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赴芬兰学习社会政策，那时对社会政策还很懵懂。坦佩雷大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请来了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教授保罗·威尔定讲福利国的理论：国家、市场和个人的作用。班上占三分之一的中国学生坚定地站在自由市场一边，而芬兰、日本和美国的学生，却对我们的看法有不同或有保留意见。课下在餐厅，我还用不完善的英语向韦尔丁教授坚定地讲述我们的发展：市场经济带给中国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繁荣。威尔丁教授则依然是和蔼地笑着，如同他在课堂。

几年后，在英国兰卡斯特，我读到了威尔定的书：《福利和意识形态》以及《捍卫福利国》时，我才为自己的毛躁汗颜，对大师风度的产生敬佩。

80年代，整个西方学术和决策界对社会福利政策产生了动摇，包括最典型的社会民主福利模式的北欧。自70年代全球经济困难时期，新右派反对福利国家政策，认为福利国错误地理解了社会正义、权利和需求，把追求平等和再分配看得过重，而“市场是国民福利的基本条件（哈耶克）”。在国际上，单独追求经济发展，强调利润，反对国家干涉成为压倒多数的主要趋势。那时的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发展是唯一的目标。

多年后，在剑桥，我读到了另一本书，才知道在当时有另类怀有勇气与良知的经济学家。1988年，时任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马蒂亚·森联合时任布朗大学哲学与伦理学教授的女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以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WIDER）的名义，特意选在北欧芬兰召开了生命的质量为题的会议。

1993年，我去芬兰的同年，这本记录本次会议的《生活的质量》已经出版。封面设计由四个黑白版画组成：水牛耕地，人在井中打水，带穗的老玉米，弯腰检查作物的人。版画衬在蔚蓝色的封面上，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著作，更不如说是一本充满了人性温情的诗集。

第一页，在森和玛莎联名的介绍下，是文学作品：

“现在，这个学校教室好比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有500万金钱。试问，这个国家不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吗？你们20个女生，不是生存在一个兴盛的国度里吗？”路易莎说。

“路易莎小姐，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繁荣的国家，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一个昌盛的国度里。除非我知道谁得到了这些钱，是否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我。否则一点意义也没有。在你那个数字里，一点也没有显示这些。”茜茜说。

这出自狄更斯的《艰难时世》。

森和玛莎说：当询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繁荣和居民的生活质量时，茜茜的问题还会出来，我们该怎样判决？什么信息，什么标准才能和真正的“繁荣”有关？仅仅知道有20个女孩，总共给这20个女孩多少钱（就像我们广泛使用的人均GNP还作为生活质量的尺度），将不能达到测试的目标。

森说：在宏观上，如果经济学家的重心仅仅是把个人的第一收入作为人类福利的指数，就会引出以下问题：社会福利的实用是可以尺度化计量的吗？当人们评判人类生命的质量时，社会福利效益被尺度化合理吗？森认为，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被足够重视的话，那么更加复杂的经济问题就不能被探索解决。经济学家们已经发现这个敏感问题需要向更加深远的方向和空间拓展，特别在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领域变得日益清晰和更加突出。森说，哲学家已经在综合水平上，批评了以个人资产原始收入作为单一标准的做法，坚持要考虑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认为在人类生活的一些主要领域，需要根据人民怎样的生存来评价社会福利效益。

确实，和玛莎一样研究人类的理想和道德伦理的哲学家也意识到了象牙塔内的问题。他们看到现实世界经济发展的偏差时，产生了要把基础理论与理想需求和复杂的现实结合的必要。他们把视野放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实践中：人类的福祉不仅局限在拥有特权的一小群人和发达的区域——这就是哲学理论讨论的分配的公正。

斯里兰卡经济学家，WIDER的首任主席拉尔·贾亚瓦迪说，道德原理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WIDER会议的目的是以这两个领域的专家为主，并汇集政策制定者和著名学府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家，来讨论一个时下全体感到困惑的主题：生命的质量意味着什么？

森拓展了超越了经济学边界的对人们生活与生命质量的评价：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茜茜和她的同伴们生活是否富足，我们不仅要知道她们是否有钱，还要了解她们靠什么赢得生活和怎样生活，她们生命的周期，她们的健康和她们需要的医疗服务，她们接受教育的现状；我们要知道劳工是否得到了报酬，是否被单调的生活折磨着，是否被虐待，是享有一定的尊严还是被严格监控，主雇的关系是否人道。我们要知道公民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享受什么样的自由。我们要知道他们家庭关系的构建，这些怎样促进或阻碍了他们的行为。也许，我们要知道以上的全部，在以上的问题上，他们的感觉，他们的需要，比如像爱和感激。

以上这些，不仅明确了森经济增长不是繁荣和富足的绝对指数的观点，同时也强化了威尔丁市场经济不能取代国家福利的社会政策理论。大师的情怀是否表达了这样一个公式：经济+道德=国家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