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7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消息传来，各界人士沉痛悼念，师生学者纷纷撰文回顾厉以宁的人生经历、教学生涯、学术思想，缅怀先贤，寄托哀思。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北大经济系，最早聆听厉以宁学术思想的学生，我深为厉老师的逝世感到悲痛。厉以宁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更是我们的老师、经济思想的启蒙者和坚持真理的理论家。
当代经济思想的启蒙者：
引领我找到毕生治学方向，萌生留学深造念头
我是北大经济系77级本科学生，入学不久后的1978年，中国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我们有太多的迷惑需要厘清，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然而，原有的经济学理论又无法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在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需要有更多的理论指导我们如何提高农民积极性生产更多的粮食，如何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很荣幸，在大三的时候，厉老师为我们开设了介绍当代经济思想的课程，同时组织了一系列的讲座，请了陈振汉、罗志如等教授以及其他大学和社科院等研究机构的学者，来介绍各个领域的经济学理论。这些课程和讲座，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新更广阔的知识天地。其中，我对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的国际贸易理论就特别感兴趣，以致后来我把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
厉老师对当代经济思想的介绍也让我萌生了毕业后到发达国家继续深造的念头。我意识到，虽然许多经济学名著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研究的也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但他们归纳出来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行为，这些理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要想迅速和稳定地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学理论和知识。
当然，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背景或假设条件上的，社会背景和假设条件不同，结论也就不一定成立。正确理解和掌握经济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盲目照搬不同条件下产生的结论，才是我们学习、掌握和运用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亦师亦友的北大老师：
支持我留学帮我翻译，平等对话也会说“不了解”
在厉老师当代经济学课程和讲座的影响下，我决定毕业后自费出国深造。但是198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美也刚刚建交，封闭已久的中国教育界，对自费留学的事既没有政策，也没有信息。我们也没有电脑，连英文打字机都没有，大部分申请材料都是“手抄版”，我还需要自己把中文的课程名称翻译成英文。
有些课程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就去问厉老师。他当时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最懂。厉老师非常支持我出国留学，仔细地帮我校对翻译。有些课程名称他也不确定，就到坐落在静园四院的经济系资料室去查。他这种关心学生且又谦逊谨慎、一丝不苟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厉老师和我们的平等对话。我们77级的同学来自十二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都经历过上山下乡，上学时就带着很多社会上遇到的问题来。上课时，我们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还会经常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厉老师的课上，我们的问题是最多的。厉老师每次都会认真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最让我感到吃惊却又非常敬佩的是，厉老师有时会很坦率地说“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好考虑过”“这方面我也不了解”，同时表示他研究一下再跟我们讨论。作为北大老师的坦诚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我以后的研究和教学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坚持真理的理论家：
巨大压力面前无所畏惧，赠送我改革思路著作
厉老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个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很能理解，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则被一些人认为“大逆不道”，被看成是对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
1986年9月16日，厉老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作了关于体制改革的报告，并提出了“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主张推行国家、企业、个人都可参与的股份制企业。厉老师的报告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也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界的剧烈争论。厉老师就听众提出的12个问题，第二天又作了详细的阐述。
1989年2月，厉老师将他的改革理论以及相关的讨论汇集成册，以《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为书名，在“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书中再次重申“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一定是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在谈到企业所有制改革时，他又明确指出，企业财产关系不明确是国营企业缺乏活力的基本原因，而“股份制是明确企业财产关系的最好形式”。
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国内一度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继而引发了社会动乱，经济改革遭受挫折。厉老师的股份制理论也再次遭到质疑。一些人甚至要求北大批判厉以宁，企图用僵硬的教条否定厉以宁的改革理论。
为此，厉老师无所畏惧，坦然面对。他回应道：“在工作中，经常有些人什么工作也不干，什么主意也不出，而一旦他们认为工作中出现某些错误，这些人却成为最有发言权、最有资格去指责别人的人……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我们不能让这种现象再出现了。”
1990年春，我从美国回国考察国内的经济改革状况，专程去看望了厉老师。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厉老师保持了乐观和优雅，因为坚持真理而毫不动摇。他还把刚刚出版的关于改革思路的著作送了我一本。从厉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胸怀天下、忧国忧民、肩负责任、敢于担当的精神。
如今，厉以宁老师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与学识将激励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努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厉老师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