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本文为陶文钊研究员于2022年11月29日在中华美国学会年会上的发言提纲。
我讲四点：第一， 实现对美关系正常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宏伟战略中的重要环节。
1978年12月无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还是中美关系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候。12月上半月，邓小平既在亲自主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亲自主持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12月12、13、15日他都亲自会晤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敲定两国关系正常化中最重要、最微妙的问题。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两天后，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召开了。这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因为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大战略中，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是重要的一环。从政治上、安全上讲，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对美关系正常化是创造这样的国际环境的关键；从经济上讲，中国现代化需要市场、投资、技术，需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美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卡特（Jimmy Carter）就任总统后，邓小平就通过各种方式敦促卡特政府把对华关系正常化提上议事日程。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起先是指导了后来是直接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
中美建交后，邓小平立即于1979年1月底2月初对美国进行了为时9天的高调访问，在美屡次会见记者，还接受美三大电视台联合采访，并进行实况转播。访问把刚刚正常化的两国关系立即提升到很高的程度，使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成为“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访问向全世界发出了明确无误的信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了。邓小平访美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势头，在关系正常化的头两年中，两国高级官员频繁互访，政府间达成的条约和协定就达27项之多，两国关系的发展速度令全世界震惊。
第二点， 邓小平南巡讲话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氛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其时，北京又发生了政治风波。美国政界一些人趾高气扬，要对中国实施制裁，焦点是要断绝对华最惠国待遇。1990至1992年众议员佩洛西（Nancy Pelosi）、参议员米切尔(George Mitchell)等一再提出议案，拒绝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或提出种种附加条件。1990年中国对美出口是51亿美元，占中国出口的8.3%。现在看来数额不大，当时却是相当重要的。在最惠国待遇下，美方对进口的中国产品的关税是8.4%， 如果取消，平均关税将提高到47.5%，中国对美出口势必锐减。当时中国外汇短缺，这将直接影响到从美国的进口，主要是引进成套设备；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因为外资在华投资设立的公司工厂的产品返销回美国计入中国对美出口，而且所占比例不小；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东南沿海的改革和经济发展， 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乃至社会的稳定。所以，最惠国待遇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突出问题。
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对中国比较了解，他极力抵制了国会的压力,保持了对华最惠国待遇，中美双方共同努力，避免了中美关系的大滑坡。而改变美国政治氛围的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包道格（Douglas Paal）后来回忆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重建两国关系的契机。所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既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大大推动了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重建。
克林顿（Bill Clinton）对中国所知不多，执政初期又受到其竞选言论的束缚，对华政策出现了反复，尤其是1993年采取了所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政策。1994年1月财长本特森（Lloyd Bentson）访华，3月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访华，这两次访问使克林顿意识到了“挂钩”政策是死路一条，于是自己出来给自己圆场，说“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政策有用性的终点”，取消了“挂钩”政策。
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期间与克林顿进行会晤，克林顿明确表示，对中国进行孤立、对抗 、遏制都不是选择，进行建设性接触，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才是唯一选择。两国顺势发力，克服阻力，实现了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完成了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重建。
第三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既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世纪之交中美关系的一个大背景是全球化，而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关贸总协定1995年转变为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最后卡在了与美国的谈判上。当时中美双方在全球化问题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克林顿着力打造美国新经济，美国的IT产业引领全球经济，致使在其任期8年中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而在全球化中中国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从人力、市场和资源的哪个角度来说，美国都要让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而且美国不少人还有幻想，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深，中国自然地会趋向多元化和自由化。这当然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
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全球化中趋利避害，“在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学习游泳”，这种信念是很明确、很坚定的。双方排除干扰，在1999年11月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定。为了落实这个协定，美国必须出台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2000年克林顿政府上下总动员，共和党候选人、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也抛弃党派偏见，呼吁国会两党议员联手合作，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正常贸易伙伴。经过数月激烈辩论，立法以大比分在国会获得通过。该项立法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进展。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中国充分利用“入世”带来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2002到200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年增长分别为21%,37%， 35%， 23%。虽然我们一直主张中国经济发展是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拉动的，但中国的国内市场当时还没有充分发育，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非常突出。在中国“入世”后的十年中，中国GDP高速增长，有6年达到两位数，4年也是9%以上。这是中国经济真正起飞的时候。而对外贸易对GDP增长的拉动最高年份达到60%以上。中美贸易也是大幅度提升，1999年美国第一次超过香港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直到2006年。2007年欧盟稍超美国。但中国对美出口仍占中国出口的19%多。
第四点，中美联手引领世界经济复苏。
2008年11月雷曼兄弟银行倒闭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布什政府深感G7 已经不能掌控局面，提议举行20国峰会。中国领导人对形势有着清醒冷静的估计，胡锦涛主席在11月的华盛顿20国峰会上作了题为《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的演讲，强调各国协调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必要的财政、货币手段，积极促进经济增长，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抵制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由于当时中国已经是第三大经济体，并且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声音是有影响力的。在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上，中国继续采取积极态度，并在推进改革，反对保护主义，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和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ner）访华时都学着说中国成语“同舟共济”。可以说，中美合作推动了20国的合作，在9月的匹兹堡峰会上才可以宣布，金融危机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在这届峰会上根据奥巴马政府的提议，调整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的份额和投票权，在IMF，中国的份额由3.72%提升到6.39%，投票权由3.65%升至6.07%；在世行，中国的投票权由2.77%升至4.42%。这是两个国际金融组织成立六十年来的第一次重要改革，它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诚然，在奥巴马政府的后期，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失望”，对中国发展意图的误判，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开始转变。但中美关系是一艘大船，不是想调头就可以调头的。在2013至2016年两国首脑年举行正式会晤，把住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可以说，中美的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了奥巴马任期结束。
特朗普迎合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把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说成是零和游戏，称“中国偷窃了美国的几百万个就业岗位”。他就任后对中国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政策，使两国关系遭受了全面的严重破坏。现在，中美正处于重建新关系的重要时刻。
下面我做几点极简单的归纳。
第一，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2016年，在不同美国总统任内，中美关系有不同的定位，但总的说来是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合作共赢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改革开放是中方塑造中美关系的最重要杠杆，而一个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有助于塑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三，中美关系是利益驱动的，两个国家利益的交集是两国关系的基础。最近，习近平主席在20国峰会期间会晤拜登（Joseph Biden）总统，阐明了两国之间在三个层面上的共同利益：不对抗、不冲突、和平共处的安全利益；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并相互从对方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的发展利益；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利益，这将成为构建新的两国关系的基础。
第四，中美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这是一直存在的。把这种分歧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对两国关系有害无益。当年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政策是这样，现在的“民主对抗威权”的做法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