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国际金融论坛（IFF）2022年全球年会的线上发言（2022.12.2）

谢谢主持人。我抓紧时间简要地谈一些看法，正像一开始主持人说到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形势，国际国内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从挑战性来说，我是感觉中国当前经济下行特征非常明显的情况之下，对应着美国的情况，我们得要注意，跟美国的总量差距在前面这些年逐年缩小的趋势下，今年可能有明显变化，不会那么明显缩小，甚至是不是还要看到最后结果可能是绝对量差额有所扩大的一个对比情况？至少，以美元计价的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两国间肯定拉大了，这是多年没有见到的情况。这样带有挑战因素的表现，结合着国内现在宏观经济在实际运行中间已经滑出了我们认为应该维持的中高速合理区间，那么对此一定要高度重视。我觉得现在如果最简要地做个分析，这样一个滑出中高速合理区间的情况，是有希望得到改变的，就是我们把它恢复和维持在合理区间，仍然有可期待的这样一个前景。

怎样在这方面掌握好呢？当然要讨论的问题相当多，我想侧重于用几分钟时间谈一下稳经济和抗疫情这一对概念，它们之间关系进一步的优化处理问题。显然稳经济、防疫抗疫都是客观的需要，中央也明确说了经济要稳住，疫情要防住，实现稳增长与抗疫这两方面的基本目标。这两方面实际上都是密切关系着民生的。但在我们现在处理两者关系中间，大家又已经意识到需有一个权衡，因为疫情确实有危害，而防疫抗疫也必然要带来一些实际上对于复工复产方面有矛盾的地方。如果说疫情它是有原生危害，那么防疫抗疫过程中间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次生危害，这两种危害都是对民生有明显不良效应的，但是往往对两者不可同时按一个方向去处理它，“鱼与熊掌”的关系在这里面就出现了矛盾。这两种情况，比如疫情的危害，在疫情初期我们印象已经很深刻了，有在当时武汉、湖北为主的几千人的生命丧失。那么后面的防疫这么几年走下来，次生危害同样也是有人民生命的丧失，极端情况下种种原因造成同样的危害，同样有这种极端的情况。所以，我说原生的、次生的危害都值得高度重视。既然事情没有万全之策，那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在动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过程中间，怎么样以“权衡”这个概念，更深入地来分析认识复工复产和防疫抗疫之间，相关手段运用中间，所必须把握的权衡处理关系。

讲这个权衡，那就意味着有些事情是此消彼长的，在同一个方向上就不称其为权衡。权衡中间的此消彼长那么现在观察下来，我们的决策层特别强调的“精准”抗疫这个概念，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精准就是要讲科学，讲科学来处理这种棘手的权衡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将近三年抗疫后的非常值得凝聚共识的科学方面的认定，就是到了奥密克戎这个阶段，传染性明显提高的同时，这个疫情的杀伤力也明显地下降。我注意到这些天，网上的信息也是有很多这方面从不同渠道表现的统计数据，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些专家团队根据统计数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杀伤力这个概念来讲，它是几十倍的下降；传染性是多少倍的上升我不知道具体量值，但大体而言则没有几十倍，特别是虽然在传染这方面是明显地更容易使很多人染上新冠，这个大家已有感觉，但是同时更清楚的，就是重症率已经极低，死亡率更低。专家们拿出的这些数据，我觉得值得我们卫健委和国家管理部门赶快研究。他们的说法就是已经不是大号流感的问题了，就是一般的流感。国外经验的那些数据也需要进一步证实：日本的、新加坡的情况统计下来，已经比一般流感的那种致死率更低，而且低的不是一点儿，是明显为低。广州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是疫情闹得严重的这几个月，新冠死亡数为零。最主要产生伤害可能性的，是有基础疾病的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北京近日报出的这一段的疫情中，是先后有三位病人去世，都是八十多岁以上的，最高的是91岁。我们为这些生命的丧失感觉沉痛，但同时又不得不考虑，从全局权衡来说，要与时俱进总结经验教训，对没有披露出来那些次生灾害，我觉得现在需要更多做调研，要做出这种科学的态度之下的精准为基础的权衡。

这样的一个考虑我认为对于当下中国，是关联着怎么样变压力为动力，在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中国自己必须克服的种种矛盾、中央说的三重压力交织的严峻挑战面前，怎么样“化危为机”？有网上的评价说，最近这几天各地的情况，是在卫健委新的二十条调整政策指导之下，已经表现出拐点得到明确了。这个说法是不是说得早了一点呢？也有可能。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大的趋势，确实很有希望出现一个更讲精准从而更讲科学、顺应着现在病毒杀伤力明显下降这样一个可以总结的基本判断，把我们的防疫抗疫跟复工复产的权衡做到更高水平上的局面。这个机遇就在眼前。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作为研究者提出观点，也应促使各个方面来进一步研讨这样一个权衡问题。

我以还不成熟的看法，说这样一个粗线条认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