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如果从题材方面看，最成熟或成就最大的，应该莫过于乡土文学或农村题材。《创业史》、《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白鹿原》、《秦腔》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扛鼎之作写进了文学史。它们讲述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它们提供的经验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经验。这个巨大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不衰。2016年《当代》杂志在评选年度最佳长篇小说时，入选的格非的《望春风》、贾平凹《极花》、葛亮《北鸢》、方方《软埋》、付秀莹《陌上》等获年度五佳，除了葛亮的《北鸢》之外，其他四部小说均为乡土文学。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我的看法并非虚妄。当然，这里不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乡土文学的成就或问题，而是选择那些近年来与当下生活切近、密切联系现实并对当下乡村的巨大变革表达了不同情感立场的乡土文学作品作为对象，看我们的作家是如何讲述乡村变革、如何用文学的方式进行处理的。显然，这一问题的提出，是缘于当下中国的现代性即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复杂性导致的。面对人类历史上这一从未发生过的乡村变革，作家以他们不同的认知方式，表达了不尽一致的情感立场和态度。于是，转型时期的“乡村中国”在不同的讲述中，仿佛处于不同的时空。
对乡村中国不同的认知和讲述是完全正常的。这也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言：“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那么上述情况是不能不如此的”。现代性就是不确定性，就是多种可能性。因此，对于乡村中国的判断，既要看到历史合目的性的总体性，也要看到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人群甚至不同个体的差异性。这些诸多的不同，表明当下中国的整体塑型还没有完成。这就是中国的现代性。因此，如果只从某一角度看到的乡村就指认它是乡村中国的全部，其片面性和先在的问题暴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书写乡村中国问题的作品，本身也构成了“问题”一部分。
近年来，对乡村中国的文学讲述，大致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吴玄的《西地》、《发廊》等小说。这些作品讲述的是，无论是留在乡下的还是进城的，人心都已经堕落。“所以，我叙述的故乡不是一个温暖的词语，不是精神家园，更不是一个乌托邦。从《门外少年》到《发廊》，故乡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道德上、伦理上、人性上，都已经一无所有。”乡村已经处在全面破产的境遇中。吴玄在小说中表达的认知，与梁鸿的非虚构作品《梁庄》大体相同。梁鸿尖锐地讲述了她的故乡多年来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重要的是她讲述了她看到的为难的村支书、无望的民办教师、服毒自尽的春梅、住在墓地的一家人等。梁庄给我们的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破败。破败的生活、破败的教育、破败的心情。梁庄的人心已如一盘散沙难以集聚，乡土不再温暖诗意。更严重的是，梁庄的破产不仅是乡村生活的破产，而是乡村传统中的道德、价值、信仰的破产。这个破产几乎彻底根除了乡土中国赖以存在的可能，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彻底瓦解；
一种是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麦河》。这些作品以乐观主义的情绪表达了乡村变革可以期待的未来。生机勃勃的楚王庄和鹦鹉村，虽然有不尽人意的问题，但总体上乡村中国还是可以看到未来的。周大新和关仁山在描述当下乡村变革的同时，也预示了这一变革的前景。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探索的过程。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全部复杂性不掌控在任何人的手中，它需要全民的参与和实践，而不是谁来指出一条“金光大道”。事实证明，在过去那条曾被誉为“金光大道”的路上，乡村中国和广大农民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但楚王庄和麦河两岸正在探索和实践的道路却透露出了某种微茫的曙光。但这一切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暖暖和乡亲们，双羊、三哥和桃儿们能找到他们的道路吗？
还有一种就是刘亮程的《凿空》。阿不旦在刘亮程的讲述中是如此的漫长、悠远。它的物理时间与世界没有区别，但它的文化时间一经作家的叙述竟是如此的缓慢：以不变应万变的边远乡村的文化时间确实是缓慢的，但作家的叙述使这一缓慢更加悠长。一头驴、一个铁匠铺、一只狗的叫声、一把坎土曼，这些再平凡不过的事物，在刘亮程那里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虽然西部大开发声势浩大，阿不旦的周边机器轰鸣，但作家的目光依然从容不迫地关注那些古旧事物。这道深情的目光里隐含了刘亮程的某种拒绝或迷恋：现代生活就要改变阿不旦的时间和节奏了。阿不旦的变迁已无可避免。于是，一个“两难”的命题再次出现了。《凿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怀旧，事实上自现代中国开始，对乡村中国的想象就一直没有终止。无论是鲁迅、沈从文还是所有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们一直存在一个不能解释的悖论：他们怀念乡村，他们是在城市怀念乡村，是城市的“现代”照亮了乡村传统的价值，是城市的喧嚣照亮了乡村“缓慢”的价值。一方面他们享受着城市的现代生活，一方面他们又要建构一个乡村乌托邦。就像现在的刘亮程一样，他生活在乌鲁木齐，但怀念的却是黄沙梁——阿不旦。在他们那里，乡村是一个只能想象却不能再经验的所在。其背后隐含的却是一个没有言说的逻辑——现代性没有归途，尽管它不那么好。如果是这样，《凿空》就是又一曲对乡土中国远送的挽歌。这也是《凿空》对“缓慢”如此迷恋的最后理由。
对当下乡村中国的三种叙事，表达了作家对转型时代乡村中国的不同认知和情感立场。但是，这并不是对乡村中国叙述的全部。2016年，付秀莹的《陌上》，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讲述了她的芳村故事。《陌上》一出，文坛好评如潮。这个好评当然主要是基于作品本身，同时也与付秀莹前期中短篇创作奠定的基础和口碑有关。比如她的《爱情到处流传》、《旧院》、《六月半》、《花好月圆》等，在文学界和读者那里都有很好的评价。她的中短篇小说，写得温婉安静、不急不躁，她耐心的讲述和风俗画般的场景，与传统小说的一脉有联系，同时也与今天普遍的粗糙和火爆有了距离。因此，她的小说在今天属于“稀有”一类，于是她的小说便成了“有效需求”的一部分。但在我看来，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陌上》，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出一些话题，比如如何从“历史”与“当下”两个角度看待乡土中国的变革和问题，如何将乡土中国的变革用文学的方式讲述等。所谓“历史”，就是从小说与乡土文学/农村题材的历史脉络中，看它提供的新的视野和经验；所谓“当下”，就是《陌上》在大众传媒或主流文学一片“乡愁”、“还乡”、“怀乡”等陈词滥调中透露出的情感矛盾。或者说，《陌上》既是一个与历史和现实有关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面对乡村变革犹豫不决、充满阐释焦虑的小说。“现代”对芳村的遮蔽，是作家对芳村有意的过滤。一方面，芳村没有雾霾，没有“探头”监控，没有网管，没有高额房价、拥挤的交通、没有银行卡被盗、没有“碰瓷”、没有出租屋的无名女尸或瞬间没了踪影的融资公司。于是，芳村已然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方面，芳村在不动声色中已然完成了它的蜕变。
《陌上》没有完整的线性情节，人物也是散乱的。这当然是芳村的生活现状决定的。或者说面对当下的乡村，没有人能够再结构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秦腔》、《空山》、《上塘书》等莫不如此。因此，付秀莹选择了“挨家挨户”写起的结构方式——既没有人尝试过，同时也是她熟悉的方式。于是，我们便逐一走进了翠台、香罗、素台、小鸾、望日莲等的庭院或家里。听芳村的“妇女闲聊录”，这些家庭除了成员外没有多大差异，甚至家庭矛盾都大体相似，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不多的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现代器物”，芳村的生活与前现代并无多大差异。因此，“芳村”既是付秀莹了解的当下的“芳村”，也是她记忆中的“芳村”。她对芳村的热爱几乎没有一丝掩饰，这在她对芳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中一览无余。但是，风和日丽下的芳村早已不是过去。芳村已经被“现代”照亮，芳村正逐渐向“现代”屈服。这是芳村真正的可怕之处，它在不被注意之处缓慢沦陷——道德、伦理、价值观的变异以及精神世界的空洞无物。芳村女人对在县城开发廊的香罗的态度，既羡慕又嫉妒。她们看不上香罗，但又“酸溜溜”的；香罗的服饰领导着芳村的潮流，她的头发、化妆品“是芳村女人学习的榜样”。“现代”对芳村的巨大冲击，更在于芳村“差序格局”的解体，不仅几个家庭都有两代人——尤其是婆媳之间的矛盾，更有二流子调戏长辈的事情的发生。更为严峻的是，我们发现芳村的女性没有任何精神生活，没有任何可以皈依的精神宿地。这与传统的乡土中国的世情小说一脉相承。如同在《红楼梦》、《金瓶梅》以及明清白话小说里讲述的女性几乎完全一样。这是付秀莹无意中最有价值的发现。乡村文明在悄无声息中彻底溃败了。这就是付秀莹面对芳村的情感矛盾，也是她不得不说的故事。
这些作品是在严肃地表达他们对乡村中国历史变迁的认知和情感态度。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乡村共生于同一时空下，也让我们通过这些文学化的讲述，进一步理解了中国现代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不同于那些“乡愁”、“怀乡”、“思乡”的陈词滥调。关于“乡愁”的大肆风行，是这个时代无病呻吟的空前发作。我们知道乡愁、返乡、还乡，在想象中虚拟了一个关于城乡的时空，有了时空就有了情感表达的可能性。这一文学叙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非常普遍。比如“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近乡情更怯”、“家书抵万金”。有了时空距离，才会有情感发生，比如思念、挂牵等。亲友因隔了物理时空，也就有了更阔大的情感空间。所谓离愁别绪、生离死别，都是在空间距离中产生的。 但在现代社会，这完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他们既享受现代都市的便捷、多元文化生活，又要那只可想象难以经验——其实并不存在的“乡下”。或者说，这一自欺欺人的说法，连讲述者自身也说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还是格非说的坦诚，他发表《望春风》后的一次演讲中说，他曾多次回乡，但后来“突然发现有一个惊人的变化，我发现我不想家了。而且我对家乡感到厌恶，我发现农村已经凋敝到一个没法让我待下去的程度。”“我突然发现，你到了乡村以后，你碰到的乡民，乡里面的乡亲父老，他的价值观突然变得及其单一，就是完全是为了钱，完全为了一些简单的经济上的问题，比如他们会不断地问你的收入，他们会说，你当了大学教授，你拿这么点钱，这种观点在乡村变得非常非常严重。”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它不可能按原来路线返回起点。《望春风》的返乡之旅并不是要回到那个起点。因此，以“乡愁”为代表的话题，是向后看的、以煽情为能事的怀乡病、伪情感。它试图建构起一个怀乡的“总体性”，以潜隐的方式抗拒有无限可能性的现代性。这是一种未做宣告的秘密，它与当下乡土文学写作的局限性不在一个范畴里。当任何一个作家难以讲述今日中国乡村全貌的时候，每一种局限性就都有合理性。不同的是他们讲述乡村的出发点不同，但他们试图认识当下乡村中国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文学在作用世道人心的同时，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当下中国的巨大变革中来，推动中国乡村变革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现代性设计了乡村发展的路线图，它有历史合目的性，但左右这个预期和目的的多种力量又有不可掌控的一面。乡村改革，就是使尽可能祛除那不可掌控的力量缩短我们抵达目的的时间或周期，但它绝不是回到过去。这也正是乡土文学实践的难题所在。
光明日报 2017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