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约我写一篇文章，纪念刚刚离世的厉以宁老师。老师与疾病抗争很久，也熬过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可还是走了。虽然之前也有预感，这一刻到来时，我心里还是充满悲伤。几十年中，厉老师生前送我的签名书就有几十本。看着书架上排列整齐的老师作品，我想到了他身上传递的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勤奋治学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的精神。
诲人不倦的老师
厉以宁老师热爱讲台，他好像就是为了讲台而生。他大学毕业后在北大经济系资料室工作，这也给他研究外国经济史打下了基础，积蓄了知识。上讲台授课对厉老师而言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一位老师因故不能来上课，一时无人可代，有的老师就建议：“让厉以宁来试试吧。”结果他一站在讲台上，就大获好评，出道就是高峰。
人们愿意听厉老师的课，因为他有逻辑，听过后士气高昂；人们愿意听厉老师的课，因为他有思想，听过后就像充了满满的能量。厉老师的板书也相当好，字写得工整大气，自成体系，课讲完，黑板也写满了。关键是他经常不带讲义，只是一纸提纲，甚至是一块纸片，而一堂课，或者两小时的讲座，都会让你意犹未尽。
厉老师讲课有方，写作高产，又亲身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因此，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邀请不计其数。我多年前在法国巴黎和美国纽约工作，那时就向厉老师转达过很多次欧美各种机构的邀请。很多人都想听听这位名教授的讲座，亲临讲演现场，也感受一下大师的魅力。回国工作后，我又有幸作为他的助手，陪同老师夫妇出访了十几个国家，包括2012年4月份那次去英国。
那次出访是去参加声势浩大的伦敦书展。这一年的展会将中国定为主宾国，为此要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也是我们国家对外宣传的极佳机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研社”）应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在伦敦书展期间承办“经济与出版”高端论坛。既然是谈经济，当然要找有影响力的人物；既然定位高端，当然要找著名的学者，于是他们极力邀请厉老师出席，论坛期间与英国经济学家在书展现场进行直接对话。那时老师夫妇都年事已高，而厉老师年过八十，需要有人陪同，于是我作为助手，和分社社长吴浩先生同行。
虽然之前我也去过几次国际书展，但那次伦敦书展令人印象深刻，一进门就感受得到中国气氛，受邀参展的中国出版社有好几十个，声势大，组织好，每个国内出版社的展台都不小。厉老师和英国那位经济学家对话的展台最大，光是嘉宾座椅就留出了好多排。厉老师在台上侃侃而谈，对国内经济增长、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都如数家珍，各类数字随口而出。对台下听众的提问，老师也都认真回答。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惊人地取得了连续40多年的高速增长，打破了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的记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功吸引了全球目光，它像一部天书一样，使得全世界的人都为之好奇，也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唱衰者的预言一个接着一个破产。只是，如何读懂这部天书成了一个难点，如何解释“中国故事”成了一种学问，而由谁来讲述，也就成了一个课题。
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亲自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人，厉老师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位诠释者和标志性的人物之一。此次英国之行之前，我国文化部外联局启动了名为“发现中国”的海外演讲计划。因此，早在2008年，他们就力劝德高望重的厉以宁老师参与。老师欣然同意，那时候就指定有长期海外工作经验的笔者陪同。于是之后的几年，当其他高龄老人多半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时，厉老师夫妇却奔走于世界各地，从东方到西方，从北欧至南非，六年中飞行了几十万公里，完成了几十次讲演，获得了各国学界、商界和政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通过文化部组织的海外讲学获得声誉后，厉老师还应邀在北京给来自海外的很多青年汉学家上过课，通过我安排的就有三次。这些汉学家在各自国家都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热爱学习和多年弘扬中国文化的年轻学者，大部分看上去只有30多岁，他们从世界各地汇聚北京，有人来自法国这样研究中国文化的老牌发达国家，也有人来自加拿大这样的汉学后起之秀，还有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学者。
最后一次做这类讲座是2015年的7月7日。这个日子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前一天我刚刚从美国回来，还没倒过来时差就赶过去了。当然活动在我出国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由于我承担着文化部和厉老师之间协助沟通的工作，文化部外联局各部门的官员但凡遇到这种涉外活动，都要找我来协商厉老师的日程，我请示老师同意后，再安排具体时间。给海外汉学家授课是厉老师对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另一份贡献，如果外访讲演是“走出去”的话，这种授课就是“请进来”，让世界各国有志于汉学的青年了解这个伟大国家，了解我国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
多年来，海外汉学家做了大量出色的、有时甚至领先于世界的研究工作。他们不仅终生坚持研究，有些人还拥有第一手的资料，中国学者也经常引用他们的成果和观点。所以，为年轻一代的海外学者从事和扎根汉学研究创造有利环境，对弘扬中国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中国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们更需要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合唱，也只有这样的合唱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才能引发更为广阔的回声。
我们不能做独行侠。我们需要众多的拥护者，需要那些了解我们文化、热爱我们文化的东西方世界的年轻人。今天播下种子，明天就可能发芽。今天授课时他们是学生，明天他们自己就可能成为老师。这些课堂上的青年学者也许就是未来一个个资深的汉学家、政治家或外交官。厉老师深知这一点，因此对这种授课邀请从来都欣然接受，只要他人在北京，不管多远，都会赶到上课地点，他的讲座也一如既往地深受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学者们的欢迎。
勤奋治学的先生
每次陪同厉以宁老师夫妇出国，我都会带上几十本厉老师的诗集，当作礼品送人。有时诗集是上下集的，放在行李里当然更重，可我从不含糊。每次陪同参会和拜访前，我必定背着书包，因为厉老师随时都可能送书，我也得随时都有存货。从驻在国的大使和陪同我们的各界人士，到办公人员和司机，老师的送书对象不分上下，工作不分等级。每次签名前，厉老师都会仔细问清对方的名字，已婚者的配偶叫什么，然后认真写下其夫妻双方的名字，再签上自己的姓名和日期，郑重地说：“送给你们夫妇”。得到厉老师亲手签名、亲自送上的诗集后，大家无不格外感动。
厉老师的夫人何玉春喜欢照相，每次回国后都仔细整理、洗印、放大照片，分别装好，让我转给陪同人员每人一份。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很少机会能如此近距离地见到厉老师这样的大师，所以都很珍惜，有合影照片做纪念则再好不过。其实老师和师母一向如此。他们之间相敬如宾，对他人的工作也十分尊重，无论对方是高级官员或成功的企业家，还是跑前跑后的普通工作人员。
厉老师赠书成了一个长期习惯，至少我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厉以宁的作品就一部接着一部，不断问世。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争相约稿，以能够出版他的作品为荣。厉老师勤奋，讲课之余总在思考问题。他下笔快，动笔勤，出手即是文章，而且全是手写稿。我是陪同他出访国外最多的学生，很惊讶他即便身处异国他乡，即便还有时差要克服，却仍然能保持每天早上六点一起床就坐在酒店案头写作、工作一会儿再和我们一起吃早饭的习惯。他告诉我，每天早上他能写两千多字，都是手写，常常一气呵成。正是由于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勤勉，厉以宁才能在一生中写出几十部专著和上千篇论文。
外研社将国内顶尖学者的作品翻译成外文，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厉以宁老师的著作对于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厉老师已经有三部作品——《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和《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出版了英文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的英文版也即将出版。此外，厉老师的上述部分著作还分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和塞尔维亚语等多种文字。一个经济学家有多部著作分别译成多个语种，这在我国是不多见的。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由厉以宁1980年到1998年发表的部分论文组成，反映了他在中国经济改革攻坚阶段的思考和观点。收入本书的文章曾发表于国内的重要刊物，从经济问题到教育事业和扶贫政策，覆盖面甚广。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初版于1990年，以后再版多次。在这部理论著作中，厉以宁运用非均衡概念来分析我国经济转型中的诸多问题。例如，厉老师认为瓦尔拉斯均衡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非均衡才是常态。他还在书中强调了国内企业改革和股份制改造的必要性，指出企业如果不能独立行事、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而是始终受到行政约束的话，改革就不会成功。厉老师长期倡导企业股份制改造，因而获称著名的“厉股份”。他本人也喜爱这本书，重视这本书，甚至说过：“如果有人问我：‘在你撰写过的若干本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的著作中，你认为最能反映自己学术观点的是哪一本书？’我将这样回答他：‘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同样是厉老师很在意的一本书，也是最能反映他学术观点的三本著作之一。此书初版于1999年，阐述的是道德力量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厉老师在书中指出，习惯与道德调节是介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解之间的。市场调节被称为“无形之手”，政府调解被称为“有形之手”，习惯与道德调节介乎于“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之间。在习惯与道德调节的约束力较强时，它接近于政府调节；而在其约束力较弱时，又接近于市场调节。因此，他在书中呼吁，除了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各界人士都要认真思考道德调节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作用。
在撰写这些著作和文章时，厉老师考虑到了时代变革和理论进步，涉及了改革开放的诸多领域。这些作品也集中了厉老师在各个领域的代表性观点，涵盖了厉老师在这个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步伐最大的改革年代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
文章写到这里，笔者想到了我们在英国旅行期间的一件小事。
我们从伦敦乘车北上苏格兰，经过大湖区后，在格拉斯哥大学门前驻足，因为这里是亚当·斯密250多年前教书的地方，他在这里酝酿了《国富论》，也在这里出版了《道德情操论》。
世人都知道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其实他更早时就在《道德情操论》里提到过另一只手。这只手往小处说，指的是每个社会人的“同情”之心，比如仁慈和关爱，或是为人处世的道理，而往大处说，指的则是正义和社会公德，这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进步和现代文明演化过来的。小处的同情之心需要自我修炼，大处的正义和社会公德则需要社会监督和制度的强制。
看过亚当·斯密工作的地点后，我们在很有限的时间中又找过他的出生地，探访了他在爱丁堡的墓地，找这两个地方都费了些时间，但是大家愿意，厉老师也愿意。我跟随老师多年，知道他其实不太喜欢游玩。很难看到他对一个古人这样关注，以至于人在高龄，却亲自探访了三处纪念地。
厉老师将教书育人视为己任，“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或许在撰写《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这部专门讲道德力量对经济学作用的著作时，他受到了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启发。
格拉斯哥大学主要的教学楼是一幢古老的建筑，颜色黑黄，有点像小说《哈里·波特》中的城堡。此楼铁门巨大，是黑色的，上面简单刻着：“亚当·斯密曾在此教书”，朴实无华，低调自然。
我希望未来有一天，也能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看到镌刻在某面墙上的一句话：厉以宁曾在此教书。
平易近人的长者
出国做演讲时，厉以宁必定是主角。然而最累的是他，最淡定的也是他。因为他会休息。每次到了酒店房间，在何老师收拾行李时，厉老师都能抽空睡上一觉。老师心脏健康，供血能力充足，所以在超过八十高龄时还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出访国外，调研国内，讲课，写作，无不手到擒来。他坐车期间也能睡着。国外活动常常排得满满的，日程紧张，所以我尽量将距离较远的演讲或会面安排在下午两点以后，让厉老师可以在长途坐车时打个盹。只要睡上二十分钟，他就能精力充沛地出现在讲台上。
每次讲座之后，即便走下讲台。厉老师也会被听众围着提各种问题，这几乎成了惯例，如果不干预的话，厉老师就会被堵在会场很长时间，进退不得。即便厉老师不吝惜时间和精力，一一回答各路人士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得关注他的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于是我就得像保镖那样上前分开众人，将老师拉到僻静之处。
讲座之余，厉老师往往会抽根烟解乏，这时候他一定会叫上我，因为外国当地人抽烟的越来越少了。其实我平时也不吸烟，只是在国外蹭老师的烟而已。最初几次出国，我连打火机都没有，而十几年前欧洲就已经不允许在室内抽烟了。我们只能走到室外，找个没人的地方抽。
有一次，我们在门外刚点上火，一个白人中年男子突然走过来搭讪，虽然说话温和，样子恳切，身上却有一股不洁的味道。厉老师显得很警惕，急急地问我：他要干什么？因为即便在西欧，大白天抢劫的事也时有发生，让人不得不提高警惕。我跟此人聊了几句，才知道他只是想要一支烟。厉老师恍然大悟，掏出用了多年的金属烟盒，又拿出打火机，亲自给他点上。此人礼貌道谢后转身离去。这时我才看到他屁股后有片肮脏的黄色，那是没擦干净的印迹。我跟厉老师说：“这是个流浪汉。”
在英国旅行期间还有个插曲。在从伦敦开往格拉斯哥的列车上，我们中途要在一个小站下车。到站前很久，我们就开始准备了，因为厉老师习惯于无论做什么都提前做好准备，从不迟到。于是在到站前十分钟，我们就将行李拉到门前，几个人站在那儿，看着列车进站后缓缓停下，外面有人拉着行李离去。但一分钟后列车又缓缓启动，车门居然始终没开。我们错过站了！
原来在英国的火车上，车门一般不会自动开启。门边有个绿色按钮，列车停稳后自动解锁，乘客下车时要按一下才能打开车门，如果不按，车门就始终关闭。我之前在欧美长期生活过，本来应该知道这一点，可是回国多年，已经忘了西方的这种习惯。那天列车上人少，我们下车前，车厢里也没人提醒。幸好接站的司机熟悉当地路况，立刻开车赶赴70公里外的下一站，没让我们等太久。
我很自责。因为我的疏忽大意，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让大家虚惊一场。可是厉老师和何老师没有批评我，甚至没有再提及此事。他们一向如此，在我们犯错时都宽容以待。真是长者风范，我辈不能及。
厉老师才学过人，家庭和睦，生活简朴，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都是我们后进的终生榜样。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厉老师的高度，也无法像他那样为国家和民族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但毕竟可以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或是在他的作品中，体会他教书育人的心得，思考他参与社会改革的建言献策，从而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获益。
厉老师博学强记，有一般人没有的惊人记忆力。他的学生太多，天南海北，各行各业，国内国外都有，我们难以分清。可我忘记哪个校友的名字时就问老师，只要描述的差不多，他都能叫出名字。这是禀赋，我们无法企及。他每天都要写两千多字，天天如此，集腋成裘，即便出国访问也不例外。这是勤奋，我们却可以学习。
厉以宁老师是我们的榜样。他人虽然走了，思想和精神却永在我们心中。
我们有幸经历了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变革。40余年不间断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变成了富裕强盛的国家，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在这个过程中，厉以宁以其声音，以其文字，以其思想，为改革付出了巨大努力，成了改革开放中不可磨灭的标签。
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从他的授课中感受到了什么是条理和逻辑，从他的著作中感受到了什么是勇气和创新，从他的思想中感受到了什么是智慧和大家风范。
在写作本文时，笔者在微信校友群看到厉老师手写的两段文字。征得同意后，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结束语。那是老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写的，既是对后人的激励，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就像一个隐喻，耐人寻味，意境悠长。
在第一张纸上，厉老师谦虚地写到：“我们这一代不过是新旧经济学之间的过渡人物。中国新经济学的产生，有赖于今天三四十岁的青年人的努力。”
第二张纸写的时间是九十年代中期，厉老师给刚毕业的研究生寄语：“经济学的发展好比一场接力赛跑。你们接过这一棒，是上一代人多年艰苦探索的成果。你们这一棒跑得怎样，历史将作出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