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翻看我钟爱的爱思想网上那些点击率最高的文章，偶见常修泽先生的一个访谈，题目是“如何正确理解资本？怎样保护与激励企业家精神？”(以下的引文均见于这个访谈)有一些感想，就教于常先生。
常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多年来勇立改革开放的潮头，针砭时弊，出谋划策，想改革之所想，急改革之所急，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常先生的这个访谈，秉持其一贯之风格，主谈“资本”和“企业家”，立意很好，用心良苦，或许用力过猛，使在下有偏离本题、贻误当下的杞人之忧。
如何正确理解资本
常先生为了解除人们对资本的厌恶和恐惧，提出了他的“资本中性论”，他这样写到：“既然商品经济是一个中性的范畴，那么植根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范畴（或者说由商品经济所产生的范畴）如工资、利润、企业等，也是中性的。按照这个逻辑，资本范畴也是中性的。这就是我的‘资本中性论’（见《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1992年版，第3页）”
常先生的愿望是好的，是想洗去资本身上的血污，为资本正名。但是常先生的论证却很成问题，首先他的前提“商品经济是一个中性的范畴”就不太严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到毛泽东——都认为商品经济和阶级对立、贫富分化、私有制密不可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金科玉律，这不仅可证之以人类的文明史，也可证之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当然我们不必用经典作家来压常先生，常先生完全可以自立新说，只是我们没有见到常先生有力的论证，就说商品经济是中性的，是不是有些草率？
由于前提“商品经济是一个中性的范畴”不明朗，其结论“资本中性论”也就堪疑了。常先生不避权威，指出：“不错，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确实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注意，马克思这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不是指的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这是应该区别开的，怎么能把马克思当年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拿到今天中国的社会中来呢？资本是中性的，打个比喻，它相当于一个工具，像个‘车厢’一样，看它挂在哪个‘火车头’上。”
如果能用资本姓“社”还是姓“资”来清除资本身上的血污，那就好办了。可惜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也不时在作恶，这一点常先生似乎也有所感，他说：“有没有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当然有，这一点我也不否认。”至于说把资本比喻为“车厢”，挂在资本主义的“火车头”上，就是坏的，挂在社会主义的“火车头”上，就是好的。就更加引喻失当了。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资本及其赢利永远都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火车头，没有赢利，这个火车头就没有动力；没有资本，就等于没有火车头，市场经济还能运行吗？
回过头来谈所谓的“资本中性”问题。资本是中性的吗？如果一定要为资本定性，资本的本性就是赢利，这一点马克思早就确认了，他甚至用公式来表达：G—W—G‘，这里的G’表示货币(G)带来了一个增量—利润，这就是资本。为了这本性，资本家或企业主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马克思说的“血和肮脏的东西”是有的，从市场的供求差来谋利是有的，以经营管理的改善来赢利是有的，用创新来获取利润是有的……，所以要为资本来画像的话，它会显示出多面性，可以用迥异的词语来形容它：肮脏的、贪婪的、灵便的、进取的、创新的、革命的等，无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会显现这些面相，人类文明社会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解决这种逐利性(也包含其它的逐利性)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难题。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有很强的真理性，社会主义以此得以奠基。阶级斗争理论的娴熟运用，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剥削，贫富分化几近于无；计划经济的实施，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再发生。
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出现了新的问题。
阶级斗争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让社会主义中国的前28年几乎处于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民生疲敝，国中骚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究其原委，阶级斗争的上纲上线、除恶务尽是主要原因。阶级斗争客观存在，也是人类文明历史的主要景观，阶级斗争有你死我活的时候，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农民起义，在民不聊生的极端情况下暴发，可作阶级斗争有你死我活时候的案例。但大多时候阶级斗争是你不死我也活的共处，即在同一生产方式下或同一国家体制下，不同阶级是既对立又同一，即斗争又合作的共处。综观人类历史，彼此对立的两大阶级，如奴隶主与奴隶，领主与农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彼此消灭的；而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新的阶级对立代替旧的阶级对立，这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新的阶级消灭旧的阶级，新的阶级对立取代旧的阶级对立，如人类历史上封建制取代奴隶制，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无不如此。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当他要建立一个新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时，运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手段，可以奏效。他的困扰也在于，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他想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去消灭对立的阶级，注定是徒劳的、自毁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的确消除了剥削，贫富分化几近于无。但是，公有制的高投资低效率，非但没有实现普遍的富裕，还带来普遍贫穷的风险。公有制的低效率，是因为产权不属于任何个人。而产权私有既是“个人利得最大化”的结晶，又是“个人利得最大化”实现的物质基础。没有个人归属的产权，是很难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的，人们也不会对产权的保值增值感兴趣。所以我们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很难看到人们持续增进的生产力和创造性。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农村所有制的实质变化，中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长期解决不了“出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的生产积极性难题，但其中有两次却唤起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自一包”，帮助中国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一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兴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中国结束了粮食凭票供应的时代。这两次都没有说是改变了公有制形式，实际上却是把土地分到劳动者个人手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当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经济一飞冲天，跻身于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位置。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再发生，这曾经是资本主义望洋兴叹心生仿效的经济奇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的弊端就显现出来，计划经济的尾大不掉、运转迟缓、低质低效、物资匮乏等成为其代名词，且具有长期性、普通性，而一切试图扭转这一局面的措施往往也劳而无功，以致当时的理论界用“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来形容计划经济的内在循环。固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已经销声匿迹，可是，生产不足却又出现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可以说计划经济长期处于供给不足的危殆中，以致于科奈尔以《短缺经济学》来概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作了以上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之后，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是深刻的。但他们更多地专注于商品货币关系、私有制的否定方面，认识到它们会带来阶级对立、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而对于市场经济的肯定方面则忽略不计，未能指出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促进生产力发展、激发人们劳动积极性的最有效的方式。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将市场经济的肯定方面发挥到极至。
绕了这么一大圈，是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说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分析并不过时，常先生的“资本中性论”则可能有误导的性质，我们今天是要大量运用资本，发挥它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要防止它兴风作浪危害社会的恶劣后果。
企业家毋须理想化
或许常先生想通过企业家理想人格的塑造来实现“资本中性论”，在谈到企业家时，常先生作了一个重要的区分：“这里边要区别两个概念，并不是所有的‘企业管理者’都是‘企业家’。我反复强调，企业家‘是指那些有创新思维和创新业绩的经营管理者。’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误解，似乎以为只要是个经理，董事长，是个企业的领导人，就是个企业家，这种理解太过泛了，这俩不能‘划等号’。”
接着常先生为企业家规定了三个特质：“第一条特质，‘创新’。这是最基本的且无争议的特质定位。要认识到，企业家是‘新的体制力量、新的技术力量、新的文化力量产生出来的新人’，创新是企业家的生命。”常先生对这一特质补充道：“对于‘创新’不能把它作简单化、狭隘化理解。现在有人一提‘创新’，马上想到的好像是技术创新。固然，技术创新是创新之一，但是全面地看，对中国企业来说，创新至少包括四个：首先是制度创新（或者通俗地说体制创新）；第二，技术创新（包括工艺创新）；第三，市场创新（包括市场模式创新）；第四，管理或叫文化创新，即企业管理思想（文化）也要创新。”
这里，常先生对企业家的第一个特质规定得很全面了，是理想化的。试问，是要包括这四个方面的创新才能称之为企业家呢？还是只要具备其中的一两个方面亦可称之为企业家呢？如果是前者，这样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果是后者，只要能把企业经营下去的人都可算得上。
常先生认为“第二个特质应该是‘情操’。中国不少企业家讲究‘义利’，且‘义’字当头，这就属于情操范畴。‘有情操则有企业家，无情操则无企业家’，这是第二个特质。”为此常先生解释道：“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者（可称‘鼻祖’）亚当.斯密，最有名的著作是《国富论》（1774年出版），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但是，请注意：在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前十五年，他先写了一本书《道德情操论》（1759年），这是亚当.斯密研究人类行为伦理的著名著作，道德情操这一宝贵思想为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奠定了一个必备的哲学伦理基础。”“因为他的《国富论》基本路数是力主‘看不见的手’（即整个经济运行不是‘看得见的手’，而是依‘看不见的手’市场运作），这样的话，必须要建立一个牢靠的‘道德情操基础’。所以，他先写《道德情操论》，后写的《国富论》。完整地说，它是一种‘基于道德情操的市场经济’。”
企业家有情操固然好，但“义”当头的企业家恐怕不多，以此来要求企业家是不是太严苛了。常先生当然可以说“无情操则无企业家”，不过，如果中国经济的天空要靠有情操的企业家来支撑，或许大半个天会因为没有支撑而塌下来。至于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来为《国富论》中的自利经济人作道德背书，这也许只是常先生的一厢情愿，远非斯密的本意。
企业家的“第三个特质，‘复合经济人’。这也是我从亚当.斯密那里得到的启发。他提出‘经济人’的概念，但我觉得提‘复合型’更好。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书里提出第三个特质‘复合经济人’。”常先生如是说。“怎么个复合法？企业家办企业，当然要创造利润，‘利己’利自己的企业，投资当然有企业的物质利益追求，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不能仅仅‘利己’，还要‘利他（利于社会）’，是‘利己’与‘利他’的结合，而且达到一个‘相结合’的境界。”
常先生的“复合经济人”，是一个新提法，比“自利经济人”或“利已经济人”的提法站位更高，企业家通过“利他”来实现“利己”，是符合辩证法的，把“利己”与“利他”包容在一个统一体中，是市场经济的正道，也是市场经济伟力之所在。但是要清楚，利已是目的，利他是手段，利他只是为了利己，利己与利他的统合是被市场经济的必然性推着走的，不要寄望企业家有多高的道德情操(有这样的寄望必然要失望的)，也不要希冀这样的复合经济人或企业家能实现市场经济的自动均衡，同时还要随时警惕和防止企业家的利已性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就常先生对企业家三个特质的界定来说，其用心是良好的，尤其是“复合经济人”的提出，为企业家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可行的范式。但是总体上看，常先生对企业家的界定太理想化，带有更多的主观性，是广大的企业家无法企及的。
常先生对企业家有更高的期许，理想归理想，不足为虑。而常先生认为中国经济近几年的低迷与企业家的“预期”“信心”有关，就让人非常挂虑了。常先生在2018年出版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中，就提出了企业家的“预期”“信心”问题；现在他又说：“五年过去，我看今天依然是‘预期’、‘信心’问题，即‘预期不佳，信心不足’。而且，这两年（指2021，2022）尤为严重。”
然后，常先生分析了导致企业家“预期不佳，信心不足”的五个矛盾或原因，即：“第一个，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的尊重度不够，这是一个社会氛围问题，社会的‘现代文明度’问题。”“第二个，产权保护不到位，一些创新收益，甚至正当利益难以维护。”“第三个，对于民企、国企、外企‘一碗水没有端平’，我们常说的‘两平一同’并没有实现。”“第四个，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商关系没有理顺。”“第五个，我们缺乏一个社会的容错机制。”
这五个矛盾或原因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把它们指出来并让政府和社会予以重视，也很必要。但常先生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经济这几年的低迷是因为企业家们“预期不佳，信心不足”，而“预期不佳，信心不足”的原因又在于这五个矛盾，那么中国经济几十年的狂飚突进如何解释？是因为那五个矛盾过去不存在，是近几年冒出来的？还要因为这五个矛盾过去也存在，只是过去没那么严重，近几年变本加厉了？应该说，这五个矛盾过去也就存在，只会多不会少；近几年政府力求改善营商环境，使这五个矛盾有所缓解。因此，常先生这里所论证的，很难说明过去经济的高增长和近期经济低迷的强烈反差。或者换句话说，即使这几年的经济低迷是因为企业家“预期不佳，信心不足”，而这种“预期不佳，信心不足”的根本原因也不在这五个矛盾。何况这种“预期不佳，信心不足”的最大原因是因为经济低迷，而不是反是，尽管这种“预期不佳，信心不足”与经济低迷会互为作用，形成恶性循环，毕竟经济低迷才是根源。
诚然，常先生就和企业家谈一些个人的看法，这无可厚非，就算在下认为谈得不到位，也是见仁见智而已。我的杞人之忧是，如果把中国经济的低迷理解为企业家“期望不佳，信心不足”，进而把这种“期望不佳，信心不足”归结为所谓的五大矛盾，不仅延误了对中国当前经济最急迫的低迷问题的探讨，而且有把这一探讨引入迷途的危险。
