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线上座谈会上的发言（2022.10）
“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是就推动经济增长的各要素都能较充地发挥作用、亦有较好的结构状态时所应体现出的经济增速，或者可以直白些说，一个经济体既无明显通胀、又无明显通缩的情况下的经济增速，就可认为大体上接近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了。一般可见的学者研究成果，是认为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前后，应该还可以看高到6%的增速，也就是中高速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与中央所要求的我们需要在经济阶段转换过程中把原来的高速合理调整为中高速，是契合的。当然，疫情发生之后，按照一般的连带关系可以说，我们可能需要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认识调得再低一些，比如5.5%-6%的区间，是不是大概为这样一个量值。中央在2021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遇到了三重压力的交织，表现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对应性的指导方针，就是要坚定不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抓好发展的硬道理，要经过努力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护在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概念如果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前面那个认识放在一起，那么我认为在今年两会上提出的5.5%左右引导性的增长目标，量值上正是对应性的，是具有本来认识上的一个基本考察而形成的那个实际要量化的基准判断的。5.5%左右，目标在今年却碰到了新的困难，两会以后有了“超预期”的问题，1-9月份的实际运行来看，只达到了3%，四季度如果再好一些，全年也就是3.3%左右，这个5.5%左右的年度的引导性目标，注定在今年不能实现了。
那么如果把今年和明后年，和整个2035远景目标规划期我们的战略部署对接起来考虑，我想比较直率的说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这个合理区间，虽然中央的会议、文件没有直接表达是什么样的一个量值区间，但我们可以根据现在已经有权威信息来对确立的“新的两步走”的第一步，即2020-2035年间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基本的运行结果，来做出八九不离十的测算。在中央提出“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的建议之后，依据这个建议形成了规划纲要，在建议已经提出而规划纲要还没有正式形成文本的中间阶段，总书记曾经有对于中央建议的说明（也是公开发表的）。说明中提到，在建议起草过程中，有不少地方、部门纷纷提出是不是应该写入未来15年间这个远景目标规划覆盖的时间段里，我们主要经济指标的量值，紧跟着说，写作组经过认真的研究测算，认为我们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水平——这是第一句话，再紧跟着的第二句是，很有希望在2035年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或折为人均的GDP，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有这样一个已经可以在最权威的信息来源中勾画的前景框架之下，学者们当然就可以作出推测——人口的因素是跟人均这个概念相关的，我国的人口在这两年很快就要达到最高值，往下假定这样一个推算，粗线条讲八九不离十，2020到2035年间，中国经济运行中间代表性的GDP年度增速指标，应该是4.9%可以满足条件，或者再粗一点儿讲，接近5%，是15年年均接近5%的这样一个速度，成为保证速度，使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折为人均可以比2020年再翻一番。我认为这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基准考虑整个15年间我们保障速度、合理区间的底线速度。我觉得按这个依据来说，还要再进一步考虑一般的经济运行普遍规律，是基数抬高的过程中间，速度的重心会往下落。所以，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十四五”的速度重心比“十五五”“十六五”要高，最好“十四五”我们的速度重心应该追求5.5%-6%的区间，准备“十五五”这个重心落到5.5%以下，但最好不要击穿5%；十六五的速度重心很可能要落到5%以下，但希望能托在4.5%以上。这样争取15年算总账，年均增长速度接近5%或者在5%左右。这就是我觉得可以粗线条地来做个测算，来理解现在所说的经济运行要维护在合理区间，实际要对应一个什么目标量值。现在“十四五”开局走下来，2021如果和前面的2020形成两年复合增长率，比2019年是增长了5.2%，今年是3.3%，这样“十四五”前面两年，咱们是在四点几、4%出头的区间。我们应该积极考虑2023年使这个速度的引导性目标，要再重提5.5%左右，或者是大致这样一个5%以上的引导性目标，而且还要在2024和2025年，于复工复产努力推进的过程中间，提高质量求发展的过程中间，再争取更高一点儿，这应是一个方向性的粗线条的说法。
当然，我们现在还面对着下行压力没有完全解除这样一个不利局面。我们的下行因素，如果说从外部冲击来看，比较好认识，国际局势的变化，大宗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等等的价格上涨造成的供给冲击等等。我想主要强调一下，直率地说一些我们主观方面的问题。其实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公布以后，韩文秀副主任就有一个言简意赅、我认为非常值得重视的这个方面对于双重谬误的批评，这是主观方面我们出现的偏差：合成谬误、分解谬误这两个概念，是针对着在2021年，特别是下半年表现得很鲜明的各个管理部门、各个公共权力的环节，似乎都要火线立功式表现出他们有所作为，但是作用的方向都是在各自发挥作用上从严从紧防范风险，看起来完全正确的这样一个取向，实际却形成了宏观上的负效应。力量全都叠加到从严从紧防范风险，最典型的房地产上，业界这个灰犀牛不是从房地产热度过高泡沫化冲过来，而是从房地产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危机局面、迅速低迷冲过来了。当然，经过努力，恒大这个事情带来的局部的危险，没有演变成人们最担心的那个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现在还在收敛的过程中间，但是主观方面的偏差必须纠正，这个已是看得很清楚的。合成谬误的旁边，对分解谬误也还要继续总结经验教训，防范它再次出现。比如有很好的双碳目标，但是这个40年的持久战，却在很多场合打成了突击战的碳冲锋，最典型的丧失政策理性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绿色低碳指标好看，直接上阵拉闸限电，完全丧失了政策理性。这些于经济生活中间从主观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我们要正视而总结经验教训的，防范以后继续产生不良效应。
如果说主观方面我们做出必要的总结和纠偏，那么客观方面的支撑因素，我觉得仍然要肯定中国经济的成长性，是工业化走到了从中期向中后期后期转变的阶段上，后面的空间是在一个巨国模型才能描述的14亿人口、最大规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展开它的潜力释放过程。我们的制造业规模已全球第一，但是“世界工厂”大而不强，升级的发展就是要改我们的短板而进一步把潜力空间释放出来，继续走向高质量，完成工业化，支撑现代化，所伴随着的，一定是城镇化的过程要走完它必须走完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真实水平，不掺水的是那个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5%出头儿，拿那个65%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把它做一些向上调整是可以的，但是这个65%里严重掺水的程度，是表现在前面进城的三亿多人里面的绝大多数，还没有取得户籍，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还远远没有落实。这方面绝对不能把真实城镇化水平估计过高，我认为结合而言也就是50%出头儿。换一句话说，工业化、城镇化的相伴而行，这后面巨大的潜力空间，正是中国的韧性、回旋余地，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趋势并没有改变的客观依据。当然，我们也得注意，这种客观的支撑因素要跟主观上我们避免出现失误结合在一起，做好自己的事情，形成一个推进过程。
那么，我结束发言之前想强调三点：第一是应高度重视修复市场信心，改善企业界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向好的信心和预期才能带出好的结果。第二是基于我们已将近三年应对疫情的过程，应该进一步积极总结经验和教训，优化有路径依赖的动态清零的这样一个中国的技术路线。我们无法抄别的经济体的作业，但要注意，我们这个所谓“精准”的基础原则非常正确，而精准就是要讲科学，科学已经表明奥密克戎这个发展阶段上病毒传染性虽然明显提高，但是杀伤力明显下降，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的权衡点，一定要做精准判断基础上向适当宽松方面的调整。国家卫健委指导文本一直走到9版，现在听说要有10版，它的调整方向很明显，就是应该承认适当的宽松，不能再像前面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政府一味的讲严防死守，再出多少次生灾害似乎也无所谓，就是要表现自己在动态清零上多么坚决，这好像就成了他们自己政绩的最主要的表现，而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我觉得应该积极向有关管理部门、决策层反映怎么样更好的来动态优化我们防疫抗疫的这一套技术路线里的要领。另外一点我想强调，我们还应该如实看到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这两大政策如果继续在扩张方面发力的话，仍然有它们的作用空间，仍然有政策工具箱里可用的工具。当然，怎么把它用好，这一定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了。
时间关系，我就先说这样一些不成熟看法，供各位参考，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