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汉学家，平等相处，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们警惕

最近几年，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很强调跟海外汉学家对话。像北大每年一次的“北京论坛”，请了很多著名的外国学者，高规格招待，每回的开幕式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上海则有“世界中国学论坛”，也很壮观。这回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世界汉学大会2007”，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现在，各个大学对此都很重视，花大力气引进，最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文学没有诺奖，别的大奖也行，反正要的就是“国际著名”。我赞赏这种开放的心态，但我更关心：请来了“大牌学者”，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跟他们对话，用什么样的策略跟他们交流。我曾经说过，即便“国际学界”成为一个整体，别的专业我不敢说，人文学永远是异彩纷呈，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标准。不管以哪个为主导，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标准，都不是好事情。在我心目中，所谓学术交流，主要目的是“沟通”，而不是“整合”。缝隙永远存在，“对话”只是有利于消除误会，也有利于提升各自的学问境界。

接下来，我想具体讨论一下“对话”中可能面临的三个问题。

首先，与汉学家对话时，应具备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我们必须意识到，“汉学家”并不等于“国际学界”；相反，所有的汉学家，都有与其本国学术对话的欲望与责任。过去，我们将汉学家作为中国人与其他国家主流学术对话的桥梁，而今天，由于旅行、留学以及译介的突飞猛进，很多学者已经能直接(或借助译本)跟国外第一流学者(或者说人家的主流学界)对话。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汉学家。问题在于，哪些是我们潜在的对话者——或者说，哪些汉学家更值得我们关注、学习、追摹？请记得，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其中包含着选择，因而涉及趣味与立场，还有自家以及他人都可能有的“傲慢与偏见”。汉学家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受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资讯传播的途径、语言障碍的大小、文化交流造成的人际关系、译本出版的态势等等。其中，留学生的派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直接促成了“海外中国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清末民初之取法日本，五六十年代之借鉴俄苏，八九十年代之转向美国，都并非学者们自作主张，而是“别无选择”。所谓的学术交流，其实包含某种拿不上台面的“算计”——说白了，有点“势利眼”。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汉学家，平等相处，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们警惕。

去年秋天，北大召开题为“海外中国学的视野”的专题研讨会，在“引言”中，我曾提及：2006年是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教授(Jaroslav　Prusek)诞辰一百周年，就我所知，国内外共举行了三次纪念活动。第一次，9月份，为《中国，我的姐妹》中译本出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第二次，10月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加并发表专题论文；第三次，也是10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外学者聚集一堂，追念普实克的学术贡献以及与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在场的捷克大使很感动，说他绝对想象不到，事隔多年，中国人还这么怀想一位外国学者。在这个会议上，有人重提陈年往事，说当初普实克如何把夏志清批得“哑口无言”。我当即表示，这说法很不恰当。夏先生也是国际著名学者，其专业成绩早就得到学界的公认，而且，不久前刚当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要说对于中国学界的影响，夏先生比普实克还大。其实，这两位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学者，他们之间的争论，代表了不同的学术流派，背后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你可以选择，也可以批评，但不能采用情绪化的表述方式。不过，这件事也凸显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所谓“海外汉学”，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复杂得很。

今天我们谈“海外汉学”，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美国汉学”。因为，懂英文的人多，译得也快，因此，大家比较熟悉。当然，不否认美国学界力量很强。可用法语、德语写作的中国学著作呢，为什么译得不多？我们都知道，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有很悠久的汉学传统，可似乎大家更关注美国的中国研究。就说日本吧，日本的中国学水平很高，实在不该被忽视。以前我们有个误解，以为日本学者擅长的就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其实不然，就拿我熟悉的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吧，从竹内好到丸山癉、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他们都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不是纯粹做资料的。更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的著述基本上被忽略了。记得1980年代我读谢曼诺夫的《鲁迅及其前驱者》，感觉很好。现在，除个别专业外，大家都不学俄语了，也没人译俄罗斯学者的中国学著述，这很可惜。目前，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著里，引英文书的很多，引俄文书的极少，在我看来，这不正常。

第二，与汉学家对话时，应保持平和的心态。虽说中国在崛起，但中西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依旧很不平等。这样一来，所谓的“交流”与“对话”，处于低处者，不免显得吃力，也有些许的夸张与造作。时至今日，还认定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阐释中国的，已经很少了。起码在表面上，大家都会承认海外汉学家的贡献。当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俗话说的，“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海外中国学家，有“洞见”，也有“不见”；有优势，也有劣势。正因为这样，才有必要展开深入的对话。在我看来，不同学科，国际化的程度不一样。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很早就国际化了，同样在《科学》、《自然》上面发文章，对学问的评价标准大体一致。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容易“接轨”。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因此，在我看来，人文学研究，完全“与国际接轨”，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大概是最难“接轨”的了。

具体到我们专业，中外学者的差异，除了学术思路及语言隔阂外，更重要的是，外国文学研究与本国文学研究之间，其对象、方法及宗旨，有很大的距离。说到底，日本学者也好，美国学者也好，所谓的“中国文学”，对他们来说，都是外国文学。就像我们北大英语系、日语系，他们在认真地讨论福克纳或川端康成，但对于整个中国学界来说，他们的声音是边缘性质的，不可避免地受主流学界的影响。同样道理，理解美国的中国学家，他们为什么这么提问题，必须明白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也就是说，他们也受他们国家主流学界的影响。本国文学研究不一样，有更多的“承担”——研究者跟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希望介入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里面去，而不仅仅是“隔岸观火”。在这点上，本国文学研究确实有其特殊性，可能显得有点粗糙，但元气淋漓。

当然，现在出现了“第三条路”——在美国学界表现得尤其突出。那就是，很多华裔学者同时用双语写作，既用英文在美国教书，也用汉语在大陆或台港发表论著，影响当地的学术和文化进程。比如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他两边都写，英文好，中文也好。对于这批华裔学者来说，“中国文学”既是外国文学，也是本国文学。

记得三十年前，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曾告诫他的学生林文月：你要出国留学也行，但别进东亚系；东亚系培养出来的博士，我们台大不要，因为程度不够。这是三十年前的事。台先生那一代人相信，别的专业如物理、化学等，美国确实比我们强；但要说中国文学研究，国外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肯定不如我们自己的。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留学生——不管什么专业。这么说，丝毫没有嘲讽的意思。

第三，所谓的学术交流，应尽量从资料、技术层面，逐渐扩大到理论、精神层面。资料以及技术层面的互相帮助，是题中应有之义。资料上互通有无，这是学术交流的起点，也是最早的动因，直到今天，也还很重要。不管是私人层面的，还是公家层面的，这都是最为实在的“文化纽带”。早年的象征性事件，可举出1909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启程返法之前，在北京向罗振玉出示从敦煌获得的唐人写本等资料，直接促成了中国学者对敦煌文书的兴趣。还有，胡适、郑振铎等人的巴黎访书，也都对其学问的形成与发展颇有影响。今天，借助互联网，信息传递很容易，而交换各自制作的专题数据库，依然重要。因为，双方交换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物件，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信任”与“友情”。

不同学科不同课题，对于新技术的要求其实不太一样。以前，中国很穷，从图书资料到技术手段都很落后，对于国外学者优越的学术环境十分羡慕。现在，这个差距在明显缩小。因此，我必须谈及问题的另一面：在学术交流中，过于强调资料上的“互通有无”，有时是包含着某种潜台词，那就是，对对方的眼光与趣味不太信任。我在《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中谈到：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对于日本学者之发掘珍藏、重刊佚书有极高的期待，对其鉴定版本的能力也大为赞赏。实际上，《游仙窟》、“三言”及元刊全相平话等小说的重新发现，确实使得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大为改观。孙楷第、马廉、董康的日本访书，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长泽规矩也、盐谷温等日本学者的贡献，更是为中国的小说史家所关注。学者们之格外推崇日本的中国学界，尤其关注其“书志学”方面的工作，其实隐藏着一种偏见，即，不大信任中国学家的理论眼光与欣赏趣味。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此前四十年(1940—1970年代)译介的少得可怜的小说史论，大都属于版本考辨或史料甄别。

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有位德国教授非常直率地告诉我——也只有德国教授才会这么做，他说，我学汉学三十年，没有买过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我只买你们的资料集。你们的资料，多多益善；至于理论，我们自己有。其实，不少汉学家都有这种想法，即，自信其眼光、见识、学术训练都在中国学者之上，只是资料不够而已。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逐渐参加到国际上关于“什么是中国”这样的讨论里面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对话，国外学界对我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同时，我们对西方汉学的看法也在转变，既不一味拒斥，也不再盲目崇拜。

正因此，我才再三强调，所谓的学术交流，应尽量从资料、技术层面，逐渐扩大到理论、精神层面。我在北大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丸山癉、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学者的论文集，记者问我为什么，我的答复是：他们的研究背后有情怀。这三人都是战后进入大学，在竹内好的影响下，开始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的。面对新中国的成立，思考战败国日本的命运，进而反省日本近代化的挫折，这是丸山这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主要的工作动力。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与其专业研究，更与其精神状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伊藤虎丸，关注鲁迅早期思想根源，侧重鲁迅与尼采、与日本明治文化的联系；而借讨论《破恶声论》中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直接挑战现代中国的启蒙论述，更是意蕴宏深。闲云野鹤般的木山英雄，着重探究的是鲁迅的诗性及其哲学，故以《野草》为中心，展开深入细腻的论辨。政治意识浓厚的丸山癉，更欣赏作为“革命者”的鲁迅，着重研究鲁迅晚年在“革命文学论战”中的表现。我们也译介了不少很精彩的日本学者的专业著述，那些都是功力很深的“专家之学”。但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其著述中有更多内心的挣扎与精神的历险。他们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逐步接近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这种阅读以及写作的姿态，很让我感动。时过境迁，好些论文的观点已被超越，但我欣赏这些专业著述中隐藏着的精神力量。不仅仅是技术操作，而是将整个生命投进去，这种压在纸背的心情，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也就是说，汉学家并非都是“外部观察”，他们也有自己的“内在体验”与“生命情怀”，这些，我们同样应该关注与体贴。这里有文学趣味的差异，也有意识形态的隔阂，但讲究“和而不同”的学术交流，必须上升到如此层面，才有可能洞幽烛微。这一对话，有时甚至与具体的专业论述关系不大；但有没有这种精神层面的对话，决定了学术交流的质量(自然科学家另当别论)。

中外学界之从“对峙”转为“对话”，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在技术手段、理论方法以及精神层面，保持良好的接触与交流，这很重要。但我想强调，说到底，本国研究与外国研究，各有各的立场，也各有各的盲点。因此，我们与汉学家之间，很可能是：各有各的学术趣味，也各有各的广阔天地。而且，同在一个地球上，就会有竞争，尤其是在如何“诠释中国”这个问题上，多少会有“话语权”之争。只说“和谐”还不够，还需要“同情之了解”，以及“不卑不亢”的辩难。所谓的“对话”，并非走向“世界大同”或“舆论一律”，而是尽可能地完善自家立场。

2007年3月2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