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三年，全球流行，对各国体制和人民是重大考验。中国是举国体制，对集中力量办大事及超强、全系统动员具有观念优势和制度优势。中国防疫路线自我标识为“动态清零”，其背后的文化基础是家伦理，全国人民亲如一家，不抛弃，不放弃，但陈义甚高，政策执行的难度与韧性要求高度凸显；政治基础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显示与西方防疫的群体免疫式“躺平”路线有着重要差别，且具有道德和政治的优越性。

但随着外部世界防疫路线整体转向“共存”逻辑，以及中国自身防疫的社会心理承受极限到来，中国防疫韧性出现“透支”现象，社会出现不同形式的疲劳症和抗争，其路线转型势在必行。抗疫转型是适应中国内外大环境的客观举措，但必然伴有较大的医疗资源挤兑与部分社会成员生命健康权益受损的代价，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事实证明，国家的保护能力是有限的，民众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全球化条件下与世界体系的重新连通是必然的，中国防疫不得不转入另一条跑道，实现防疫与经济、民生、全球化及个人权利的重新平衡。

疫情知识的不确定性与家原则

对新冠疫情的医学知识仍然是匮乏的，科学共识未能成为此次防疫的全球行动基础。知识的不确定性导致防疫政策和路线的国别差异及全球防疫行动的低效化，再加上政治化的“病毒溯源”之争、疫苗民族主义以及疫情阴谋论的叠加影响，这些都暴露了全球化在公共卫生合作及整体治理上的观念冲突与制度能力短板。WHO在其中的尴尬角色可见一斑。

这种知识不确定性是由如下因素造成的：其一，在基础研究层面，病毒产生和变异的规律并未得到完整及可信的医学追踪与分析，各国在疫情合作研究方面各自为战，有关医学数据不能做到“大数据化”的共享，造成人类对疫情无法形成科学分析与理性确信；其二，专家内部分歧与网络意见的民粹化干扰，因疫情影响危害较大，专家意见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引导效应，“专家网红化”趋势明显，彼此之间相互争论及发生分歧，损害了专家意见的权威性与确定性；其三，生物战嫌疑及大国之间的相互猜疑、甩锅与政治化对抗，某些民粹化国际领袖（如特朗普）的刻意误导，造成疫情应对过程的假信息泛滥，科学分析与理性讨论的氛围严重破坏；其四，全球医药利益集团及其舆论操纵系统的定向信息引导、专家雇佣、学术渗透及市场化操作，干扰了医学知识生产的公共性和责任伦理。

在疫情知识不确定的条件下，在全球防疫合作难以为继的约束下，各国只能自保，走一条适合自身国情、民情的防疫道路。在防疫的全球大辩论和路线竞争中，中国防疫模式被概括为“动态清零”，西方防疫模式被概括为“与病毒共存”。这种二元化的对立性建构满足了相互认知、标识化和政治博弈的需要，但也存在对彼此防疫共性的误解与遮蔽。对立是被夸大的。事实上，中国与西方都是从各自的国情、民情出发制定的合理化政策，中国在伦理和政治上做不到西方那样在疫情早期就推行“群体免疫”的决策，而西方没有中国的举国体制，做不到中国这样的长线韧性防控。“动态清零”背后的深刻文化逻辑是家原则，是中华民族的有机共同体伦理，在价值上推崇人民整体的健康安全至上，不接受群体免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病毒共存”背后的文化逻辑是社会原则，是原子化个体的自由与自决原则，逻辑上偏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也没有完全“躺平”，早期尝试过“动态清零”而失败，逐步转向“共存”逻辑下的自己责任和“治疗主义”。

中国也不是没有动态调整，而是沿着“精准防控”方向做试点及积极探索，综合权衡防疫与经济民生的动态平衡关系。西方从中国持续进口大量防疫物资，统筹医疗资源实现梯次防疫。中国防疫决策起点高，保护承诺凸显，其结构转型自然存在难度，但转型拐点终究还是来了。

责任分担与防疫“治疗主义”的到来

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是对人类社会秩序类型古今之变的历史考察和规范要素比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与西方防疫路线差异可提供适当的知识资源。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及其观念、社会影响，也在改变着中国的共同体基础与社会思想状况。防疫过程的不同声音及诉诸个体权利的抗争表明，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共同体范式，而是共同体与社会并行的范式，主导的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是整体主义的，但社会阶层分化、产业与利益分化以及全球化的连通性与比较，催生了中国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及其伦理、法律正当性。

防疫转型的压力因素有两个：其一，经济民生损害面扩大，政府财政与防疫全系统运转面临亏空风险；其二，来自社会层面的、以个体权利与自由为基础的话语和行动抗争，向共同体范畴传递强烈的自由社会与个体权利的规范性主张。这种强大的压力因素是中央决策层不得不考虑和回应的。防疫旷日持久，民意忍受的极限逐渐浮现，民意转向带来内外反对性声音和势力的反制行动，而基层防疫中的侵权现象及过度管控过失经过网络媒体放大及围观式批判，进一步损害了中国防疫路线的正当性根基。

防疫转型的基本思路与政策逻辑是：其一，客观面对疫情演变及民意变化，统筹回应经济民生与外部连通需求，及时停止“清零”的理想主义政策，转向“动态共存”的现实主义政策；其二，政策保护逻辑的转变，从完整的国家体系保护转向国家与个人的共同保护，凸显个人是自身健康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逻辑和原则；其三，国家责任转向重点支持公共医疗系统对重症患者的及时治疗，以及普及个体防疫的基本知识，提供适当的资源支持；其四，从政府、专家到媒体，进行防疫新阶段的舆论调整和心理辅导，但由于政策转型的陡变，甚至出现同一专家前后直接矛盾的言论；其五，国家客观评估逐步放开的防疫转型过程会经历一个社会阵痛期，在医疗资源挤兑与脆弱群体生命健康方面会有缺口和代价，但国家承担完整保护责任的三年已然尽力，民众可以理解国家能力的局限性及自己责任，从而不会发生政治安全与社会骚乱的重大风险。

新思路下的中国防疫路线可以概括为国家与个人共同担责的“治疗主义”。这当然不是“躺平”，而是客观转向防疫新阶段，且国家保护责任并未消失，而是变换轨道，重新定位和承担，更优疫苗、特效药及可持续医疗体系就是国家的新责任。这是中国社会的“共同体伦理”对“个体社会伦理”的客观承认和良性共存。

重新连通与正常秩序的前景

对防疫合法性的理解必须紧密结合国家的文化与政治背景。对防疫政策转型的理解，则需要深刻认识到个人权利在中国社会的扎根及全球化的体系压力。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求自立自强，以内循环为基础，避免对西方体系的过度依赖及“自我殖民化”，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体系的资源、市场、技术与竞争秩序。疫情强管控模式持续三年，出乎决策者的预料，也出乎全球市场的预期。对中国政府施压的不仅仅有内部资本力量和部分民众，还有外部资本特别是西方国家在华投资势力。中国是世界工厂和制造业、消费能力的主要载体，中国的经济运转是否恢复常态，影响到全球化的基本面和发展动力。

重新将中国市场纳入世界体系并维持在华庞大的商业利益，是中国防疫转型的重要外因。中国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但必须坚持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既是全球资本的追求，也是中国民族复兴和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只能开放，防疫逻辑上必然走到放开。但这种放开的转型代价，即便再精细计算和控制，都是客观存在的，民众需要自己负责，需要共担时艰。

回归正常秩序，哪怕疫情仍有不确定风险，哪怕“长新冠”时隐时现而无法完全排除，哪怕部分人群的生命健康将承受巨大压力。常态化是一种无法拒绝的、击穿人心的强大诱惑和压力，中国政府最终回应了这一诉求。疫情防控的三年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场应急测试，从观念和技术上提升了中国的整体动员能力，但也测试出了中国体制的某些脆弱性，如法治与应急管制的错位脱节、体制的整体主义与民众的个体主义的张力、中国对世界体系的客观依赖性、基层管制体系及其过度授权带来的合法性与治理能力短板以及公共卫生研究和政策制定能力的局限性。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条“最难也是最伟大”的道路。防疫转型正在展开，与世界体系的重新连通正在测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自己责任已然扎根，国家治理的共同体主义修正前行，而民族复兴的牢固共识和发展方向从未改变，其前景依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