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和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美国舆情也更加严峻。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社会已经真正形成了对华政策的共识。一年多来，许多接触派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发表报告和文章，进行公开辩论，批评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并提出各自的主张。辩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过去40多年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失败了？是否要终止对华接触政策？如何修正现行的对华政策？从接触派的大量言论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虽然有的知华派的主张也变得强硬了，但在美国政府非理性主义当道、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的情况下，这些知华派仍然秉持自由主义的理念，反对极端的思维和做法，客观而平心静气地思考中美两国关系并提出自己的主张，仍属难能可贵。

[关键词]中美关系  对华接触政策  利益攸关方  合作性竞争

英国《金融时报》2018年12月20日的一篇文章很肯定地说:“今年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美国国内对付中国共识的形成。它不仅超越了白宫和国会的分歧，也跨越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歧见，更弥合了商业企业和工会的矛盾以及全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分歧。”

然而美国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对于各种问题都会有不同意见，在对华政策这样的大事情上就如此思想统一吗？诚然，特朗普政府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摘要）》报告，把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随后又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转变。报告发表后不久，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前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拉特纳(Ely Ratner)又发表文章，认为从尼克松访华40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了，美国决策者的初衷没有实现，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报告“朝着质疑过去美国战略的种种设想走出了第一步”。两位民主党政府的前高官出来为共和党政府的报告背书，这在美国外交史上确实是不多见的，它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已经形成。有一段短时间，华盛顿也确乎是“万马齐喑”，鲜有不同意见发表，中美关系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和压抑。

但其实，现行美国对华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共识是很可怀疑的。早在2017年11月，当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正在酝酿剧变时，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与多位学者就美中关系集体发声，认为把两国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对立起来是一个伪命题，两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朝核问题上，两国若不是有共同利益，也有重合的利益。美国政府的两个报告发表后，就有学者如史文（Michael Swaine）立即撰文公开提出严厉批评。2018年7月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加征关税前后，布鲁金斯学会、凯托研究所等一些智库以及《外交》、《国家利益》等杂志及其网站就发表诸多分析文章，批评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外交》还对数十位国际问题专家发起问询调查，题目是《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是不相容的吗？》，结果赞成和反对者各为15人，还有5位表示中立。2018年12月，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又就2018年的两国关系举行讨论会，与会者明确拒绝把两国关系称为冷战2.0版。2019年2月，由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牵头，由17位前政府官员和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发表题为《修正航向：朝着一项有效的、可持续的对华政策》报告，提出对现政府对华政策的不同主张。2019年2月中旬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一次题为“未来美中关系”的辩论会，邀请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奥林斯（Stephen Orlins）和拉特纳进行辩论。为了总结过去40年的美中关系，乔治城大学还发起了“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不定期地邀请公共部门、商界和学界代表就美中关系进行讨论并制作视频节目（podcast）。2019年4月22日，该项目与布鲁金斯学会一起，邀请4位前政府官员进行讨论，题目是：《美国对华外交40年：哪些成功了？哪些没有？》。4位主讲人是布什政府国安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韦德宁（Denis Wilder）、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助理国防部长施大伟(David Shear)、亚洲协会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美国参加TPP谈判的代表温蒂·卡特勒(Wendy Cutler)、USTR前驻华代表詹姆士·格林(James Green)。

2019年3月4日，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Richard Bush）与何瑞恩(Ryan Hass)发表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国的辩论仍在进行》。文章指出，过去一年多来美国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是政治上的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的辩论，在华盛顿出现的对华政策共识主要是“左边的进步主义者和右边的民族主义者的联盟”，认同这种共识的主要是安全问题上的鹰派、经济问题上的民族主义者和大战略派。实际上这种情况早就有过。北京政治风波后，1990年年初也有一个类似的联盟，即赫尔姆斯（Jesse Helms）与佩罗西(Nancy Pelosi)的联盟，他们都表示了对中国深深的失望。当然那时的情况与现在非常不同。当前，总统的声音放大了两国的分歧。文章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并没有共识”，盖洛普、皮尤、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中国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

卜睿哲与何瑞恩的文章不长，却说得入木三分。从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辩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40年的对华接触政策是不是失败了？美国应该结束对华接触政策吗？现行政策应该做什么修正？特朗普政府的两个报告实际上详述了遏制派的意见，本文偏重阐述辩论另一方接触派的看法。

一、争论之一：对华接触政策是不是失败了？

（一）遏制派：破除关于中国的“幻想”

2018年2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世纪？》。文章指出，正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一再警告过的，中国的崛起可能是破坏性的。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之所以如此迟钝，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实行了韬光养晦的策略，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是由应对中国崛起的一整套核心理念所决定的。接着他逐一批驳了这些理念。第一，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说，“中国的集权政府是短时间的现象，不久将出现更人道的政府”；第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说，这不是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发明，早在20世纪90年代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国务卿就作过类似表态，可见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理念；第三，“你把中国当作敌人，中国就会成为敌人”的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照此说法，决定中国行为的不是中国的主观愿望，而是美国的意愿；第四，“与其说美国担心中国的强大，不如说美国担心中国的羸弱”，奥巴马在2016年还曾经这样说，前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还说，“中国太大了，不能倒”；第五，“中国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今天的威胁”，从而放松了对中国的警惕。总之，布兰兹认为防止一个越来越自信的中国改变东亚秩序，甚至在全球挑战美国利益，是对21世纪美国治国理政的一个标志性挑战。

曾任切尼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阿隆·弗里德伯格是宣传“中国威胁论”的老手，他认为在过去1/4世纪里，“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片面，华盛顿继续寻求与中国的接触，却没有在外交和军事上给予足够的投入来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也没有对向一个崛起的战略竞争者开放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风险给予足够注意”。现在美国面临一个要竭力重塑亚洲和世界的中国，“这是历史性的挑战”，但不是突如其来的。

外交关系委员会最近发表了前驻印度大使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的报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比看起来的好》，充分肯定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指出，冷战结束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误解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乐观对待中美关系，而中国却在实现其大战略。他把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接触加对冲”的战略视同越南战争、入侵伊拉克一样的错误，“甚至是过去70年来美国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误”。而特朗普政府看清了这一点，与其前任的政策实行了决裂。因此他给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打了B+。这三篇文章在支持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性转变方面具有代表性。

（二）接触派：对华接触政策没有失败

美国政府的两个报告一发表即遭到学界的批评。史文（Michael Swaine）在2018年3月撰文，尖锐地指出特朗普政府“通过指责北京蓄意颠覆整个全球秩序，寻求把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置于与中国的零和博弈之中”。史文在6月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又指出，中国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并不能为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对华政策提供支撑；中国支持当前国际秩序的许多部分，包括为特朗普政府所拒绝和破坏的气候变化和多边贸易体制。

2018年七八月号《外交》刊登了一组对前述坎贝尔、拉特纳文章的反馈短文，一些前政府官员，如芮效俭( J.Stapelton Roy)大使、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等都不同意“把过去几十年对华政策的许多成就一风吹”的看法，肯定“接触政策是成功的”，“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很好地服务了美国利益”。芮效俭指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基于“改变中国”的设想，这是“一个错误的前提”，尼克松访华、卡特与中国建交都是为了“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取得地缘战略上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民主体制的“虚无缥缈的梦想”。柯庆生和帕特莉霞·金（Patricia Kim）指出，中国决定与美国一起反对苏联霸权使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部署的军队远远多于在华约国家的驻军；在亚太安全问题上，中国默认了美军在亚太的存在，默认了美日同盟，而且“没有努力把美军撵出亚洲”；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在其“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下与台湾保持了强有力的关系；在经贸方面，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对华出口增长快于对其他市场的出口，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在国际问题上，“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实践虽然令人失望，但不是完全的失败，中国在苏丹、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上与美国的合作是有成就的。亚洲协会的报告同样肯定过去40年“基于原则立场的接触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

其他一些前政府官员和学者，如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Freeman,Jr.）、前国安会负责亚太事务资深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奥林斯等都充分肯定了美国从两国关系中的获益，指出特朗普政府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一些说法是误导性的、夸大的，甚至是虚假的，是妖魔化中国；给中国打上“战略竞争者”、“修正主义国家”的标签是荒谬的，这样的夸大其词将给美国带来可怕的政策后果。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也指出，固执地把中国当作实现“美国梦”的威胁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已经导致以牙还牙的关税、不断升级的安全威胁、关于新冷战的警告，甚至有关崛起的大国与当前全球霸主之间将爆发军事冲突的议论。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专家、曾任世界银行中蒙部主任的戴大伟（David Dollar）在2019年4月撰文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好坏参半。他具体列出了八个领域，在其中三个领域两国的合作富有成果，甚至超出预期：降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和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防扩散；在两个领域对华合作达到了预期：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援助；有三个领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市场准入、南海问题、民主与人权问题。

二、争论之二：美国应该结束对华接触政策吗？

遏制派认为，美中两国的志向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两者之间没有重合的利益（overlapping interest），有的主张与中国对抗，有的主张实质性脱钩（substantial disengagement）。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高关税，试图切断从中国的进口，把中国排除在美国的供应链之外；国会和政府都在从严控制中国的投资，导致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在美国校园里限制和排斥中国学生，攻击孔子学院；一些国会议员要进一步限制本来就很少的中国驻美媒体；两军交往备受限制。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正朝着与中国脱离接触的方向发展。这种政策遭到了接触派的广泛批评。

（一）接触派：美中脱钩不可行

亚洲协会的报告提出，“我们不主张美国政策转向遏制或者放弃与中国进行合作”，“一个敌对的中美关系不符合谁的利益。需要有一种更负责任的治国理政，它既能保卫美国利益，又能避免双输的结局”。报告批评特朗普政府在限制中国的高技术投资和人才进入美国方面做得过于仓促，警告美国政府要避免这种自我打败的措施，损坏美国的创新经济和经济竞争力，并给华裔科学家、工程师蒙上阴影。谢淑丽指出，与中国“脱钩”是巨大的错误，它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大破坏，损害世界经济稳定，破坏供应链，而这些供应链是过去三四十年我们享有的国际和平的基础。

世界银行前行长、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认为，特朗普要使美中经济脱钩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不能遏制中国”。佐利克认为特朗普没有进行系统性思考，他考虑的是做一笔买卖，达成一项交易，“这不是美国今天该做的”。他不认可美国政府“交易性的、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贝德指出，美国政府疏远中国的做法，“从根本上放弃了与中国规模巨大的交往和接触，是对中美关系长远基础的一种改变，政府没有对这样做的成本和收益、风险和机会经过认真的公开讨论”。他警告说，如果这种政策继续下去，如果断绝接触，美国将培育仇视美国的一代中国人；将在反恐、防扩散等许多问题上丧失影响中国的手段；美国大多数公司领导人感觉它们仍然需要中国的市场和供应链。总之，断绝接触是不可行的，“这是一个糟糕的政策基础”。

易明虽然对中国多有批评，但也认为，“最重要的可能是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不要用墙把我们自己完全护卫起来”。

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对华政策转向消极更多是首都华盛顿的现象，而不是全美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美国地方上对中国的看法要积极得多。各州州长一如既往地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在对华政策方面，他们与特朗普不是“一条心”。

（二）接触派：美中之间要增强接触

有论者强调了美中之间加强接触和交流的重要性。前资深参议员、前驻华大使鲍卡斯（Max Baucus）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相互需要对方，需要与对方共同工作”，“我们在一起做得越多，我们就更繁荣，我们就更发展，我们两国人民可以在对我们重要的问题上共同工作——就业、餐桌上的食物、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孩子的教育”，等等，他呼吁“美国人走出去，去旅行，去中国，去感受它，尝试它，看它，闻它，去吃臭豆腐，然后你就会发觉，中国人是很棒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利·萨克斯（Jeffrey Sacs）也认为越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各方面人士、学者、艺术家、游客和商人，越要加强交流，以对冲国家层面不信任感的上升。

（三）接触派：美中之间不会有冷战，但要防止“红色恐慌”

关于美中正在进入新冷战的噪音不时现于美国媒体。约瑟夫·奈明确表示，美中不会有冷战。美中关系与美苏关系很不一样。美苏之间几乎没有经济联系，几乎没有人员交流，现在中国在美留学生有37.5万人，还有几百万旅游者，两个社会之间的交往使彼此不能孤立，也使彼此抹黑对方变得困难。耶鲁大学教授、冷战史专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直率地说：“对于很多人所称的‘新冷战’，或‘冷战2.0’‘冷战3.0’，我的回答是：无稽之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Bonnie Glaser）也不同意美中走向新冷战的说法。她认为，冷战的主要特征是美国与苏联之间意识形态的竞争，现在的美中两国关系中没有这样的特征，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寻求势力范围，或组织一个盟国集团来对抗美国。

傅立民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骏远（Avery Goldstein）都指出，现在不存在美中进行冷战的国际条件。难以想象有哪个国家不想避免被卷入两国的长期对抗，甚至中国的地区竞争者印度和日本也都认为有必要与中国合作来推进共同利益。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如同冷战时期那样效忠一个超级强国去反对另一个超级强国。

尽管如此，论者仍担心类似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针对中国的“红色恐慌”（red scare）。韦德宁说，我们派人到中国去学习，本来是要让他们回国后进政府，担任涉华工作的，但是现在因为他们在中国待过，通不过政审。谢淑丽也指出，现在美国情报部门不断警告人们要当心、小心中国的间谍行为，所有华人包括美籍华人头上都被阴云笼罩，这种“红色恐慌”令人担忧。约瑟夫·奈也提醒要谨防这种“红色恐慌”。

三、接触派提出纠偏思路：“修正航向”

(一)特朗普为中美贸易争端开的药方是错的

近一年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关税，给两国关系带来巨大冲击。美国商界和学界对此均有许多批评，商界的批评偏重于实际的利害关系，而学界的批评则偏重于学理的分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等指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不仅对两国工人，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都是破坏性的”，既有短期的直接的代价，也有对世界贸易体系长远的间接的影响。前财长鲁宾（Robert Rubin）认为,“所有主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总统以两国贸易逆差来评价双边贸易的理论是错误的分析”，双方要为当前的争端寻找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中国要继续实行改革，美方要认识到，它不能简单地要求中国改变模式。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指出，事实上并没有合理的论据证明，如果中国对美国的每一项贸易需求都让步，美国的GDP会增长1%。美国经济的失败是由美国的经济决策造成的，中国绝不是美国中西部经济受挫的主要原因。前商务部长、前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也同意，当前这样的贸易争端是很有害的，在贸易战中没有赢家，输得最多的是美国的消费者和工人。何瑞恩指出,特朗普为美中贸易争端“开的药方是错的”。傅立民批评了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佐利克认为征收高关税不是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问题的正确途径，这不能解决美国担心的根本问题，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中国商会主席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最近的表态值得注意。一些美国媒体常说，作为支持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力量的商界对中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不满。夏尊恩的文章指出，美国中国商会2019年2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大多数会员对中国国内市场前景预测谨慎乐观。“中美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和机会，必须通过积极正面的沟通来解决和把握。经贸摩擦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改善经贸关系将惠及两国人民”，“经贸仍是中美关系压舱石”。

（二）如何管控美中之间的竞争？

如何定位美中两国的竞争,如何管控竞争,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怎样，是一年多来学者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

1.全面竞争还是部分竞争？

拉特纳称，当他使用“战略竞争”一词时，他想的是中美两国间全面的竞争，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一个由中国领导的秩序是什么样子，中国在那些灰色地区将缓慢地扩张其势力范围，使之成为经济范围和政治范围。奥林斯不赞成这种看法，表示他可以同意美中两国是经济和外交上的竞争对手，但不认为是战略竞争者。谢淑丽认为，“双边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更具竞争性，但竞争不总是坏事。比如谁将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谁更能帮助国际机构加强建设?谁能提供更多的外援以及用外交的方式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朋友和盟友？在这些方面是可以竞争的。

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表示，美中两国确实存在着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意味着具有冲突性，双方需要消除竞争中的有害因素，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展开合作，在必须竞争的领域展开竞争，但双方的行为方式应该让世界更加安全和繁荣。

2.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哈佛大学教授、休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指出中国现在既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又是美国的战略伙伴。美中双边关系需要一个新的框架，能同时包含竞争和合作的重要领域。美中两国在确保各自的生存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同时必须解决围绕着经济关系的问题。他希望两国决策者考虑使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能够在和平中共处的问题。

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Stephen Hadley)指出，战略竞争对手未必成为战略敌人，竞争与合作不是矛盾的，如果竞争是中美关系的全部，那将是两败俱伤，并将产生骇人的后果。战略竞争者并非要成为战略对手（adversary）,为此，两国必须合作共事发展出一个框架，为竞争设定界线，防止它把两国驱入对抗性的冲突，并使两国有一定的合作空间。

约瑟夫·奈把未来的中美关系定位为“合作性竞争”。他认为从长远来说，美中之间互不对对方生存构成威胁，谁也无意消灭对方，既然如此，竞争就是可管控的。美中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两国之间可以有一套交通规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亚洲协会的报告提出了“聪明的竞争”（smart competition）,也是既竞争又合作，要点是：增强美国自己的力量，同时在一切与中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保持尽可能多的合作；与中国谈判解决那些关键的争议；维护在过去几十年中增进了两国和世界的福祉和安全的国际机制，并使其与时俱进。报告也要求两国的各方面交流，商业、教育和人文的交流，更加透明和对等。傅立民认为，双方未来关系的模式是“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竞争、选择性对抗”。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互相合作，在一些问题上各干各的，在另一些问题上彼此反对。过去所习惯应对的是或好或坏的关系模式，而现在的双边关系则是好坏兼具。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副教授、《相向而行：如何缓和美中之间日渐显现的竞争关系》一书的作者莱尔·戈德茨坦（Lyle Goldstein）在多个场合指出，中国的意图是相对善良的，“与中国相向而行”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3.美中两国仍然是“利益攸关方”

2005年9月佐利克副国务卿提出了美中两国应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从现行国际体系的角度提出的概念。傅立民指出，中国并不想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恰恰相反，中国正是在这个秩序内实现了繁荣。因此，中国正在努力维护这个秩序，中国对美国是一个挑战，而不是威胁。

董云裳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她没有看到中国秘密干涉美国内政的证据，不认为中国有取代美国的目标，中国（对于美国来说）一直是“竞争国”， 但不是修正主义势力。美中两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可以找到有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法。中美关系应该是“共同演进”（co-evolution）,中国是美国一个“有价值的伙伴”，美国应该抓住中国崛起的机遇。“如果我们找不到与中国合作的道路，我们将迎来极其困难的未来”。她认为美国要接受一些客观事实，鉴于中国的人口4倍于美国，中国经济总量最终会超过美国。董云裳在几个场合提到“利益攸关方”的说法，2019年1月28日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的讨论会上，她仍然认为这是个有价值的主张。在前引哈德利、贝德等人的文章中也一再提到“利益攸关方”的说法，并提出要确定一种途经、结构、共同目的和价值观，去努力加以实施。

4.美国要调整心态

心态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中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学者一再指出了美国对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焦虑感，对此许多美国学者是认同的。约瑟夫·奈明确提出，美国人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认为我们是‘凌驾于’别的国家之上的大国，而要认为我们是与别的国家‘一起’的大国”。傅立民也指出，现在双方对对方都有一种挫折感，“其根源在于心理状态，更多地是由于双方之间威望和权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双方抱怨的某些具体问题”。杰弗利·萨克森也认为，当前中美摩擦的本质是美国在心态上对正在到来的多极化世界尚未做好准备，大部分美国政治领导人还不能接受一个有多个权力中心、以国际法治为基础的多极世界体系。

虽然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说欢迎中国的崛起，但艾利森指出，真要让美国接受中国崛起，接受这个现实会非常痛苦，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但美国人终究是务实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要做得不骄不躁也并非易事。“我想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适应现实”。他还说，对于在美国独霸时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来说，中国取代美国变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简直不可思议。很多美国人认为，经济优势是一个不能失去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国民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傅立民指出，美国当了100多年的世界第一，现在到了发现自己面临中国等国家竞争的时候，要适应自己实力的相对下降，这是很艰难的心理调适。中国应该更自信，更宽宏大量，更慷慨，也需要经历一段对自己崛起的心理调适期。这些学者的看法颇有深度，他们认为，没有这种心理上的相互调适和磨合，美中两国相处就会困难重重 。

四、析  论

第一，在中美关系中，接触和遏制是大的分野，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对华政策是遏制，双方没有接触，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人员交流方面。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后，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遏制转变为接触，直到两国关系正常化，实现了全面的接触。所以中美两国是否接触是一个大原则，接触了，就能找到利益汇合点，就能发展共同利益，合作共赢；断绝接触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回到隔绝和对抗的老路上去，是没有出路的。美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对华遏制的政策并开始实施，如打压和封锁华为，并力图游说盟国共同抵制华为；对中国赴美参加正常学术交流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拒发签证或设置障碍，进行骚扰，最近又异想天开地要求所有申请美国签证者提供过去5年在20个社交网页上使用过的个人账号，等等。有人已经在设想，在5G方面世界上是否会形成两套标准、两套系统；世界上是否会存在由美国领导的和由中国领导的两种秩序。那就是真正回到冷战去了。历史不会开这样的倒车，全球化使各国经济深度相互依存，中美两国经济也是高度融合，硬要把在全球化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比较、选择和竞争，自然形成的供应链和价值链拆分开来，是做不到的，即使部分的拆分也会给相关国家的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目前世界各地已经有许多这样的反应了。我们要十分注重和警惕这种中美“脱钩”（decoupling）的说法和做法，保持接触至关重要。

第二，就接触派而言，意见也是各种各样的，文中已经提到，对于如何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就有许多议论和主张。同时必须看到，现在一些知华派的观点与前几年相比也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承认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应该继续合作共事的同时，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增加了，对中国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强硬了，对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则表示了某种理解和认可。如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Jr.），当年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之一，曾任高盛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在中国有多个投资项目，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受益者。他在最近接受CBS News采访时关于美方挑起的贸易摩擦就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他也认同“贸易战没有赢家”， 但当主持人说“这将伤害我们自己”时，他竟然说“其实不然”， 并解释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开放中国经济方面做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对打破两国竞争的体制壁垒十分重要。他还说，我倾向于同我们的盟友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加压力，但它们不是很强硬；关税不是完美的工具，如果持续时间长了，是会伤着我们自己的，那就是付代价了，云云。在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修正航向》的报告中说：“中国近来的许多行为要求美国对其作出坚定反应，并更坚持公平和对等，而且不能保证中方愿意以建设性的方式作出回应。但是美国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同样会有损失……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挑战是要准确估量中国威胁，并寻求能有效地对付威胁而不削弱美国体制的活力、我们的同盟结构或我们的经济福祉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做法简单、粗暴、仓促和鲁莽，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因此要加以修正。既然接触派中不少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也变了，因此修正现行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去了”的原因之一吧。

尽管如此，在接触派的言论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对中美关系的一些理性的思考，如认为“利益攸关方”的提法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正确的定位，如提出美国要调整居高临下的心态，如提出提防“红色恐慌”的警告。在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气氛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在美国政府非理性主义当道、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的情况下，这些知华派仍然秉持自由主义的理念，坚持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保持美国社会的开放、保持言论自由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反对种族主义和族群歧视，反对极端的思维和极端的做法，客观而平心静气地思考中美两国关系，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意见与中国学者的看法有较多的共识。这派意见虽然时下处于劣势，但它对美国政策和舆论是会有影响的。

第三，40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在美国一直是既有共识又有分歧的，辩论是常事、常态，尤其是在中美关系的重要转折关头。中美关系正常化在美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在台湾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才有《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是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更为激烈，导致中美关系解冻、两国建交的重要战略基础消失了，中国、中美关系对美国还有多么重要？什么是中美两国关系新的基础？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决定了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经过一番曲折和斗争，美国社会基本达成共识，并通过1997年、1998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实现了中美关系脱胎换骨的重新正常化；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协定后，在是否建立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立法问题上又有一场大辩论，辩论的主战场在国会，最后达成妥协：立法通过了，但设立了两个委员会：“国会—行政部门委员会”和“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作为牵制和平衡；中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中逆势增长，2010年GDP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奥巴马也惊呼: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政界和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当前这场辩论实际上是那场辩论的继续，辩论双方的队伍基本不变，辩论的主题仍然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此次辩论与以往辩论的主要不同在于，在以往几次辩论中，接触派都是主流，是多数，是主导对华政策的，而现在遏制派的主张主导了现行对华政策，成了舆论的主流，处于攻势和强势，接触派或曰温和派的主张处于守势和劣势，遭到打压。原因主要是，第一，由于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中国成了美国经济问题，如中产阶级的萎缩、铁锈带的困境、白人蓝领生活状况恶化的替罪羊；第二，由于中美两国国力差距的缩小而产生的对中国追赶的焦虑感与美国历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产生了严重矛盾，打压中国在美国成为时尚；第三，特朗普这位政治素人强硬、蛮狠、执着、好斗、迎合民粹主义、注重眼前利益，总统的所作所为放大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特朗普周围的人也多半代表极右势力，或是经济民粹主义者，或具有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但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国社会肯定不是铁板一块,本文仅仅是从接触派的言论中选取了很小的一部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理性之光和智慧之光，因此我们对中美关系前景不必过于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