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任内，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美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跌入了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低谷。于是，一些美国学者便认为，两国关系陷入了“新冷战”，特朗普给拜登新政府留下了一场“新冷战”。也有少数中国学者多少附和这种看法。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冷战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美相互依存是美苏之间所没有的

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依存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所没有的。这里的依存有两大类，一类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一类是非经济的。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又包括双边的和多边的。中美建交四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特别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真正起飞，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你只有我，我中有你，真正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据美方统计，到2011年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货物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达5390亿美元。2015年美国对华贸易占美国外贸比重达16%，中国对美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为14.1%。[1]特朗普当政以后发起了对华贸易战，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但这没有能够扼杀双边的贸易关系,2017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6359.7亿美元（美方统计），比上年增长10.0%。其中，美对华出口1303.7亿美元，占美出口总额的8.4%；美自华进口5056.0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6%。[2] 2019年有所下降，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双边贸易又逆势回升，比上年增长了8.8%，达4.06万亿人民币。[3]特朗普政府一再鼓吹中美“脱钩”，但响应的美商寥寥无几。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其巨大的消费潜力对企业家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脱钩”说到底是市场行为，而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是否“脱钩”是要由企业来做主。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企业仍然将中国消费者视为巨大的机会。在华有生产经营活动的200家企业中，超过七成的企业没有撤离中国的计划，只有3.7%的企业表示将部分生产环节由中国转移至美国，而且是些比较小的企业。[4]2021年第一季度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61.3%。[5]这种经济纽带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是不存在的，当时两国的贸易额极其微小。

多边的经济相互依赖最突出的表现是应对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危机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在美国爆发，很快波及全球。美国高官直接给中方领导人打电话，希望中方合作，同舟共济成了当时美国高官的口头语。中方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活动，与美方及各国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抵制保护主义，使危机没有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衰退。中国经济攻坚克难，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美国也从中国的贡献中获益匪浅。

当今中美之间的非经济相互依存是常常被忽视的，实际上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句流行语是“与国际接轨”。到了本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国既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合作应对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和抗击SARS、埃博拉、新冠疫情等流行病、在达成和实施《巴黎气候协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胜任，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中国与国际社会包括美国都是相互依存的。

在冷战时期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苏联虽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美苏在安理会更多是争吵，而不是合作。当然也不能说美苏完全没有合作。双方合作的主要表现在军备控制方面。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双方都感受到了核战争的威胁，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把军备控制提上了日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实现了两国之间的“恐怖平衡”（双方都惧怕对方的核武器），这是两国最主要的相互依存了，这与当今中美的相互依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可惜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特朗普当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已经把这些军控机制破坏得所剩无几了。

意识形态之争今昔不同

冷战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意识形态之争，一个是集团或“阵营”之争。

从意识形态之争看，首先，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生死之争。美国认为苏联在“扩张共产主义”，苏联认为美国要“消灭社会主义”，几乎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其次，两国都动员起意识形态的力量来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服务，美国把苏联看成它实现世界霸权，确保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全球体系的最大障碍。美国的政治精英无不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是对自由的主要威胁”；[6]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就危言耸听地说：共产主义“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杜鲁门利用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的心理，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从此，任何对西方制度的威胁，都可以被随意说成是共产党鼓动的，而不是制度本身引起的问题。正是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滥用导致了日后的麦卡锡主义。[7]

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与冷战时期美苏形同水火的对立关系不同。首先，中国没有“传教士”的使命感，没有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别国的欲望与传统，中国奉行的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提倡的是：“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8]2013年中国在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时也把“相互尊重”作为一项重要原则。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把“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作为新时代外交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其次，中方吸收别国包括美国的长处，但不照搬，而是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也决不把自己的经验作为一种“模式”向外输出，而是认为各国都必须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一点，美国有识之士也是承认的，如美国前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关于中美关系的一次讲话中就说，中国与前苏联不一样，中国不寻求扩展激进的反美的意识形态。[9]第三，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即使对外援助也不附带政治条件，在实行“一带一路”项目中，中国欢迎所有沿线国家加入进来，与中国一起共商、共建、共享，并努力实行与各国自己的发展规划相对接，完全不以意识形态来区别亲疏远近。至于蓬佩奥之流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观察事物，丑化中国，只能说明他们人到了21世纪，思想却还留在冷战时代。

当今世界不存在集团和阵营竞争

美苏冷战的另一个特征是集团竞争，在欧洲是华约和北约，在全球是两个阵营，美苏是两个集团的头。集团的利益高于集团个别成员国的利益，成员国的利益服从集团的利益。双方是全面的对立和对抗，对国际事务的表态也是泾渭分明。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样。诚然，美国的同盟体系仍然存在，它是美国全球地位的重要支柱。但现在的盟国已经不是冷战时代的盟国，各国都在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当年德国、法国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最好的例子。最近的两件大事也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与中欧结束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美国的许多盟国都是这两个协定的成员国。通过RCEP， 中国与日本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中国还将积极努力与日、韩达成三边的自贸协定。《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历经7年谈判达成，是一个全面、平衡、双赢的协定，也是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一个很好的展示。虽然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表示已冻结有关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协定后续进程出现一些波折，但协定符合双方利益是各方共识。据比利时智库布鲁塞尔研究所5月21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称，2019年至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超过23%。[10]欧洲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只会增强，不会削弱。可见，不论美国哪届政府，要想组织一个所谓“民主联盟”“价值观联盟”来共同对付中国，谈何容易。

至于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是“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11]是结伴不结盟的政策。新时期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有如下特点：第一，国家不分大小，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第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区分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标准；第三，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关切，强调互利双赢，给彼此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第四，坚持开放合作，不是排他的，不针对第三方，一个国家可以是多国的伙伴。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搞得风生水起，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又充实了伙伴关系外交的内涵。这与冷战时代的集团外交完全不同。

总之，中美“新冷战”的说法对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进行了不恰当的比附，是误导性的，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两国关系。

相向而行，重建中美关系

在过去七十年中，中美关系有过两次重建。第一次是从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次重建根本改变了 中美关系的性质，使之从敌对的关系变为正常国家关系。第二次重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变，由于先前中美两国和解的战略基础消失，在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颠簸之后，两国重新认定了共同利益，成功地实现了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重建了两国关系。此后，中美关系得到了二十多年比较健康稳定的发展，帮助营造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现在提出再次重建中美关系，主要有三个理由。首先，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台，但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全面的严重破坏，中美关系非重建不可了。其次，二十多年来，中国、美国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关系的重建要充分考虑新的形势和现实。第三，毋庸讳言，现在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扩大了，对这些竞争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要有章可循，不能无规则地竞争。现在中美之间也有一些管控的规则，但在许多方面还缺乏规则，双方要就管控分歧进行全面、深入、持久的对话，这是重建两国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虽然美国民主党也把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但民主党与共和党还是有不同的理念，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有不同认识，特朗普从民粹主义出发不可能对中美关系得出理性的看法，拜登及其团队认为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两国仍然可以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的相关问题上进行合作；拜登新政府在行事方式上也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不可预测，翻来覆去。从美国大选结束以来，中方已经多次发出信息，希望新政府重拾理性，美中两国相向而行，重启对话，聚焦合作，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原文载《前线》2021年第6期。

注释：

[1]宋国友：《融合、竞争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再锚定》， 吴心伯主编：《 中美战略关系报告 ·2015》， 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2]中商产业研究院：《2017年中国与美国双边贸易概况》，2018年3月7日发布，https://www.askci.com/news/finance/20180307/162447119223_2.shtm

[3]《202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值4.06万亿元，增长8.8%》，2021年1月14日，https://money.163.com/21/0114/11/G0A4S04600259DLP.html

[4]澎湃新闻：《 上海美国商会报告：七成受访企业表示不会将生产环节迁出中国》，2020年9月9日，https://www.sohu.com/a/417296764_260616

[5]杨洁篪：《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把握中美关系正确方向——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人民日报》2021年4月29日。

[6]章百家、牛军主编：《 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7]沃尔特 · 拉菲贝著、游燮庭等译：《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4-65页。

[8]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江泽民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1997年11月1日》，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998年版，第68页。

[9] Robert Zoellick, “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September 21, 2005,

[10]《欧洲议会冻结中欧投资协定后，德国总理默克尔表态了！》， 《环球时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422204876875132&wfr=spider&fpr=pc

[11]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 王泰平主编、张光佑副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