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大洲，亚洲的现代性与区域整体性的建构，是一项远未完成的学术与政治事业。亚洲长期被内部关山阻隔，被西方殖民宰制，被地缘冲突和利益竞争挑动对立，被过于多元和散乱的文化、宗教、民族等因素分化。无论是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学界讨论过的“东亚现代性”，还是中国新近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试图立足亚洲文化历史根基来思考亚洲的共同命运、现代性内涵与整体团结的可能性。对亚洲及亚太大区域展开国别区域的结构性研究，是重大而难得的理论建构课题。
国别区域研究本质上是经邦济世的大学问，是超越具体学科藩篱与方法论局限的新世界观建构，需要立意深远，智谋充沛，而又善于抓取具体议题和事件，进行典范性的知识清理与体系重构。秦博副教授的《历史、现实与冲突：国别区域研究的亚太地缘政治洞察》一书是这一领域的新近而艰难的学术探索，是立足亚洲重要区域（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进行的关于亚太共同命运的历史溯源和规范建构。
与秦博兄学术交往已近八个年头，对其由社会学、人类学背景转向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基本脉络和学术进展颇为熟悉，也很敬佩。最初的学术缘分是从2014年开始的，我在香港大学从事关于占中运动的访问研究，期间受邀请参加了“莫干山改革开放30周年论坛”，与时任成都行政学院副院长邵昱相识，并得以有机会赴成都讲学，全程接待陪同者即为秦博兄。秦博兄与我同年，早年留学爱尔兰并取得社会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主攻跨种族、跨文化婚姻问题研究，颇有学术洞察和建树。秦博兄之为人与为学有着鲜明的个性，爱憎溢于言表，学术写作与社会交往饱含热情与执着。秦博兄家世本就有红色基因和教育传承，加之海外留学遭遇见证之种族间歧视的种种，其基本立场趋近民族主义，但并非极端化，而是有着理解和沟通不同立场与观点的学术品德和交往能力。
我是法学背景，基本立场在十年之间存在从自由主义转向温和国家主义的趋势，与秦博兄的深切学术交往和相互激励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沧海桑田，大浪淘沙，人的学术生命与思想灵魂应当是鲜活有趣的，而绝不是教条化和功利化的。同为80后青年学者，我与秦博兄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着并不轻松的学术坚持和尝试。
秦博兄的这本研究文章的合集，是其转向国别和区域研究数年以来的呕心沥血之作，从其研究主题、方法和成效来看有如下重要的学术特点：
其一，研究选题上有学术聚焦性和地域集中性特点。该书主要研究对象涵盖中南半岛国家和亚太其他部分国家与地区，特别是辛勤耕耘中南半岛主要国家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等。
其二，研究方法上注意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方法，并注意历史、制度和战略分析方法的引入。这一方法体系可确保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宏观视野不被数学模型肆意化约和碎裂化，以及研究过程和基本结论要具有思想深度和政策价值，不至于沦为简单的田野验证和数据分析游戏。
其三，研究组织形式上，秦博兄非常重视精致深化的合作研究机制。他甚至引入了本地合作者（如来自老挝的公共官员宋森里?塔维坎等）。以我的了解及合作研究的经历，秦博兄的这种学术写作方式是严谨和富有成效的。他是亲力亲为并深度参与写作过程，对文章学术质量要求很高，常常是深夜修改讨论，形成最终成果；
其四，研究的语言风格和逻辑性上非常注意规范化和流畅性。他的研究既克服了留学背景带来的“翻译腔学术”的刻板化，又保持了学术论述的严谨性，并擅长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叙事手法增强论述的流畅感和感染力。这种严谨而流畅的学术表达方式显示的是作者的思想成熟和以读者为中心的写作伦理，是一种自信而为公的学术品格。
其五，从全书的基本研究结论和政策价值来看，秦博兄有着坚定的中国文化立场和中国国家利益自觉。他对亚太范畴存在的殖民主义遗产、西方文化霸权以及亚太区域内部的多元化与碎裂化现状有着积极的学术判断和清醒的战略认知，同时对中国所推动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心的周边知识与秩序的重建进程也有着清晰的战略判断和来自个案研究的实践验证，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切中要害的政策建议。这一基本的学术立场与理论追求确保了本书的学术品质和政策价值。
毋庸讳言，作为学术上的同道和挚友，在肯定本书的研究意义和政策价值的同时，也必须提出一定的批评性意见，作为未来研究深化和体系化建构的参考与借鉴：
其一，作者研究的整体学术构图是“亚太”，是宏大完整的历史和现实区域，但实际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典范性是否能够真的取代多元性和完整性还需要思量。即便是东南亚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也需要适当区分国家层次和文化层次，建立必要的内部分类，分门别类深耕和建构较为系统、脉络清晰的“东南亚学”。在与作者学术交往中了解到有此志向，我相信本书是他迈出的关键一步。
其二，研究方法上还存在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左右摇摆，有顾此失彼的学术不彻底性。就本书主题“历史、政治、冲突”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既有历史观和政治文化范式的系统梳理、清理和批判性重构，其次才是适当运用定量方法进行的局部深描、验证和重构。这里存在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的知识建构目标与方法论效用的规范性差异。作者对此需要有所决断和选择，根据研究对象和目标的需要选择研究方法，彻底呈现研究效用和可靠性学术见解。要使自己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成为“大学问”，就必须要有在多个学术战场和套路上的实践与切换能力，且要有在一定冲突条件下选择和坚持的意志力。从本书的有关研究来看，作者进行了多种进路和方法的尝试，但需要区分层次和主次。
其三，以现有的区域地缘政治有关分析来看，作者相对重视历史文化的背景考察及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的地缘贸易与文化互动，也包含一定的战略分析，但对于无论是中国还是东南亚在区域整合中面临的殖民遗产和西方霸权之系统而规范的结构和作用机制还缺乏深入的学术考察和批判，亦即对东南亚区域的外部霸权的背景规范与制度网络的批判性分析存在很大的欠缺。这就会导致在正面考察和论述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互动重建区域整体性时难以展开周全的知识批评和制度批判，而只能限定于历史文化重述、事件因果分析与策略性建议。故要提升现有研究的学理层次和战略价值，需要下很大的学术功夫对东南亚区域相关的殖民史、本地史及其文化与制度规范进行知识性批判和重构，寻找西方在东南亚留下并维系的“元话语”和“元叙事”进行竞争和破解，由此才能真正打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东南亚的战略合法性空间，厚植文化合法性根基。
以上学术建议既是对秦博兄深化既有研究的真诚意见，也是在观察评估国内通常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之宏观视野丧失与文化自主性消弭的条件下对中国整体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范式的某种内在批评和期待。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必须要有清晰的文化战略意识和国家利益自觉，必须要有与西方同类学术和话语体系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而绝对不是下降为语言文化层次的技术性分析或微观社会冲突、权利冲突的场景分析，也不是将西方已有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传统和成果简单照搬过来，而是帮助中国重新“发现世界”以及帮助世界重新“发现中国”。就秦博兄矢志不渝专注的亚太区域或者更准确而言东南亚区域研究而言，其背景性学术任务是理性对抗笼罩与宰制该区域及限制中国影响力重生的殖民文化霸权与制度网络，其系统性知识目标在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置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历史、文化与全球化的内在利益相关性和整体性，以及在基本价值观上的重叠共识。
2021年初，欣闻秦博兄在本校学院支持下成立了专门的东南亚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且以视频方式召开了第一次学术会议，我有幸参与分享了他建立该学术机构及拓展东南亚研究之深广度的具体规划，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学术化与组织机制上的建议。我感觉到秦博兄正行走在关于东南亚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一条新路之上。如其书名所揭示的，其国别和区域研究要在“历史、现实与冲突”的宏观理论框架下进行规范性的分析和批判，逐步深化和体系化其关于“东南亚学”的脉络建构。
这必然是一项激动人心且立意深远的长期学术事业。而本书在香港的出版及其可能的学术影响和研究范式的示范性，就是这一事业的重要节点和里程碑。诚挚祝贺秦博兄大作问世，并期待其在东南亚乃至亚太区域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推陈出新，建立适合新时代与民族复兴进程的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新范式。
2022年4月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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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简介：
亚洲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大洲，亚洲的现代性与区域整体性的建构，是一项远未完成的学术与政治事业。亚洲长期被内部关山阻隔，被西方殖民宰制，被地缘冲突和利益竞争挑动对立，被过于多元和散乱的文化、宗教、民族等因素分化。无论是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学界讨论过的“东亚现代性”，还是中国新近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试图立足亚洲文化历史根基来思考亚洲的共同命运、现代性内涵与整体团结的可能性。对亚洲及亚太大区域展开国别区域的结构性研究，是重大而难得的理论建构课题。国别区域研究本质上是经邦济世的大学问，是超越具体学科藩篱与方法论局限的新世界观建构，需要立意深远，智谋充沛，而又善于抓取具体议题和事件，进行典范性的知识清理与体系重构。本书是这一领域的新近而艰难的学术探索，是立足亚洲重要区域（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进行的关于亚太共同命运的历史溯源和规范建构。
作者简介：
秦博，现任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外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博士后（社会学）、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哲学博士&硕士（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理学硕士（公共卫生科学）。研究兴趣包含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与方法、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公共卫生等。四川省第十三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021年3月入选），电子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成长接力行动计划”（2023年3月入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言吾英才”计划（2020年9月入选）；全省党员教育培训师资库入库教师。兼任四川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传统文化翻译与国际传播专业委员会秘书、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院系联盟理事。主持并成功结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省规划一项、其他省市课题数项。参与课题若干项。专著和论文曾荣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成都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发表各类文章六十余篇，其中在 SSCI、CSSCI、中文核心期刊、四川日报理论版、深圳特区报理论版等各类刊物与重要报纸发表文章二十余篇，并被人大复印资料、红旗文摘等全文转载。在观察者等知名智库网站发表多篇评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