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按照文献记载，孔子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叫公冶长的人。这位公冶长，身份是“在缧绁之中”。“缧绁”，主流的注疏解释，说是捆绑罪人的黑色绳索。公冶长身份虽然是罪犯，实际上却是无辜的，而且人品还不错，因此孔子将女儿嫁给他。
有一条先秦文献，可供参考，说明“缧绁”的含义。《史记·管晏列传》“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正义》引《晏子春秋》：“晏子之晋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负薪，息于途侧。晏子问曰：“何者？”对曰：“我石父也，苟免饥冻，为人臣仆”。晏子解其左骖赎之，载与俱归”。在这条材料中，“在缧绁中”的越石父，其身份是“臣仆”，而不是囚徒。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臣仆“在缧绁中”的状态，并不是一般想象的，被黑色的绳索给绑起来，关在监狱中。而是在外面背柴，累了还在路旁休息一下。
越石父这种“缧绁之中”，倒是很接近秦律中的隶臣妾。在秦律中，隶臣妾被政府用于各类事物，如传送文书、监管城旦、工厂劳动等，有时也卖给或暂时借给私人。有人怀疑说，公冶长被关押在监狱中，如何完婚？其实，如果不仅仅将“缧绁”狭隘地理解为黑色绳索的捆绑，而是从历史角度，将“缧绁”理解为广义的臣仆状态，参与各类劳务，就容易理解了。在竹简所见秦律中，隶臣是有家室的，秦律规定“禀衣者，隶臣、府隶之毋（无）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意思是说，隶臣有妻室的，就由妻室给他置办冬、夏衣服。如果没有妻室，就由政府发放买衣服的钱。在另一条秦律中还规定，说“隶臣有妻，妻更及有外妻者，责衣”，意思是隶臣的妻子是更隶妾或庶人身份的，应该给隶臣提供衣服（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67页、87—88页）。可见，隶臣的妻室中，有的不是奴隶身份，而是庶人。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春秋晚期的齐国（公冶长是齐国人）和战国时代的秦国有完全相同的隶臣妾制度。但借助秦的材料，有助于去推测公冶长的“缧绁”和“臣仆”身份。应该说，作为类似隶臣身份的公冶长，和孔子女儿完婚，而孔子的女儿继续保持其自由人身份，是没有问题的。
李零先生谈到，战国工官，常以“公”字表示官营，并称呼负责铸造铜器或铁器的官员为“冶师”或“冶”（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12页）。在战国器物中，“冶”的铭文常伴有“右官”、“右库”等使用罪人为劳动力的铸造工厂名号（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中华书局，第543页）。战国兵器铭文中也有“冶臣”之说（裘锡圭：《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自《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94页）。秦简中，亦有“工隶臣”（《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3页）。即让隶臣在工厂中从事冶铸和兵器生产等活动。在魏国兵器上，多有掌管左右库、上库罪徒的工厂中，由一线劳工署名“冶X”的辞铭（苏辉：《魏国纪年兵器研究》，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河北大学出版社，第98—99页）。《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公冶长名叫“长”，字也叫“长”，显然是有问题的。可能的解释，就是他根本没有字，单名就是“长”。若按照魏国兵器刻辞的标准，公冶长应该写作“冶长”。而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十三篇》，是保存齐国的法令，其中就将“罚为公人”作为一种处罚（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中华书局，第127页）。“公人”，也就是齐国的奴隶。按此，齐国人“公冶长”的“公”字，也当作此理解。
综合这些材料，大致可以推测，公冶长的名应该只是“长”，因为是缧绁之臣，被安排在“公”的官府工厂部门从事冶铸等工作，因此被称为“公冶长”。如果用秦律中的术语，他的身份应该是“工隶臣”，齐国术语，叫“公人”。此人品行应当不错，不知因什么原因犯了法，成为缧绁之臣，在官府工厂冶铸铜铁。不过，他的清白，孔子很清楚，因此说“非其罪也”。为了表示对公冶长的支持，孔子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位“工隶臣”。
公冶长显然并非孔子门徒中最优秀者，后世“儒分为八”的门派中，也不见他有门徒或思想传世。如果说孔子将女儿嫁给他，是因为公冶长的贤德，那显然最有资格当孔子女婿的是颜回，而不是这位缧绁之臣。笔者认为，要理解孔子的这一行为，只能从儒家的人道主义观点去解释。
余英时先生曾专门强调，作为一项制度，奴隶制从不被儒家认为是合法的。《论语》、《孟子》与其他儒学文本对普遍人性和人类尊严的表述，也是同样清晰。在公元1世纪，儒家文献中关于人类尊严的内容，已经开始被作为禁止买卖和杀害奴隶的法律依据（余英时：《民主、人权与儒家文化》，自《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28—329页）。两汉禁奴隶的诏令，主要根据便是“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儒家观点（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7—18页）。当然，汉代社会高度法家化，尊君卑臣，国家机构的运作极其残酷。在此严酷条件下，儒家仍然希望“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董仲舒语，见《汉书·食货志》）。到了宋代，儒家学说相当程度地成为了推进政治发展的合法依据。宋代儒者明确提出，要修改汉唐以来法家化的刑律，尤其要删除“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之类的残酷律文（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而实际上，宋代儒家对保护人权，做出了世界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大量的宋代笔记和法律使用可以证明，最迟到南宋，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废除了良贱制度，奴婢制度转化为雇用关系。法律意义上的奴隶制被废除，代之以雇佣制，所有人在法律层面上都是良民（戴建国：《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0—356页）。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制度化的形式宣布：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这一制度性突破，正是儒家人道主义观念下的结果。
南宋时代，法律上所有人都是良民，表明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被废除。当时的“人力”、“女使”，在法律上与雇主只是雇佣关系，但又具有“主仆名分”。这一点，与作为早期近代的19世纪英国雇佣制有相似之处。在1875年废除《主仆法》之前，英国的雇主与雇工之间，也具有“主仆名分”。（刘成：《英国现代转型与工党重铸》，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84—85页）。
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崖山海战与南宋的灭亡，蒙古征服者在中国重新引入奴隶制，而且规模非常巨大。清朝的统治，更是强化了奴隶制度，强化了尊君卑臣和君权专制。但必须了解，这一系列野蛮化的过程，均是部族政权武装征服的结果，而这些时代的儒家思想，也是被压迫最为深重的时期。一直到晚清，恰恰是儒家的人道主义，使得中国精英能够迅速地接受西方的人权观念。当然，这一段历史，则需要另一篇文章专门详述了。
了解这一背景，才能理解为何孔子会将女儿嫁给这样一位卑贱的“工隶臣”。公冶长是工官的冶臣，奴隶身份。但这并不是他的罪。有罪的，恰恰是剥夺人类尊严的这项制度。孔子觉得，公冶长并不是大贤，但人还不错，应该支持他，因为人类应该享有普遍的尊严。
可以说，此条是理解儒家人道主义思想的宝贵资料之一。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610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