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明节，写了几篇关于欧洲停战日的纪念和西方墓地的文章后，我又联想起了西方的送葬仪式。

我记得美国前里根总统逝世的实况报道，因为美国与英国的时间差，我与女儿几乎彻夜未眠，就像看奥斯卡颁奖一样看那个殡葬告别仪式。里根躺在灵柩里，她的夫人南希是那样地深情镇静。威武肃穆的乐队奏出传魂的辉煌曲章，最动人心魄的是那匹马，里根曾经骑过的高大的马，在抬灵柩的年轻而威武的士兵前默默地而又孤独地走着，沉重的马蹄，声咽踏踏，它好像满腹哀伤，因为它的身上是一付空空的马鞍，上面倒悬着一双空空的战靴……斯人已去，情怀依旧。这意味深长的设计比任何盖棺论定的悼词都更加唤起人们心中对故人的怀念。其实里根的新右派实践让许多美国民众不满，但是，这种尊严而哀伤的悼念把人们对他的不是的怨懑一一淡去，留下的只有里根倡导的超级帝国似的辉煌与伟人离去的肃穆哀伤。这是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的背后是理性的仁慈。我曾经看到多少西方人，在他们亲人故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大哭大恸的眼泪，而是，用庄严的黑色服装和面纱掩盖自己的失去亲人的身心疲惫，用诗句和花朵悼念故去的亲人，用蜡烛和卡片怀念离去的亲人，这种方式留下的是深沉庄严的力量，与柔肠绕指的温馨，是更久远的回味。最深刻的一幕是《走出非洲》的女主人，把一掬土洒在灵柩上而转身慢慢离去。

中国与西方是不同的文化，民间常常是用痛不欲生的大哭与悲啼来展示我们失去亲人的哀伤。过去，农村常常雇人来哭，吹吹打打，披麻戴孝。一次，在山西的古城平遥，我正好遇见这一场面。电影里也常见这样的镜头。我无意于贬低民间的丧事风俗。相反，我以为，送葬中的唢呐的声调，那种荡气回肠的哀婉正是如泣如诉情感的反射。可是，我也看到更多的画面，在亲人离去的时候，生者或挣脱亲人而不管不顾，或坐在地上哀号，难道只有拼死拼活、披头散发，才能表示我们的悲伤？文明与节制含蓄在许多时候是共同进化的，也许需要一种引导与教育。当然，我说的是农村的广大地区。即使在城市，当初曾见过的用诗歌和松柏纪念的方式也消失了，却出现了更多封建的成份，烧纸钱，给故去的人扎纸房子、纸马，现在又扎电冰箱、洗衣机。民俗丧葬礼仪里在封建风俗的基础上多了娱乐、商业化成份，少了那种肃穆、神圣与古典的气氛。

看过报道，评论在南京雨花台，少年们在清明节不是去扫墓，而是去春游，在那里打牌乱扔垃圾。我们要做的不是批评年轻人打牌。打牌无关紧要，我不以为烈士陵园应搞得阴森可怕。记得多年前曾去过一个陵园，在一个黑黑的小屋子尽头，我看到的是福尔马林液中泡着一个烈士的头颅，那种恐怖感在我的心灵和脑子里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需要人性化。纪念地应该能和活人交流，变得亲切。我也曾有另一种温情的记忆。济南的英雄山，在夏夜，山顶上汇集了来纳凉的老人、爱侣与孩子。我想，这时先辈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人们丢掉了对先辈尊重与怀念的情怀。年轻人觉得悼念仪式可笑，他们对先烈也不存有什么崇敬的感觉。在陵园里，他们把垃圾废品遗弃的到处都是。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的管理者组织者有问题，把应该有的教育搞得形式化了，使用一些不可打动人的假大空的陈词滥调，使用一种宣传的固定套路方式。宣传，在西方的词汇里，带有主观意向的传授教唆等否定的含义。我听到一个年轻学生在西方课堂回答老师的问题时说，在中国我们受到的宣传如何如何，我很不舒服。但是，回过头一想，确实，因为许多方式的问题，已经导致了对内容的否定或者厌倦。我们是否应该换一种方式，一种具有人性化的，一种更加文明时尚的方式引导人们。

不要因为人们的反感，就觉得内容过时了而选择放弃。其实文明需要引导。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接受了现代的文明的牵引，比如，刚改革开放时，说宾馆服务业的条件差，现在，我们走进星级宾馆，感受到的是国际化的服务水准；我们说银行排队没规矩，现在也开始行使一米线；我们在地铁的电梯上，也看到靠右站的牌子。这不都是引导与教育的过程与结果吗？

最本质的问题是一些丧葬工作人员本身，他们自己已经丢掉了庄严与神圣感，怎会引导别人？在商业化的大潮面前，他们在想着怎么利用手中的权利与现有的资源赚钱。我听到有的地方卖墓穴，一块荒地墓穴的位置，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竟然卖到了几万元的高价。而且是官方和地方企业的联手。地方政府高价出卖了这块土地给一家私营企业，并规定除这家企业外，不允许再有其他部门办陵园。于是，这家企业可以把卖墓穴的价位抬得很高。类似这样的事情，屡出不止。

那么谁管文化，谁管文明？谁管精神？丧葬的过程是物质死去的过程，也可以是精神提升或是精神丧失的过程。在物质转化面前，难道我们放任或选择精神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