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发如此感慨的是回国以后的一系列事情。

他乡归来。想见老同事、老朋友、老同学。发现大家已经没有闲暇。思念朋友是个闲情的话题，叙旧话新是个奢侈的事情。

教育电视台搞了个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节目，北大选择了我们的班。但是，在视听中心，除了当年的班干部这些必来人物外，大部分工作在第一线的同学都没能到。

一个非常热心的朋友张罗了两个多月，老同事终于聚在了一起。我们拥抱，放开吃肉，请人唱“老朋友欢聚在一起”的歌。这个期待了数月的聚会，还是因为彼此有工作合作才得以实现。

餐后回家，朝着一个方向：潘家园、亦庄、旧宫。彼此并不遥远，但没有往来。窗外灯光闪烁现代世界，突然勾起过去：那时，搬家都是互相帮忙，大家一起在凌乱的新居吃饭。好亲密，好温馨。那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住房都比过去好了，但是，我们在家的时间能有多少？

我们工作。工作需要我们请客。在外吃饭为了联络感情，是业务的需要，是工作的一个程序。梁实秋这样诠释请客：所谓请客，是指家里要请朋友便餐小酌，至于在酒楼饭厅铺筵席，陈樽俎，呼朋引类，飞觞醉月，享用的是金樽清酒，玉盘珍馐，最后一哄而散，又经手人员进账报销，那种宴会只能算是一种病狂或是造孽，不提也罢。

梁氏话语有些偏颇。但是商业的格式化占领了我们的生活蔓延到一切领域。请审视我们被这一程式化的结果：溢脂脱发或大腹便便。心肌梗死、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等等一切疾病，对我们纠缠不休。

53岁的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尤金·奥凯利在2005年5月被诊断为脑癌晚期。在9月去世前，他有计划地和亲朋好友告别。按照和自己关系的远近化了一个6层的同心圆：从商业伙伴，到孩子，妻子。他发现，他见面吃饭最频繁的都是最外圈的朋友，而和妻子每周只能有两次午餐。

我们都在忙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起离开了我们生活应有的轨迹？

速度，年报，统计，指标；竞争，征服，开拓，创新。我们永在奔跑旋转。

与大学好友、现为美国教授的朋友同去欧洲旅游。傍晚，坐在塞纳河的游船上，观看左右游船上的窗前烛光：夫人与先生在优雅又悠闲地共进晚餐。我感慨：生活真美。因为此刻，伊拉克的战火在燃烧。我的朋友不以为然。登上艾弗尔铁塔，看着军事博物馆的方向，我的朋友发言：法国有什么，在所有的战斗中都是失败者，都靠美国帮助！我问，生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无限的竞争，无限的扩张，无限的掠取利润，无限的耗费资源？在比利时，一个司机知道她是美国公民，这样发问：你们相信战争？

朋友也关心生活：在英国问收入，在卢森堡，听到当地是世界首富的时候，她评论：比美国差远了。我凝视我亲爱的朋友，每天换件大背心，同样式不同颜色。吃饭去麦当劳或汉堡王，举着一个king size（特大） 的可乐，和一个巨无霸的汉堡。我心很酸：当年那个虽在贫困国度，但是依旧不失高贵和韵味的中国女性呢？亲爱的我的朋友，我们走丢了。当年，我们曾一起嘲笑日本是经济动物！

受北大朋友邀请，去那里给外籍研究生上课。朋友说，找个时间，我们两家聚一下。我以为是客气，加上忙碌，就放在一边了。他住城西北，我住东南，聚会不易。学期结束了，他又说，“聚一下吧，我开车带着爱人孩子去你家，在剑桥时，我常去你家吃饭”。他的诚意唤起我温馨的记忆。那时，我们时不时相聚彼此的家。我住在剑桥的东南，他在中心，相隔很远。想来时，没有客套：今晚就去！他带着他的学生来了，还拿着肉馅：要吃饺子。餐后，他放松地躺在我客厅的地毯上，和学生说笑玩闹。午夜，我把他们送到车站，末班车已经没有了。

在那里，迎送客人，都到家吃饭。夏天假日，请到家里的花园来烧烤；冬季节日，请到家里来饮酒开派队。我们的系主任退休了，人太多，就在院士花园草坪上举行欢送会。铺着格子布的桌台上，是学生们自制的食品和饮料。请客没有一个必要固定格式，感情才是要表达的中心。我离开剑桥的时候，去一位老师家：他曾是北大的高材生，担任过政府高官，在国内也经历各种场合的饕餮大餐。此时，他自己下厨做几个菜：粉蒸肉、烧鱼、凉拌黄瓜丝和海带节排骨汤。送我回家后，他打来电话：刚才我回来，路旁有一只小刺猬，我停车，和它玩了好一会儿！那一刻放松的纯朴和本真很可爱。

我们这边好像总在赶路，没有停下来观风景的情趣了。我们要去哪里？我的芬兰导师，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教授西比拉在国际健康大会这样致开幕词：“研究员询问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无论何时何地，得到的回答几乎一致：出生和死亡，爱和关怀，友谊和团结，健康和智慧，安全和和平。”其实，我们的生命根本就这么简单。

这个春节，让我们回家吧，和家人密友享受一个久违的家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