年公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时，农村贫困线为每人每年净收入1274元。2011年，中央政府为推进该“纲要”的落实，一次性大幅度上调贫困线。当年11月底，时任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组长的回良玉副总理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将贫困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年净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他还特别说明，按照当时的汇率折算，新的贫困线高于世行推出的每日人均收入1.25美元的国际标准。这就把农村上亿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对象，使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力增加的好处（https://www.gov.cn/ldhd/2011-11/30/content_2007390.htm）。
回良玉副总理讲话的时候，我荣幸地作为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代表在现场凝听。眼见得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引发与会者掌声齐鸣，全身心感受到欢欣鼓舞的气氛充溢整个人民大会堂。随后，国际扶贫界的热诚赞赏此起彼伏，Martin和少华的评价更是不同凡响。他们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时序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别采用世行和中国的贫困标准估算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我在多个国际会议场合看到，他俩一面展示中国贫困发生率下降的数据图，一面盛赞：“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三、追踪中国的发展
Martin长期关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的相互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次讲座上推出理论和计量模型，论证经济增长和减少收入不均等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此后，他又引入国别数据继续钻研，到2007年来本研究所做讲座的时候，已经取得了富有说服力的系列研究成果。
在本所举办的专题研讨活动中，Martin的讲演聚焦于中印两国的不平衡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不均等和贫困变化趋势。开场白不久，少华见翻译对专用术语和计量推演的英文表达面露难色，马上跟进做补充讲解，接着口译整场讲演，令听众大为感动。本所中青年科研人员济济一堂，深为Martin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分析手段和广阔的研究视野所折服。讲座结束后，我请他俩到近处的月坛宾馆餐厅便饭聊天，中心议题是为《经济研究》杂志约稿。少华附和我的说法，强调这是中国的一流经济学刊物，读者也乐见中印比较。Martin相信少华的判断，表示修订一次讲演稿即可提交。译稿于次年元月发表，少华赞叹：“中文译的不错！”（参见：Shubham Chaudhuri和Martin Ravallion,2008：《中国和印度不平衡发展的比较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
Martin在讲座和论文中迸发的思想火花让我深受震撼，随之不止一次地引用他的一些分析结论：第一，借助分解总体经济增长率的产业分布阐明，1981-2001年间，中国第一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7%，才能抑制收入不均等程度的提高。然而事实上，此间第一产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4.6%。第二，相对于其他产业，农业的减贫效应最强，但非农就业增加同样对总体减贫发挥关键作用。第三，通过反事实分析揭示，如果消除现存的产业、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将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降低收入不均等和减少贫困。第四，中印两国的收入分配都存在“有利的”和“不利的”不均等。前者主要指产生经济激励的不均等，后者指的是阻碍人们参与市场以及限制人力和物质资本投资与积累的不均等。两类不均等还会因制度变化而相互转换，适当的政策组合能够带来增长、减贫和降低不均等互补共赢的局面。第五，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均等和贫困变化，将对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冲击最为沉重，就业与社会保障的需求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此时，德国老友Joachim von Braun从IFPRI重返波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岗位。我和他分头筹资，联合组织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论坛，主题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源发展”。Martin和少华应邀分头做演讲，事先他们暖心地写给我：此番旅程还包括在华从事世行公务的活动，不需要论坛组织机构支付往返机票。
Martin的演讲集中在如何处理住户调查中的高收入群体缺失，分步展示他和少华推导的统计分析方法。这可谓本次论坛中技术性最强的环节，我特意邀请曾在本所任研究员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主评，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队的王萍萍和王有捐处长参与讨论（如今她俩分别担任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和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还有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国的陈津竹博士志愿担任同声传译。这一组人马果然不负众望，“头脑风暴”扣人心弦，精彩对话高潮迭起，令与会的经济学人回味良久、赞叹不已。
2010-2020年间，Martin和少华合作多篇论文，采用起步于1981年的全球数据分析发出警示：在世界经济增长和总体贫困率下降的情况下，极端贫困人口的消费/收入水平却几近于固化。因此，最低收入保障以及其他类别的转移支付，对于缓解极端贫穷群体的困境至关重要。他们还利用住户调查数据和多次走访贫困地区收集的信息，深入剖析中国案例并点明：第一，低保项目瞄准了最贫困的人口。第二，在项目实施中，地方官员根据低收入组内的细化分层，对转移支付加以平滑处理，避免了“断崖式”（一刀切）的资金分配现象，使收入水平稍稍高于低保标准的个人或家庭（低保边缘人群）也能得到程度不等的援助。第三，仅仅依靠地方财政资源支撑低保项目，不免导致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低保线设置过低，也难以实现针对特困人口的“应保尽保”目标。为了扭转这一状况，需要强化中央财政对地方低保项目的支持。
围绕上述内容，Martin曾在多种语境下对不同侧重点展开论述。2017年4月，Joachim von Braun受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委托，组织围绕G20会议的政策研究和推广活动。我作为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去柏林参加大型研讨会，会议标题是“乡村世界的未来：创新、青年和就业”。留存至今的记忆之一，是顾问委员会全体成员在“实现零饥饿”的口号背板前集合，向部长递交政策建议文本。记忆之二，是在开幕式会场遇到Martin。他匆匆告诉我，已转往乔治敦大学经济系任教，有了更多自由创作的时间。记忆之三，我还与Martin参加同一分会，他做专题演讲，我当评论员，担任大会联席主席的Joachim专门前来旁听。我注意到，Martin论述解决极端贫困问题的备选方案时，信手拈来中国的低保案例作为论据。
纵使在重磅思想史著述《论终结贫困之思想渊源》中，Martin也没有忘记，借助中国案例质疑那些夸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影响力的说法（参见Martin Ravallion,2020:On the Origins of the Idea of Ending Poverty,NBER Working Paper 27808,https://www.nber.org/papers/w27808;中文版载于《比较》，2020年第6辑）。2021年，如今看来Martin距离生命终点仅剩一年，但他依然高效率地沉浸在研究一线。同年8月，Martin和少华合作发布长篇论文，以1981-2016年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模拟计算论证，关于收入不均等呈倒U形变化的库兹涅茨假说对中国不适用。收入不均等程度上升的转折点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来临，遏止收入不均等加剧的关键，在于增强收入再分配，把农业和乡村发展置于优先地位（参见Martin Ravallion and Shaohua Chen,2021:Is that Really a Kuznets Curve?Turning Points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NBER Working Paper No.29199,D31,I32,O15）。
反复阅读Martin的论文，越发敬佩他在减贫和发展研究领域的理论开拓和才华横溢的分析方法创新。从少华的纪念文字中得知，Martin一生发表文章370篇，Google scholar给出的文章被引次数高达83000余次。值得补充说明的是，Martin一直坚持选择高质量的刊物。2020年还委托少华打电话问我：《比较》杂志是否质量可靠。当听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才应允在该刊发表那篇自亚里士多德、孔子和古印度学者考迪利耶写起的思想史论文。
四、结语
我与Martin的最后一次对话，是在2020年6月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盖茨基金会合办的国际减贫与发展趋势研讨会（视频）。少华担任联席主持人，Martin主讲《相对贫困标准设定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我再次充当评论员。会前一周收到他们的两篇文章和演讲大纲（Martin Ravallion,Shaohua Chen,2019:Global Poverty Measurement when Relative Income Matter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77(2019)104046,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19.07.005;Martin Ravallion,2020:On Measuring Global Poverty,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um 12,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1919-02292）。我发疯一般闷头速读了好几天，终于按时写出评论提纲。
会后，我在学术圈分享这两篇论文并附言：“他们这次的文章下了大功夫，把相对贫困标准的研究推到了前沿，从理论上和经验数据上论证如何把收入不均等程度引入贫困测度。读起来也艰难，有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少华不失礼节地发来微信：“@ZL真太谢谢了！Martin很高兴，说你讲得好！看得出来仔细看过了。”我瞬间回应：“朱玲受益匪浅。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回想起来，我说的并非客气话。Martin生命不息、创作不止，为减贫与发展研究贡献了光芒四射的智慧。他的离去，让我痛感丧失了一位“同一战壕的战友”。思之念之，也不禁为结识并受益于如此优秀的经济学家感到幸运。
（2023年10月11日，北京。本文匹配的会议人物照片为王砚峰摄影；《比较》杂志编辑部吴素萍与孟凡玲、《经济研究》编辑部金成武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何伟提供了笔者需要的文献，谨在此一并致谢。）
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