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拙著《中华法系的过去与未来—重建中华法系刍议》的征求意见稿，在得到允许之后，寄赠国内十数所重点大学的法学院，包括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各十本、二十本不等。又通过友人及其他渠道，分送给国内法学者上百人，恳请其意见。至今有回应者仅数人，让我感激非常。后得爱思想网鼎力之助，在网上开展重建中华法系的专题讨论，时近一年，几乎成了在下一个人的独角戏，应者廖廖，四顾茫然，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我陷入深深的沉思。原想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苦西化久矣的中国法学界，对中华法系的重建或复兴应有久旱盼甘霖的渴望，会引发热烈的讨论。然而我的估计错得一塌糊涂，三百天来，非但无一人撄我之锋，向拙论发起正面挑战；亦无一人觉我论证别出心裁，而有惊异之语。这是怎么了？是因为这个论题不够宏阔？应该不是。是因为这个论题并非重要？显然不是。是因为我之所论无隙可击？更其不是。然则何也？我百思不得其解，望法学界诸君有以教我。
为了中华法系的复兴或重建，几代中国学人作了艰辛的努力；而又正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复兴或重建中华法系，适逢际会。在下对中华法系的探讨，既是对中华法系的挖掘，又是与西方法系的比勘，力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华法系的重建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遵循。拙著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肯定是大有争议的，因而不避烦琐，将拙著印刷成册，广布于中国法学界；幸得爱思想网关顾，在网上开辟专栏讨论；目的只有一个，让拙著成为众矢之的，引群英共击之，攻隙抉缺，以补一孔之见的纰漏；即使将拙著批得体无完肤，抑或可成为中华法系重建的一块铺路石。在此期间，我还向一些法学名流发起商榷、批评、吁请，也是想获得他们的宝贵意见。然而一切努力似乎都付之东流，并未激起一点浪花。
我明白，人们没有为不相干的文章贡献意见的义务，对于视中华法系为草芥的人而言，这样的议题或许不值一提。但是，那些毕生研究中华法史的宿彦，那些为复兴中华法系疾呼奔走的俊杰，为何也无动于衷呢，这些议题不正是阁下的事业吗？！于是我胡乱猜测：人们各自有“一亩三分地”，能把自己的地块经营好，也就不错了，怎有暇理会他人？人们已习惯于自说自话、自娱自乐，我不欲扰人，人亦勿扰我？学术评论不外言人之长短，言人之短，可能结怨，于我有害；言人之长，为人贴金，于我何益；莫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假如我的猜测不幸而言中，窃为可能的法学大家所不值，学术乃人类社会之公器，无不以造福人类为鹄的，学术上的开诚布公，砥砺激荡，批评与反批评，不仅是利国利民的大道，也是个人学问精进的最佳路径。何必只为门户私计呢？
苏力曾因中国法学被讥为“幼稚的法学”，深以为恥。其实，幼稚随着年岁的增长，可以成熟。怕的是成熟化为世故、自闭。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反复试验，以求正果，完全可以闭门造车。社会科学则不同，既不能模拟严格的条件，又在人性的千变万化中难得重复测试的一致，所以正果难求。法学也就处于这样的尴尬中，闭门造车肯定不行，夹杂私念社会成本会更高，这恐怕是中国法学难于出世界级成果的症结所在。反之，破除门户之见，摒弃私心杂念，让不同的理论、思想、观念碰撞、辩难、互诘，庶几可收补苴罅漏、兼收并蓄、取精用宏之效，再放之于社会实践，中国法学才会有大的进步。
回到我写这封信的初衷，主要在于征询法学界的高见，一是解我之惑，看是什么妨碍了这次讨论的进行。二是诚邀中国法学界同道，为中国法学\法律的本土化现代化，勇猛精进，共同谱写中华法系的时代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