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泽民时代，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国家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变，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推动了这一巨变，也实现了自身的与时俱进和转型。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是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努力之下实现的，而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也各自成为三代领导层的核心。

历史地看，毛泽东时代主要呼应了自近代两次鸦片战争被西方打败起，中国从不断受尽耻辱，到寻求建构一条独立自主的国家道路，再到1949年终于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质。邓小平时代则始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将党从过去的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这种转型既是时代所需，也有效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当时为了解决贫困问题，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也不应当是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应当是追求解放生产力、追求发展和追求富裕。所以，邓小平时代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虽然90年代初经历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受了一些挫折，但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对内开启新一波更大力度的改革，对外推动中国融入世界之路。

这个时代背景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使命就是如何把邓小平的遗产真正转化为国家发展的动力。

江泽民卸任后也曾回顾他主要完成的三件事：一是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三是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看，江泽民时代开启了中国内政外交的三大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转型

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并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的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也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理论贡献。

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是没有“市场经济”的空间的。社会主义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这种体制以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最为典型。到19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表明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可行。而在中国本身，从改革开放之初使用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等概念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也走过了十多年的路程。从这一点看，人们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理论贡献。这一突破是在江泽民时代完成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江泽民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内外两大方面来推进。

对内，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对传统经济体系的改革，从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组成的混合经济体系。国有企业体系的改革从1980年代就开始了，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主要发生在江泽民时代。时任总理朱镕基进行了对国企的“抓大放小”改革，国企重组，在一些关键领域组建大型国企集团，同时把低效率、无效率的国企进行“民营化”，推动了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当代的混合经济格局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

对外，就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很多年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但加入WTO是江泽民时代实现的。早在1986年，中国就正式提出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缔约方地位。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从1995年11月起中国的“复关”谈判改为“入世”谈判。整个90年代，中国都在为融入世界体系做准备。今年的中共二十大把“制度型开放”写入党的文件，但最早的制度型开放实践则是从申请加入WTO开始的。为加入WTO并确保WTO的义务得到履行，在2000年前后，经中国政府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近十部法律修正案，涉及经济、贸易、金融、投资、产业和知识产权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清理和修改工作。科技方面更是如此，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发展现状出发，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理性精神与中国外交转型

江泽民时代的第二大转型就是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实现了后冷战时代中国的外交转型。九十年代初，美苏冷战结束，中美关系变得异常重要，中国也是以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重点。从七十年代初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时代美国和中国正式建交，中国的外交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当时还处在冷战时代，美国和中国在应付苏联的扩张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结成了一些人所说的“准同盟”。但进入江泽民时代，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苏联不再存在，苏东一片混乱。在缺失了一个“共同敌人”的情况下，美国开始转变对华政策，导致两国关系的变乱交织、冲突不断。1993年，美国以“有确凿证据”证明“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为由，无理扣押我国“银河号”货轮；1995-1996年又经历了第三次台海危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国主导下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等，都表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险恶性。然而，在江泽民领导下，中国在对美外交中既能够与美方斗争，又能够对美适度妥协，实现了有理、有利、有节地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地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江泽民在任期间还发展了中俄关系，推动中俄边界谈判达成划界共识，两国签订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推动结束了三百多年来中俄边界争议谈判。必须意识到，中苏关系不同于中俄关系。苏联已经解体，一个新的俄罗斯已经诞生。对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来说，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和新的俄罗斯确立关系。尽管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但解体前后的双边关系并非完全一致。不管怎么说，江泽民时代为中俄关系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中俄在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多边框架下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今天人们所见的中俄关系的基础就是江泽民时代打下的。

除了处理好中美、中俄的大国关系外，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关系也十分亮眼。中欧、中韩、中国-东盟关系等也都在江泽民时代得到了稳健发展。冷战结束前，处于不同阵营的中韩两国一直处于相互对立、隔绝状态。冷战一结束，中国便在维持中朝关系不变的情况下与韩国建交。同时期中国也与东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确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最早的对外自由贸易协定之一。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

江泽民时代最重要的转型是其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无可否认，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同属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构成了冲击。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方向，但具体的转型则发生在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推动了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这保证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延续性。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如今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党建进程延绵不绝，江泽民是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历史地看，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史而言，世界社会主义已经演化出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苏联模式，主张实施完全的计划经济，以消灭私有财产为目标。结果大家都知道，苏联模式走入了死胡同，已经消失了。第二条道路是北欧模式，北欧国家原本是资本主义，但吸收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成分，即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或者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模式。在政治上，这一模式主张搞多党制度。有一段时间，中国也有人提倡要走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断然拒绝了这条路。江泽民强调，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模式，走自己的路。

在这个意义上，“三个代表”重要理论标志着中国探索的第三条道路。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历史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毛泽东时代探索的是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国家，即要解决“站起来”的问题。毛泽东一代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邓小平时代则探索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即要解决“富起来”的问题。邓小平一代领导人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而江泽民时代通过对中国模式的实践探索，得出了既不走苏联的路，也不走北欧模式的结论，开拓出了一条中国道路。

在经济上，中国道路体现为混合经济模式。但关键在于，在政治上又如何体现这一模式呢？就是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变成了开放政治过程模式。在混合经济模式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变得多元化了，需要构建一种能够吸纳多元利益的政治机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这一问题，社会中的多元利益都可以吸收到党内，通过党内的协商民主来实现。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工农阶级，依靠工农阶级夺取政权。但在成为执政党后，应该转型，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为全体人民服务。“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转型的理论表述。在“三个代表”中，“第一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第二个代表”是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第三代表”是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现代性（modernity），与世界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最追求现代性的政党。这种表述和现任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这些就是江泽民时代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今日的中国也是在这个遗产上的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